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地对世界狂想
时间：2020-09-26 07:55: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蒋仲文先生的了解很有限，但从知道他以来，有几次认识的推进。第一次是2002年，我带着作品去福建南安参加“第九届全国曹禺戏剧奖·小品小戏”大赛，那时蒋先生作为昭通文化局领导也带队去参赛，上下张罗，细心备至，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时隔两年后，昭通籍编剧廖天云老师出剧作集，翻开剧作集就看到蒋先生写的序。他写到：每次文友小聚，品茗咂文，谈天说地，将世事烦恼一吐为快“似搅动的落叶无序地漫天飞动”，然后“茶香托起思绪，清风抚弄情怀，心境便慢慢儿平复下来”直至“放松身心、淡泊名望，得失释然”，最后“带着对好友的一腔感激拱手告别时，眼前便云开雾散，抬步离去，已是足下生风，对世界人生，洋溢着热爱之情。”文人的一腔真性情全都不加掩饰地跃然纸上，令我觉得他很真实、很亲切。
第三次认识是2006云南省新剧（节）目展演，蒋先生创作的话剧《墙倒》在昆明剧院上演，我当时斗胆写了一篇小评论，觉得剧中那甘受清平、寂寞的馆长和助手，眼看传统文化日渐流逝而无可奈何的退休老教师，还有为了守住这个精神家园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京剧演员……就是蒋先生的心灵写照。他对现实的忧患、知识分子的沉痛，以及试图唤起文化救赎的责任感，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再后来就是最近，有幸拜读蒋先生洋洋洒洒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争五部曲》剧作，蒋先生那种自由、激昂、喷薄的狂想式创作又给了我一次全新的认识。
今天在云南搞戏剧是寂寞的，因为它不在热闹追捧的时尚文化中；在云南搞话剧更尤为寂寞，因为从剧团数量和群众基础，它都比地方戏曲剧种要薄弱，更加小众；而在离省城偏远的昭通搞话剧，就不仅仅是寂寞，简直是不可想象。按理说昭通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很厚重的地方，滇东北的寒风冻土孕育着人们对时代和历史的冷静思考，也磨砺了他们犀利的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下形成的昭通作家群，文风独树一帜，已经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影响，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但是，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从剧本创作到上演传播，当中需要很多部门和环节的共同合作，不像写小说、散文，作家要独立得多，所以昭通的戏剧创作与之相比就显得尤为困难，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剧作者，其中以蒋仲文先生为代表，多年来在没有剧团，没有专业演员，甚至少有观众的窘迫境遇下，还一直对话剧创作情有独钟。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往往是写得多，演得少，但这仍然没有使他们停止用戏剧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对现实的思考和表达。不仅如此，蒋先生还把这种思考和表达的范围不断拓展，去写了二战的欧洲，奥斯维辛集中营，伊拉克战场，去写希特勒、戈培尔、党卫军少校、神甫、美国军人……人们对这样大胆、惊人的气魄和自由不羁的表达，或惊诧、或疑问、或不解，因为对于我们今天的戏剧创作环境来说，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蒋先生对此没有过多解释，依然平易微笑，甚至在隆重的专家研讨会上，在一旁聆听的他也还是显得有些寂寞。我想他的《战争五部曲》大概就是这种寂寞思考和自由狂想相遇所产生的结晶吧。
大家在研讨会上探讨蒋先生《战争五部曲》的价值定位，认为蒋先生的剧作是“昭通作家群”这个文化群体的扩充和补足。作为一个戏剧编剧，我更想从戏剧创作的角度，来思考蒋先生的创作带给今天云南戏剧的有益启示。前面之所以说他的剧作“不可思议”，是因为戏剧是一门有着高度限制的艺术，这种限制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艺术本体规律的限制，就是说作为剧场艺术，戏剧要由演员当众扮演，剧作家写的剧本要能通过演员的桥梁，与观众构成一个情感情绪交流、共鸣的磁场，让观者在这种身临其境的“行动”体验中，理解、感知剧作者想传达的立意和思想。所以时空、场面、叙事节奏、语言的动作性、人物的心理逻辑、观众的欣赏心理等等，都有着剧作不同于其他文学写作的一系列技术技巧。任何一个剧作家都不能不顾及这些限制。也正因为有了这些限制，戏剧文学才被称为“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难驾驭的样式”。
第一方面的限制是每一个剧作者都要积极去了解、掌握的基本规则，但第二方面的限制就常常是编剧们无奈的。即：现实环境的限制。领导意愿、院团条件、演员阵容、专家意见等等，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立意主题等都有很多顾忌，虽然一些是不可忽视的实情，但很多时候也会造成一种干扰，限制和阻碍了艺术家独立思考和创作主体的生命表达。所以长期以来，戏剧编剧们也自觉地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选材规则，创作规则。蒋老师的自由，首先从题材上跳出了一般地方题材、地方视野。把视野撒开到全世界，聚焦到二战，烽火硝烟的欧洲；这让长期走不出对地方题材依赖的云南戏剧创作，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换个思维想：一个剧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和发言原本都是平等的，只要他有话要说，有情要表，并且能够给人们以一种正能量的传播，那他写什么题材都可以。况且戏剧塑造人，他要表达全人类共有的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复杂性的认知，将戏剧创作放到世界戏剧的总体格局里去看的时候，写希特勒、写二战、写伊拉克战争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题材视野的拓展才更能体现“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没有为某某演员量身定做，没有为某院团评奖参赛，没有为某个领导指定题材，只听凭自己内心表达的驱使，去完成一次与世界的对话。蒋仲文先生这样的创作出发点上就令大多数职业编剧汗颜了。也许这样的创作在目前注定只能成为“案头剧”，但这样的案头剧对今天已经被困住了手脚的戏剧创作来说，还是意义非凡。关于“案头剧”与“场上曲”的争论，古已有之，时至今日，仍然各执一词，各有道理。但总体来说，支持戏剧应是“场上曲”者为多，我自己也曾是此观点的认同者，认为既是“剧”，就要符合“剧”之规律，那些写了不能上演或者没能上演的，总不算完整意义上的戏剧。但那些亦步亦趋，中规中矩，处处合乎标尺，却因为没有自由想象和大胆创造的“场上曲”，被时代和观众遗忘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倒不如那些创作主题意识独立，用自由想象和大胆创造完成的剧本，可能会对规范有挑战，需要未来的舞台呈现方式有新的创造。也就是说从剧本文学上促动了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甚至理论研究等全面推进。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这样的案头剧，它的曲辞在打破音律范式，但其文采的雅致浪漫，以及自由的想象与大胆的创造力，注定它要流芳千古。所以案头剧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自由想象力和创造性。从这一点上看，蒋先生的剧本中是有这种强烈的意愿。
比如《我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就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来作为主要叙事方式，使之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故事剧，而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戏剧，构成一种强烈独白剧的风格；而《记忆·奥斯维辛》中看似是以重大现实事件扭结人物、组织场面的，但他又在紧张的危机情境中，用人物回忆、抒情的心理节奏改变了现实时空，从而获得了一种打破现实时空的自由，使一个紧张的情节剧更添了一份诗情；还有《记忆·悬浮的时空》有益去尝试一种组装、拼贴的结构，试图去拓展戏剧舞台更多元的表现手法。除了题材上的大胆、自由，在文本形式上又有着这样强烈的创新、创造意识，当然这些创新、探索还存在着一些技法上单一的问题，有些还有着明显地模仿痕迹。不过对云南戏剧面貌、风格样式单一的现状来说，其精神就是难能可贵的。并且蒋先生在剧作中的语言风格充满了信马由缰的洒脱，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要的是语言的狂欢和气韵的一以贯之。”这对我们长期习惯于躲藏在人物背后说话的编剧们，是一次对创作主体生命意识的强调和解放。对于走向现代戏剧的创作，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推动。
蒋先生的剧作之所以能有以上这样的异于常人的特征，与他写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家出身有关系，与“昭通作家群”有关系，更与昭通的文化环境有关系。就作家而言，因为寂寞，就能冷静、纯粹；因为狂想，就善于自由、创造。就文化环境来说，尊重作家创作主体，不指定题材，不干预选材和创作，尊重剧作家表达自由，鼓励探索和创新，这可以说是最良性，但又是最奢侈的土壤。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云南戏剧创作，构建创作的良性环境还将是一个长期的命题。蒋先生的《战争五部曲》目前可能还难以搬上舞台，但对于云南戏剧真正走向成熟和繁荣之路，他“寂寞地对世界狂想”的创作会成为一段不可忽视的，风景独特的旅程。
让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像蒋先生一样的探索实践者，在戏剧创作这条路上各自挥洒才华，让红土高原的戏剧园地芬芳怡人。
作者系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副教授、二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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