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复姓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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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人，姓氏，复姓，民族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101-04
继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唐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恢弘大度的包容精神，继往开来的时代旋律，在造就一个辉煌壮丽的盛世帝国的同时，也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吸纳了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了更为鲜活的生命力。反映在姓氏文化层面，表现为唐人姓氏数量进一步增多，成分更为复杂，少数民族姓氏汉化趋势更为明显，其中，唐人的复姓最能集中体现这些特色。那么唐人所使用过的复姓究竟有多少?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一、唐人复姓知多少
唐人使用过的姓氏到底有多少?其中的复姓究竟有哪些?这是一个很难做出确切统计数字的课题。这不仅因为姓氏本身复杂多样，难以考究，更主要的在于缺乏客观直接的统计对象。故历代姓氏专著所收录的姓氏数量不同，差别很大，而其中的复姓更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只能根据唐代姓氏材料和其他史料，梳理排比，做大致的统计和估算。
为了尽可能较准确地整理唐人复姓，我们对两《唐书》《资治通鉴》《元和姓纂》中记载的唐代复姓人名进行累计式统计，按同一姓氏人名出现次数的多少排序列表如下(后面)：
此表共统计到唐代复姓人名样本971个，涉及复姓110个。很显然，这个统计结果远远不能反映唐代姓氏文化中这类姓氏的全貌。一方面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空间里，史书所记载的复姓人名毕竟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姓氏本身的复杂性，统计中必然存在一些难以确定为复姓的人名事例，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统计结果的准确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林林总总、纷繁各异的复姓揭示其所隐含的文化意蕴以及所反映出的某些社会变化。
二、唐人复姓的来源及其特点
下表所罗列的唐人复姓，其来源比较繁杂，粗略考察，大体上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自三代以来已经形成的华夏族传统的姓氏，主要有：皇甫、夏侯、公孙、上官、令狐、司马、第五、欧阳、司空、西门、诸葛、相里、淳于、东方、申屠、闻人、南宫、章仇、濮阳、闻丘、綦毋、安金、东乡、叔孙、轩辕、毋丘、辟间、涂山、仲长、宗正、公乘、古成、跋野等。这部分复姓约占所有复姓的30％，累计人数约占样本总数的25.5％。
二是魏晋南北朝以来进入中原的周边少数民族的姓氏，主要有：独孤、长孙、宇文、豆卢、屈突、尉迟、慕容、贺兰、拓跋、万俟、达奚、贺拔、薛孤、库狄、斛律、纥干、伊娄、贺娄、谷那、斛斯、荔非、尔朱、夫蒙、乙弗、贺若、箝耳(钳耳)、同蹄、技也、莫折、赫连、綦连、细封、久且、可突、素和、叱利、突地、温孤、屋引、乙千、若干、别丛、把利、董悉、契苏、哥舒、仆固、舍利、朱邪(耶)、沙陀(吒)、回纥、火拔、吐突、莫贺、梯真、似和、阿布(阿卜)、思结、野诗、同罗、执失、阙啜、移力、乙支、可达、突地、茹茹、阿跌等。这部分复姓主要出自鲜卑、突厥、回纥、羌、党项等民族。这部分复姓约占所有复姓的62.6％，累计人数约占样本总数的53.6％。
三是与唐朝有着密切交往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居民的姓氏，如出自高丽的似先氏、温沙氏，百济的余扶(馀)氏、鲜于氏，以及来自天竺、中亚地区等民族的姓氏。不过，这部分复姓数量相对较少，所占复姓总数的比例很小。
首先，从以上分析看，出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姓氏构成了唐人复姓的主体。这些民族既包括汉魏以来曾经活跃在中国北方、历经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后融入华夏民族共同体中的所谓“汉化”的胡族，也包括隋唐时期不断兴起于北方、与内地交往密切的各个民族。对于前者而言，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这些民族的语言、服饰、风俗、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已完全湮没在了华夏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难有踪迹可寻，但唯其姓氏得以保留下来，成为他们追根溯源表明其种属的唯一标记。对于后者而言，这些民族也正在经历一个与汉族逐渐融合的过程，他们的姓氏成为这一时期的新姓，在丰富华夏姓氏文化的同时，又显现出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
其次，这些出自少数民族的复姓，有的来自于本民族的族名，有的来自于所在民族的部落名。对此，郑樵《通志·氏族略》在总结“得姓受氏者”时已将其纳入“代北复姓”、“关西复姓”、“诸方复姓”，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考证。不过，仔细考察其中某些复姓的形成，我们发现有的复姓还蕴涵着一些较为特殊的文化意蕴，反映着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兹仅举几例简单加以分析：
1 长孙氏，《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二上》：
长孙氏出自拓拔郁律。生二子：长日沙莫雄，次日什翼犍。什翼犍即后魏道武皇帝祖也。后魏法，七分其国人，以兄弟分统之。沙莫雄为南部大人，后改名仁，号为拓拔氏。生嵩，太尉、柱国大将军、北平宣王。道武以嵩宗室之长，改为长孙氏。
“长孙”之名因其祖为“宗室之长”而得，这一名称显然是按汉语2 3(取名，非鲜卑语义或音转而得，反映出儒家传统文化对魏初拓拔鲜卑的渗透和影响。
2 宇文氏，《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一下》：
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有葛乌兔为鲜卑君长，世袭大人，至普迪，因猎得玉玺，自以为天授也，俗谓“天子”为宇文，因号宇文氏。或云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北方。鲜卑俗呼“草”为“俟汾”，以神农有尝草之功，因自号俟汾氏，其后遂为宇文氏。
宇文氏曾是鲜卑民族中建立过诸多政权的部族，俗谓“天子”为宇文，以及与神农相联系，显然都为后世之附会。所以如此，就是为其姓氏之得披上中华神话的外衣，为消除民族隔阂、巩固其统治服务。同样，鲜卑慕容氏之得名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姓纂》卷8“慕容”姓：
高辛少子居东北夷，后徙辽西，号鲜卑，国于昌黎棘城。至涉归，为鲜卑单于，自云“摹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
3 豆卢氏，《元和姓纂》卷9“豆卢”姓：
本姓慕容，燕王魔北西平王慕容运孙北地王精之后。入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道武因赐姓豆卢氏。
“归义”本为中原汉族用来对远方归附者的表彰之词，“义”本身具有浓郁的儒家文化色彩，道武帝赐慕容为豆卢，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与此意义相近的还有贺兰氏，《元和姓纂》卷9“贺兰”姓：
代居元朔，随魏南迁河洛，魏以“忠贞”为“贺兰”，因命以氏。孝文时代人成改单姓，唯贺兰氏不改。
4 独孤氏，《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五下》：
独孤氏出自刘氏。后汉世祖生沛献王辅，辅生鳌王定，定生节王丐。丐二子：广、魔。魔，洛阳令。生穆，穆生度辽将军进伯，击匈奴，兵败被执，囚之孤山下。生尸利，单干以为谷蠡王，号独孤部。
这是一则记载早期汉姓变为胡姓的史料，与后来北魏孝文改胡姓为汉姓后，至西魏部分胡族复其本姓完全
不同。可以说这是另一个典型的“胡化汉人”的史迹，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汉魏之际部分汉族受胡族统治从而胡化的事实。
5 屈突氏，《姓篡》卷10“屈突”姓：
本居元朔，徙昌黎，孝文改为屈氏，西魏复本姓。
屈突氏因何而得，现以难以考证。孝文改姓后至西魏时包括屈突氏在内的部分原代北胡族恢复本姓，反映出民族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再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至迟在唐代，我们今天常用的复姓已基本出现。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源于汉族的复姓在古今文献中出现过1500个左右，至今使用的只有58个。其中人数较多的有欧阳、上官、诸葛、司马、夏侯、端木、司徒、淳于、澹台、轩辕、申屠、令狐、公冶、亓官、东方、司空、西门、南宫、皇甫、鲜于、颛孙、相里、第五、延陵、闻人25姓；源于古代少数民族的复姓至今留存的有19个，其中人数较多的只有尉迟、赫连、慕容、宇文、完颜、万俟、呼延7姓。在这25个源于汉族的复姓里，唐人复姓除不见端木、司徒、澹台、公冶、亓官5姓外，其他各姓均已出现，占当今常见复姓的80％；在这7个源于古代少数民族的复姓里，唐人复姓除完颜、呼延外也均已出现，占70％。这进一步说明，唐代是我国姓氏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相互融合，从而绘制出一幅中华民族大家庭精彩纷呈、绚丽夺目的姓氏图谱，为我们今天寻根问祖、追宗溯源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资料。
三、唐人复姓之“大姓”和“小姓”
在上表所统计的110个唐人复姓中，累计人数在10人以上的复姓有21个，占所有复姓的19.09％，累计总人数占所有样本人数的75.8％；累计人数在1-9人的复姓占所有复姓的80％以上，尤其是仅有1-2人的复姓，占了所有复姓的近一半。这种累计式统计的结果，能否说明人数多者即为复姓中的大姓(常见姓)，而人数少者就是小姓(稀姓)呢?显然，这样推论有失偏颇，也难以据此作出完全可信的判定。但是，鉴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和不专一性，这是我们目前从事这样的研究唯一可行的办法。它至少说明这些姓氏人数较多的家族在某一时期曾经有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因为在家族政治特色突出的中古社会里，某一家族成员在史书中出现人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家族社会影响的大小，尤其是在唐朝这样—个特别重视家世门望的时代，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里，我们仅以累计人数在30人以上的复姓家族为例，他们依次是独孤、长孙、宇文、皇甫、豆卢、欧阳、夏侯、令狐等8姓。这8姓虽只占所有复姓的0.7％，但累计总人数却占到了样本总数的55.7％。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家族中的部分人物在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使得他们的家族世系被载入史籍。尤其是这些家族中都曾经有担任宰相的人物，如独孤损(昭宗、哀帝)、长孙无忌(高祖、太宗)、宇文士及(高祖、太宗)、宇文节(高宗)、宇文融(玄宗)、皇甫铸(宪宗、穆宗)、豆卢钦望(则天、中宗)、豆卢豫(僖宗)、欧阳通(则天)、夏侯孜(宣宗、懿宗)、令狐楚(宪宗、穆宗)、令狐绚(宣宗、懿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其家族世系进行排比考述，因此统计的人数相对较多。不过，我们通过史书的确也看到了这些复姓家族“其才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盛况，显示着他们在唐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影响。
从上述8姓所列举的人物事迹来看，除长孙、宇文、皇甫三姓由于种种原因在宪宗朝后很少见其记载外，其他复姓人物在唐代各朝均有出现。特别是统计人数最多的独孤氏，几乎各朝均有，而且始终保持在统治集团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里。影响较大的如唐前期高祖朝外戚独孤怀恩，中期玄宗、德宗朝以文学见长、科举人仕的独孤及、独孤郁父子，后期昭宗朝的“宿素名德”、身居相位的独孤损等，显示着这一家族长久不衰、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家族成员在政治上的灾难亦可影响整个家族的发展，甚至导致整个家族的覆灭，这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以长孙氏为例，在所统计到的108个(男105人，女3人)人物中，90％以上的人物出现在唐前期，尤其集中在太宗、高宗、则天三朝。毫无疑问，这是一支在唐前期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的家族。其中，除了赫赫有名的两朝宰相长孙无忌和那位母仪天下、流芳千古的太宗文德长孙皇后外，仅《宰相世系表》所载80人中，有各种官职头衔者即近40人，内有担任过六部尚书者3人，担任刺史者10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长孙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以及家族的兴盛。但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随着为相三十年的长孙无忌被诬谋反，逼令自缢而死，籍没其家，株连大批宗族被杀流徙，显赫一时的长孙家族从此走向衰落，逐渐地销声匿迹，在德、宪之后史书也再难觅其踪迹。
相对而言，统计人数较少的复姓，我们很难发现其家族具有像某些“大姓”家族那样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即使是其中的某一成员在一个时期有过非凡的业绩，也仅仅如大海的一簇浪花很快消失，很少窥视到整个家族的影子。其实，这种现象也可能正是这些“小姓”人口较少难以形成家族整体优势而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另一种反映吧。在上表中统计人数只有1-2人的复姓，大多都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一些源自少数民族的“小姓”，特别是一些得姓历史不长的所谓新姓，由于后来某种原因改姓，有的很快消失了。如上表所列鲜于、阿布、阿跌、朱邪诸姓，其代表成员曾先后被赐姓李氏，其原复姓亦难见于后世史书。还有的因久为汉俗所习染或汉人意识加深自行改姓。如夫蒙氏，原本为关中渭北一带的羌姓，天宝初年的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督就出自此族。后来因灵簪得罪高仙芝被朝廷贬官任安东副大都护后，却以马灵警的姓名见于诸记载。由羌族复姓夫蒙氏改汉姓马氏，则应是取夫蒙之谐音。这些都说明了姓氏在流变过程中的复杂性。
作者简介 闫廷亮，男，1968年生，甘肃高台人，
河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古社会史、河西历史与文化的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