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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大会选举

    时间:2020-11-21 07:55: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召开于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是我们观察拨乱反正时期文坛的一个重要视角。围绕大会的筹备与召开,新时期文学艰难的转型大幕徐徐拉开,第四次文代会也由此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发生与衍变的一个逻辑基点。作为大会压轴环节的文联与各协会领导班子的选举,则更传递出党在恢复文艺事业领导权过程中丰富的历史信息,也更凸显着乍暖还寒之际文人观念以及文学力量的冲突与纠缠。因此,发掘与梳理第四次文代会的大会选举细节,则不仅是对已然“常识化”的第四次文代会的一种学术激活,也是我们对新时期之初文坛的一次有效重返。

    一、“党领导下”的选举模式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显然不是一次纯粹的文艺界盛会,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能否选举产生一个合乎政府意愿的文艺领导集体,也不仅事关未来文学的发展走向,还意味着党能否在新时期重拾文艺领导权,甚至还关涉其时国家能否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成功转型。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重整一支文藝队伍,恢复党对这支文艺队伍的领导,组织文学艺术家们踏上“四个现代化的列车”,成为新形势下国家建设的一支主力军,这或许是第四次文代会最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

    为确保大会朝着预定的方向行进,党经由中宣部、文联等部门,为第四次文代会制定了严密而详尽的实施“脚本”。“脚本”中有关“党的领导”的精神主旨,自第四次文代会筹备之时就开始书写,并贯穿于每一个会议环节之中。早在文联及各协会筹备恢复的过程中,中宣部、文化部等领导就代表党中央不时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1978年6月召开的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正式宣布文联和作协恢复工作的同时,主管部门也重申了协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及其他协会都是全国性的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专业性团体,是党在文艺战线不可或缺的助手。”a对当时一直在呼吁恢复文艺机构的与会代表而言,黄镇的讲话既是一种召唤,也未尝不是一种宣喻;既显示了党在形势依然“吃紧”的历史时刻集结文艺工作者重返岗位的决心,也表明了文联、作协等机构在当时能够得以重建的基本准则。随后,“党的领导”作为文联与各协会最根本的组织属性,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被多次强调。周扬在作大会报告时,用了整整一个部分(第三部分)的篇幅,对“文联和各协的职责”作了专门的说明。他虽再次提及文联各个协会是各类文学艺术工作者“自愿结合”的团体,但同时毋庸置疑地指出,“文联各协会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b。大会临近结束时对《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也进行了修订,第四条增加了如是明确规定:“本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c由此,“党的领导”成为大会着力彰显的一条文艺法则,并经多种表述与仪式,凝聚为文艺工作者的集体意识。

    除了文艺领导权的正面确认,大会也通过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会议方针,来确保党对大会的全局性领导。可以想象,党要在1979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召开一个思想高度统一的文艺大会,谈何容易!荒诞岁月不仅孕育了文艺工作者的极致情绪,也唤醒了他们长久消弭于集体仪式下的个人意识。“人们的心情慢慢变了,因为看出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人们用感觉神经听出了热闹的掌声后面是无边的寂寞”d。也就是说,1979年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比此前更会思考问题了,也更加有想法了。把“团结”作为大会的根本纪律和一切筹备工作的行动指南,除了防止大会被代表们剧烈的历史情绪和个人恩怨所干扰,也是党保障自身对大会各个环节实现领导的一个策略之举。为此,胡耀邦特地在大会正式开幕之前召集1900多位党员代表开会,强调没有“团结”,就“不可能搞四个现代化”;指出作为共产党员的文艺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委屈,丢到太平洋里去”;呼吁党员代表“顾大体识大局,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发挥对党的忠诚”,“开好这个会”e。党深知只有在“团结”之下,大会才有可能实施“有组织的民主”,实现选举过程中的“民主集中”,从而兑现党正在规划的文艺领导格局和文艺建设蓝图。

    对大会的全局性领导构成了第四次文代会各协会领导班子选举的重要背景,它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大会选举具备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党对大会选举的诸多环节也有不少事先的考量与安排,显现着党对选举工作的具体介入。比如,由复出后的周扬担任文联主席和茅盾担任文联名誉主席、作协主席,都是中央“事先考虑”的结果。据茅盾之子韦韬的回忆:“在主席台上,爸爸坐在邓小平的左边,当工、青、妇、解放军的代表相继祝词时,小平同志侧身对爸爸说:这次文代会将选举文联及各协会新一届的领导,考虑到您年事已高,作协主席又非您继续担任不可,我们建议让周扬同志担任文联主席,请您担任文联的名誉主席,您看是否可以?爸爸当即表示听从组织安排。”f事实上,第四次文代会开幕之前,党中央不仅基本确定了文联和作协的第一领导人选,其他文艺协会的领导人员也有了充分的酝酿。在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上,胡耀邦在讲到第四个问题时就说道:“第四,会议完了,要选举文联和各个协会的领导人。中宣部等各个部门,一起商量了一个候选名单。中央也议了一下,中央说提不出什么意见,要尊重代表的意见。”g从胡耀邦讲话中我们可以得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各协会领导人候选名单不仅已经产生,而且是由中宣部牵头负责完成此项工作;中宣部的名单也不是最终名单,还要上报中央并经中央审定批准后方可启用;虽然胡耀邦提到“要尊重代表的意见”,但事实上中宣部提出的候选名单在当时也没有一个“自下而上”征求意见的过程,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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