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体制心理的生成

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通过精心组织在北平隆重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这个大会不仅是当代文学发生的一个标志,更是内在性地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征程的一个逻辑基点｡其突出的意义之一,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绘制了一个对日后文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体制｡这个体制不仅仅指文联､作协等显性的文艺机构,也包括作家们复杂的､不可见的文学体制心理｡尤其是后者,其隐性存在的形式,往往使人们对它的关注不及对作家的组织化､国有化等现象的思考｡然而,体制心理事实上总是有意无意地作用于作家的创造思想､理念与艺术表达形式,从而潜在地书写了十七年文学独特的生态景观｡

延安文人心态:作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生成十七年文学体制心理的一种资源

十七年作家对于自己所处体制性场域自觉而鲜明的意识状态,并不是通过一次文学会议就能马上确立起来的｡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前,中国共产党持续进行了多项大是大非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诸如出现在《大众文艺丛刊》上的大量“宣判式”战斗檄文,在认识上去污存清,为一统新中国文艺家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作了有力的铺垫｡除了这些思想清理运动之外,另一个左右着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建构的潜在因素,则为来自解放区的､尤其是延安文人的心态｡时值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延安文人心态的特殊性及其丰富内蕴,已构成了第一次文代会生成十七年文学体制心理的一个重要资源｡

1.对于作家来说,延安文人心态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具有了标本化的历史意义,他们的心理转换过程,直接为当代文学体制心理的生成提供了一种示范性模式,为后来者树立了参照,提供了榜样｡

当初文人们不惜经历种种磨难奔赴延安这个理想国时,他们大都丝毫没有想到延安也会有它的规定性,自己还有一个怎样去适应延安的问题｡优厚的待遇与宽松的文化政策,使整风之前的延安文人无所顾忌地按照自己旧有的习性在新的环境下活动着｡当文艺整风运动推出之后,尽管文人的心理是丰富的､复杂的,但它基本上结束了延安文人幻想和自由的心性,思想被套上了“纪律的紧箍咒”｡①我们注意到,延安文人在这一心理转换的过程中,不乏有某些重大人物积极作出思想转变的示范在起作用｡毛泽东在谈“文艺为工农兵”问题时,就批评了自己曾经有过的“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②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在座谈会最后一天,面对会上文人仍摇摆不定的文艺观念,朱德在毛泽东作结论之前又作出立场转变的示范:“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③这些大人物的言传身教,为延安文人思想意识上的去旧迎新与心理转化,作了有力的推动｡何其芳事后就多次回忆过当时这种榜样的力量之于其内心的强烈冲击:

特别是毛主席用亲身的经验来说明感情的变化那一段话,我感到是那样亲切､那样深刻､那样感动人､那样触及人的灵魂､那样富有教育意义｡它使我第一次感到和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必须到工农兵中去向他们学习,同时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④

而朱总司令这样的革命领袖却这样赤裸裸地说他也是投降,这就一下子打破了我自己那种可羞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理,喜欢粉饰自己的心理,而认识了这样一个客观真理:是投降｡转变也好,投降也好,从好的转到投到坏的自然是耻辱,是堕落,但从坏的转到投到好的又有什么需要遮掩的呢,这正是光荣,正是向上｡而且,投降,朱总司令用的这个字眼,是何等通俗而又何等确切啊｡投降,就是完全缴械｡我们到延安,在延安工作,还不过是在政治上在组织上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罢了｡我们还要在思想上抛弃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完全缴械｡⑤

整风前的延安文人与第一次文代会时来自国统区的文人一样,情感方式和思维模式都充满了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但时值大会召开之际,思想上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延安作家事实上已经完成了从“被榜样者”到“榜样者”的角色转换,在来自国统区的作家面前,他们的心理转变模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感召力和榜样性｡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丁玲就作为一个“如何实现工农兵化”的典范而被突出加以强调｡大会首先安排了丁玲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专题发言｡她信心十足地大谈了国统区作家普遍感到头疼与焦虑的“工农兵化”问题:

那么有些什么问题存在于我们开始去和群众结合的问题上呢?就我临时想到,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做客人还是和群众一样做主人｡……

二､当先生还是当学生｡……

三､为写作还是为把工作做好｡……

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适当,解决得好,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喜恶爱憎,自自然然就起了变化｡和群众的关系也就很自然的从有距离到一体,从表面的客气到知心朋友,你就会感到你从前所爱的群众,是很抽象的,你从前所说爱他们是假话,至少是不够真实的话,因为你都不认识他们,不了解他们,如何能说真正的爱呢?这时你才感到你真真的爱上了他们,他们的一呼一吸都会震动你,你会不断的想他们,你会感到你必须多给他们一些东西,你会感到他们是你精神上的支持者,鼓励者;而这些人又不只是一个人,是这个大娘,或者是那一个大伯,而是一群人,是一个整体｡⑥

发言条理的清晰程度和对心理转变极尽细腻的描绘,是没有经历过思想洗礼的作家所不能达到的,也是没有经历过思想洗礼的作家所想听到的｡丁玲如此苦口婆心的以身示范,与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人的循循善诱与谆谆教导已相差无几｡

丁玲在大会期间还被安排接受报社记者的采访,而采访的主要内容就是“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谈起”｡丁玲在采访中更是现身说法,先笑谈了自己最初与工农兵接触的失败,“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结果又退回到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去｡”随即在大量的事例中,带有总结性地推出了她最终走向成功的经验:“要群众了解我们,就要和群众生活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历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和自我斗争｡和群众在一块你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不是单纯来搜集写作材料,更不是来做客人的｡”⑦丁玲在采访的过程中心情是舒畅的,“越说越兴奋,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而这种轻松和快乐的由来,是“因为自己思想感情上起了变化,做了一番改造,丢掉了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所以工作和生活得很愉快｡”痛苦的思想改造在被改造者那里成为获得快乐的必由之路,这必将在新的被改造者的内心产生极大的震动｡

第一次文代会之所以要选择丁玲反复作这样的言传身教,主要原因在于丁玲是一位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有着相当影响的､又是在延安顺利完成思想改造任务的大作家,通过她的思想转变,让那些对新文学有“不适”之感的作家有了思想改造的参照､信心和认识上的准备,也有了对“丁玲式快乐”的期许｡如此,在明确新中国作家思想意识必须“工农兵化”的功能上,丁玲无疑具备了一种“资源”的性质｡

第一次文代会上被作为心理转换的资源来挖掘的延安作家,还有陈学昭､草明､康濯､孔厥等多人,他们分别作了《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工人给我的启示》､《在学习的路上》､《下乡和创作》等交流性发言｡这种集体性的关于写作思想转化的阐发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延安文人心态作为新文学体制心理生成的一种资源,已被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意识形态部门所深刻领悟｡

2.对于新政权来说,由于延安文人既快速又较为整齐地实现了创作心理的转换,延安文艺整风自然被作为一次成功的思想改造运动而注入共产党的意识层面,它必将被提升为一种历史性经验,并使通过类似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文学会议来一统新政权下多元纷繁的作家思想,成为执政者的一种共识｡

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前,关于文人毛泽东面对的是一种两难的情形:一方面,深刻认识到这支“鲁(迅)总司令的文化军队”在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必须团结他们､吸收他们､使用他们;另一方面,在一个职业革命家眼里,尽管文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已被纳入延安体制之中(享受供给制),但他们在思想意识上远非那么“规矩”,他们对革命抱有不同程度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对革命所要求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步调一致､单色透明等思想准备不足或难以适应,他们自视颇高,爱发牢骚,在观念､感情､趣味和行为模式上总与工农群众有距离甚至格格不入,等等“毛病”对革命来讲又是必须祛除的｡

既要改造延安文人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性,又要让他们在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中不离开革命队伍,这无疑是一个充满难度的思想建设工程｡而毛泽东借助文艺座谈会这一独特的形式,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和抽丝剥茧的耐心,得心应手地开展并完成了这一浩大的思想工程建设｡这其中不乏有当时已经权威化､偶像化的毛泽东个人的因素发挥了作用,但同时我们无法否定,用“文艺座谈会”这样的组织形式来解决文人复杂的思想问题,实在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创举｡文艺座谈这种形式最大功能的发挥,就是军事化地组织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文艺思想交锋,在准战争的环境下开展复杂的意识形态工程建设｡那些精心组织的文学会议,既可以对思想另类者说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在形式上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关怀和爱护;同时又可以利用多数人的“正统”意见给少数人的“出格” 思想造成绝对压制的态势,甚至形成一种千夫所指､群起而攻之的“围剿”场面,从而使异己分子辨别出那些来自组织上的､所谓的“抢救”或“帮助”,事实上是对他们发出的责令改过的最后通牒;文学会议的组织方式也可以最合理､最冠冕堂皇地拥有“集体”､“群众”､“人民”等宏大概念的资源,对“个人”､“私心”等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进行合法有效地打击｡由此,我们见到的文学会议往往以“细腻的引导配之以严酷的批判”的方式进行,它软硬兼施的发力方式使作家们很少有不肯就范的｡

经历了文艺座谈会之后的延安文人在创作观念与思维模式上都达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状态｡1944年,英国记者斯坦因在延安就感觉到:“中共区域的言论自由也不和英美的言论自由一样……我在边区发现的言论自由的限制,和重庆比较起来,不是上面强迫和党政机关的秘密活动的结果｡大体上说来,他们好像是自愿的｡”⑧中国记者赵超构也发现:“在延安,形式上的检查制度是没有的,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动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评｡我知道延安人所说的‘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统一作家们对于新文学的想像,让未来新政权之下的作家对“工农兵文学方向”的体认达到延安文人的自觉状态,显然是第一次文代会的组织者所愿意看到的｡因此,尽管我们现在还难以找到资料证明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成功之直接关联,但中国共产党从清洁延安文人心理运动中获得的收益与经验,多少会在形式､途径等方面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生成作家体制心理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对于十七年文学体制心理的营造与强化

第一次文代会在许多环节上营造并强化了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心理｡

1.代表的产生办法

在一个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面前,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既往的历史符合新政权的要求,否则将有可能成为新政权革命的对象｡这为即将取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统战全国文艺工作者奠定了一个社会心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统区文艺界处在一个焦灼中裂变的时期,文艺家们纷纷根据自己的资历,揣摩共产党可能对自己采取的态度,用以决定他们在十字路口的人生选择｡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决意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对他们发出邀请时,可以理解他们当时内心的彷徨和焦虑,是如何转化为对政权的感恩与归顺的｡

早在周扬､沙可夫等人筹备第一次文代会的过程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大会有过这样大致的指示: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10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大会副主席茅盾在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时介绍了筹备组拟定的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产生办法:

(一)当然代表:五大解放区(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原)文协的理事及候补理事,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及各地分会之正式候补理监事为当然代表｡

(二)聘请代表: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得被聘为大会代表:A､解放区内省､市或行署一级以上,部队兵团一级以上的文艺团体或文艺机关的主要负责干部｡(､从事文艺工作有十年以上历史,对革命有一定劳绩者｡C､思想前进,文艺上有显著成绩者(包括民间艺人)｡

(三)聘请代表产生办法:A､由上述文协及各文艺团体或机关推荐,并经筹委会最后决定｡(､筹委会提名聘请｡(11

该办法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对代表的资格要求既松又紧｡松体现在“革命”二字上｡办法给人的感觉是,凡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关系的文艺界人士,都有资格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原本决定邀请代表共753人,大会开幕后最终增加至824人,这后增的70多人,足显大会对入场代表的宽松｡在这里又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作为文艺工作组织者､而非作为文艺创造者或实践者的文艺干部,构成了文代会代表的相当一部分｡这些并无文艺作品､但已身处新政权文艺体制之中的干部的普遍存在,在给专业化的文艺代表造成一种陌生感的同时,也让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体制对文艺的渗入是大势所趋,领悟到新政权对文艺工作者的认可不再仅仅是作品,而更是其身份或履历｡(12 这些代表因附着于体制而在文代会上表现出的轻松､愉快与幸福,深深刺激着其他代表对未来文艺体制的归属感｡二是特地给非解放区的文艺家设置了与“革命”发生关系的余地｡“思想前进,文艺上有显著成绩者”可被聘请为代表,此处“思想前进”的模糊表述显然是故意的｡“思想前进”不是指向某人过去的具体表现,而是指向其现在的态度;“思想前进”在这里基本上等于“认可新政权”､“拥护新政权”｡它向那些旧文人表达了态度:只要你愿意改过思新,愿意进入新文艺体制之中,新政权就向你敞开“家”的大门｡这对于那些自由职业者的文艺家们来说,虽然个人被组织化的新型社会秩序让他们难以适应,但在新秩序即将建立并巩固下来的特殊时刻,这些“脱节人”即使抛弃自己为之委身的专业,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必须进入体制之内,为大集体所包含｡

代表产生办法的紧也体现在“革命”二字上｡当“革命”成为产生代表的一条底线时,新政权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可以宽宏大量,而对那些被判定为“不革命的”文艺人士就 显得毫不客气了｡在这方面沈从文就是一个典型｡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作为京派大师的沈从文当时已名满天下,但对政治一贯持有距离的他由于多种因素成为了左翼文艺界清算的对象｡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其态度的《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判定为“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文人,这使得处于焦虑与恐惧之中的沈从文尽管也寻求过与共产党的沟通(13 ,但无奈“不革命”的性质已定,他被排除在第一次文代会之外的历史命运也就无从摆脱了｡同样,一直不驯于《讲话》精神､动辄“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的大哥”(14 的萧军,也被视为“不革命”之人而无缘于第一次文代会,并且在大会上被郭沫若作为“有了好环境你不努力”(15 的反面典型而被点名批判｡大会拟定有七百多位代表,在多几个不显多的情况下,沈从文､萧军等人物的缺席就有了杀鸡骇猴似的刻意之感:让这些文坛的大人物绝缘于文代会,以示“不革命”(不归顺政权)就意味着什么,可以想像这在文艺人士中会产生何等的震慑作用｡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对“革命”无多大直接贡献的民主人士巴金在会上说,“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来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16 ;为何民间旧艺人梅兰芳说,“这次在会中听到各位先生的高论,更感觉到我们所演的戏剧的内容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17

2.大会的阵容

此处的阵容不是指第一次文代会荟萃了当时多少大大小小的文人墨客,而是指代表政治与权力莅临文代会的人物的阵容｡在正式会议开幕的7月2日,“来宾有朱总司令､林伯渠､董必武､陆定一､李济深､沈钧儒,及工､农､妇､青各界代表等共三十余人｡朱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叶剑英代表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军管会及北平市人民政府,朱学范代表全国总工会,李秀真代表解放区农民团体,李德全代表全国民主妇联,钱后瑞代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及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参谋长李健代表部队向大会献旗｡”(18 一个文学艺术界会议的开幕式上,新政权的各级重要组织机构如此整齐亮相,就向全体代表发出了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文学艺术界的会议不仅仅是你们文人的事,更是国家政府的事;它不再可能是权力缺席的文艺沙龙,而恰恰是受到了权力高度关注与制约的大会｡尤其是大会进行到第五天的7月6日,不仅周恩来副主席到会作长篇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而且毛主席也“突然莅临会场,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事实上这个“突然”不可能是偶发事件)｡至此,新政权最高层的权力人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都先后出场,并一一发言｡这个豪华的权力阵容让与会者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无比重视的同时,也敦促他们对文艺的性质,对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自己所处的环境,有了新的定位与认识｡曹禺就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理:“对我一生来说,当时我感到是一个新的开端,那种感情是难以描写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那时,可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啊!新中国还没成立,党就先把全国文艺工作者请到北平聚会｡”(19 这种由权力催生的感恩戴德之情,自然促成了曹禺要“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20 的皈依体制的心理｡

大会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通过强调政治要件来强化代表们对文学政治体制化的认同感｡大会的开幕词首先是这样的文字:“我们在宣告开幕的这一瞬间,首先要向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致敬,向全 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向英勇作战不久便要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军致敬,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全体劳动英勇的工农大众致敬!”(21 这个独独不向作为大会主体的文艺家致敬的开幕词,却能让文艺代表们思索文艺元素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许多代表性､个人性的会议发言以及大会覆电等,都在开篇的首要位置表达了文代会的召开,得益于“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光辉照耀”(22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已基本上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23 ,“惟有在人民的政权之下才可能有这么个大集合”(24 ;也往往在结束讲话之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反复强调政治与权力,无非是让与会者们确认,“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25 也即,文艺工作者只有认可新政权,进入新政权规定的文艺体制之中,才有可能发展｡

3.惟此独尊的会议基调

尽管大会筹备委员会在研究,确定大会方针与任务时有这样的说明:“举行这一个空前盛大与空前团结的大会,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换我们彼此的意见,结束我们彼此的批评,砥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26 但会议实际进行的方向远非如此,对在毛泽东《讲话》影响下实践起来的解放区“工农兵文学”的绝对肯定与推崇,使前来会师的解放区作家与国统区作家失去了同等对话的平台与可能｡

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7

代表着新政权意志的周扬对未来新文艺方向如此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确认,使第一次文代会明显出现了“一边倒”的倾向:解放区的文艺成就被人为拔高,国统区的文艺成就被刻意压低｡在某种无形的力量之下,茅盾不得不在“附言”中注明,“本报告既非结论性质,则报告中所提问题自然亦欢迎文艺界的同人展开讨论”,在会上所作《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时,显得十分低调,并带有相当自我检讨的色彩｡(28 不仅如此,大会的许多环节都处处彰显工农兵文艺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在大会专题发言中,不仅对解放区各类型文艺的介绍占据了绝对数量,而且指定介绍的国统区文艺也必须是所谓的“新的”或“进步的”｡(29 会议期间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中,表现工农兵的同样占据了绝大多数｡如演出的55个戏剧节目中,表现工人的9个,表现农民的19个,表现军队的13个,表现学生的1个,表现市民的1个,暴露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的3个,旧剧9个｡(30 两个重大的文艺运动报告截然不同的话语姿态,以及在大会种种精心安排之下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气氛,都极大营造了代表们“国统区文艺不如解放区文艺”的普遍心理,它让代表们切切实实地感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无疑是走上前头去了,的确有了不少的辉煌的成就｡长久陷没在反动政权下的文艺工作者们为恶劣环境所限制,只好迂回曲折多走着冤路,或者差不多一直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我们正应该急起直追,努力地赶上前去｡”(31

第一次文代会对解放区文艺实践的惟此独尊,实际上就决定了参加大会的代表将分列为两大心理阵营｡一方是高蹈的､快乐的､轻松的､自豪的､兴奋的,另一方则是抑郁的､苦闷的､畏缩的､焦虑的､自节的｡对于“已经有了很多成绩”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来说,未来的文艺工作是一个“巩固起来,扩大开去”(32 的问题;对于“始终有其局限性”的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来说,未来的文艺工作则是一个“应该而且必须加深对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33 的问题｡他们之间相互比照的结果,是共同促成了对文学体制的皈依心理｡因为对于前者,要想继续快乐,就要继续作一个毛主席的信徒,把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东西,丢得更干净更彻底;对于后者,要想在今后的文艺界安身立命,就要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学习,规训于《讲话》,千真不假地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

4.“我们”体的话语方式

在热烈长久的掌声和响彻会场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安静下来之后,毛泽东向全体代表作了如下讲话:

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34

简短的即兴讲话一个突出之处,是毛泽东富有意味地频繁使用了“我们”和“你们”这两个词｡毛泽东在说这个话时,他显然认为“我们”与“你们”尚是两个相对的､还未融入一体的概念｡“我们”更多地指向来自解放区的新政权以及附着于该政权的体制中人,是这次会议的缔造者与组织者;“你们”则指向来自国统区的､或虽来自解放区但思想行为上仍不束于规范的体制外文艺家,是可以“我们化”也可以“敌人化”的一个群体｡“你们”这些对新政权并无多大贡献的文艺家,原本是不值得“我们”关注与爱护的,但“因为人民需要你们”,“你们对革命有好处”,所以“我们就有理由”组织这样一个会来“欢迎你们”｡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威人物的毛泽东的这番话,与此前知识分子关于共产党“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的普遍意识(35 产生呼应,它不仅使“你们”在这种反复申明背后明确了生存于新政权之下的基本要求(即跟“我们”跑,进入到“我们”的体制之中,做人民需要的､革命需要的文艺家);而且在“我们”即将成为历史主宰者的大形势下,它必然导致“你们”产生一种“我们化”的渴望与焦虑心理｡

纵观第一次文代会上数量繁多的报告､发言等会发现,此种“我们”体话语是大会的主旋律,是大会最为突出的话语方式;而第一次文代会也始终被“我们”体话语所牢牢掌控着,通过它,整合文艺家心理的会议预期目标得到了有效的兑现｡仔细考察一下“我们”体话语方式,它确有通过两大功能来生发人们某种心理的效用｡一是批判功能｡“我们”体话语的集中爆发源于《大众文艺丛刊》,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时刻为强化其对于文艺领导而设的刊物,大量使用了主语是复数的“我们”对思想异己者的“你们”进行了讨伐｡由于其时政权的更替日趋明朗,“我们”无形之中已成为一种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秩序､体制,它代表着“人民”和“真理”,它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自豪与自信的口吻､高屋建瓴与势如破竹的文字,足令处于下风的“你们”望而生畏｡曾遭受过“我们”体话语批判的萧乾事隔多年后仍惴惴地说:“我也许是个神经格外脆弱的人,每当看到论战方一方用起‘我们’时,我就觉得他身后必有千军万马,因而不期然而然地感到些盛气凌人｡……加上那么一个‘们’字,实际上就已强占了高地,就摆出了居高临下的架势,就使那个自称‘我’的显得单枪匹马､赤手空拳了｡”(36 这种话语高压下的批判功能导致的是“我们”对“你们”的威慑心理｡二是召唤功能｡由于“我们”是力量,是信念,是真理,具有不辩自明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必定是无所依傍的“你们”的精神归宿,向“我们”靠拢,是“你们”伟大､正确而又崇高的选择｡正如钱理群所分析的那样,这种话语“不仅显示着胜利者的强势与权威,而且闪现着理想､道德的光辉,对于正处于孤独､绝望之中的知识个体,自有一种吸引力,仿佛只要也加入到‘我们’中去,渺小的‘自我’就能获得强大与崇高｡”(37 散发着精神魅力的“我们”对于“你们”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附能量｡毛的上述讲话就体现了“我们”体话语的此种双重功效,它既让文艺家们感受到了新政权的热烈召唤,也让他们隐约地感受到不归于召唤(若还不“我们化”)的严重后果,从而使“你们”油然而生对“我们”的皈依心理｡

①艾思奇:《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任务》,《谷雨》一卷五期,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52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③④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74页,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何其芳:《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新华日报》1946年11月30日｡

⑥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75—177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以下出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的引文均为该版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⑦有关采访丁玲的资料,参见傅冬:《丁玲访问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25—529页｡

⑧[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2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⑨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37—138页,上海书店1992年版｡

(10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39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1《大会筹备经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27页｡

(12建国初期共产党对新作家的认可和培养就是如此,在被视为“生产文学家摇篮”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务处工作的朱靖华这样回忆当初该所招收学员的条件:“有一个叫吴长英的女学员,是农村来的童养媳,连小学程度都没有｡……她很朴实,没有作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是因为她身世较曲折,受过很多苦,算是生活丰富的｡让这样的人进来,是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把她培养成作家｡……这样的例子不少,尤其表现在重出身､重经历､重对党的忠诚,不管他是否具备作为作家所必须的条件｡”参见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第167页,山东书报出版社2003年版｡

(13沈从文在亲属的安排下曾与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党委书记陈沂作过交谈,后者在交谈后增加了对沈的了解与同情,随即给周扬写去一封信,表达了宽大处理沈的建议,但去信石沉大海,官方一直没有回音｡参见李扬:《沈从文的最后40年》,第63—6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14肖云儒､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写真》(之三),《陕西日报》1992年7月2日｡

(15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一)》,《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1期｡

(16巴金:《我是来学习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92页｡

(17梅兰芳:《我们所演的戏剧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91页｡

(18《大会纪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30页｡

(19田本相:《曹禺传》,第36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0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1950年第3期｡

(21郭沫若:《大会开幕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41页｡

(22《电毛主席致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50页｡

(23《电朱总司令暨人民解放军致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51页｡

(24叶圣陶:《祝文代大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2页｡

(2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55页｡

(26《大会筹备经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26页｡

(27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70页｡

(28如此总结国统区文艺的成绩必然遭到当时一些仍怀有理想主义的文人的反对｡报告起草小组第一次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时任起草委员会秘书的康濯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1949年6月9日报告草稿写成,胡风审阅后表示强烈不满,认定报告草稿的基调是对他的“污蔑”,他更拒绝参与文件的修改定稿工作｡参见《胡风与第一次文代会》,《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

(29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收录的15篇专题发言稿中,除1篇《舞蹈工作发言》兼及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舞蹈工作情况外,其他14篇发言稿,涉及解放区文艺情况的有11篇,而介绍国统区文艺情况的仅3篇,且这3篇的标题分别为《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和《国统区的进步美术运动》｡

(30《戏剧演出节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95页｡另可参见赖少其:《文代归来》,第10页,正风出版社1950年版｡

(31郭沫若:《向军事战线看齐!》,《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0—381页｡

(32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75页｡

(33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71页｡

(34《毛主席讲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页｡

(35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的《观察》杂志(1947年2卷2期)上,储安平发表了《中国的政局》一文,提出这一观点,后得到了梁漱溟､费孝通等知识分子的认可｡参见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第77—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36萧乾:《“我”与“我们”》,《人民日报》1986年5月12日｡

(37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第2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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