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灵：推动摄影博物馆成立的奔走者
时间：2021-01-19 07:52: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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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召开一场记者发布会，正式将位于台北车站前方的一栋古迹大楼，列为台湾“摄影文化中心”，以作摄影博物馆之用。至此，台湾摄影人奔走推动近20年，为建构台湾的文化与历史记忆而呼吁成立的“摄影博物馆”，有了初步结果。
今年年初，台湾相关部门拨出经费7.35亿新台币，用于展开“摄影资产抢救及建置摄影文化中心计划”，“摄影文化中心”作为此计划的主要建设任务之一，被编入其中。这个以建立全方位影像资料库、培育摄影艺术人才、提高民众影像美学素养为目的的计划，围绕着对台湾“摄影资产”的重新认识展开。计划内容还包括对损坏、正在消失中的老照片进行抢救、修复和保存，以及对摄影艺术系统化研究，等等。
多年来，台湾摄影界的努力总算有了初步结果，“摄影文化中心”预计最早在2016年开馆。担任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理事长的庄灵很清楚，这其中的过程有多么不易，以他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是如何一步步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推动政府重视摄影艺术，从而着手创立摄影博物馆的。
为推动成立摄影博物馆而积极奔走
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成立于2011年，如今有六十几名会员。2005年时，学会初具雏形，只有十来人，“最初，我们只是在摄影界的一些好友聚会上，谈到推动成立博物馆，慢慢地，我们把话题变成了行动。” 2005年，庄灵与几位友人成立“台湾摄影博物馆推动委员会”，开会的地点在台湾国际视觉艺术中心TIVAC，而TIVAC的负责人全会华，也是该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
“筹备会成员都是义务工作，做活动也都是自己出钱。”尽管筹备会的发展需要自筹经费，但在庄灵看来，成立博物馆的工作非常急迫：“台湾摄影目前面临的状况是，老摄影家的作品正在消失，他们的后代不一定会保存、重视其价值。博物馆建立后，可以把过去和未来进行统合，一方面，老摄影家的作品能得到保存，且经过整理，能够让其保值；另外，年轻摄影师可以对台湾摄影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而不是‘只跟国外赶流行’。” “我们希望有一个关于摄影的博物馆，以台湾摄影家作品为核心，发展摄影文化。”可是，无论成立摄影博物馆多么急迫，愿景多么迷人，庄灵的希望似乎只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微弱声音，“台湾很多美术馆、博物馆都有摄影收藏，有的还在增加摄影部门。但这些馆的收藏还是以绘画为主。台湾各地区的文史机关、学校等都有一些摄影收藏，但很零散。”
2012年5月，台湾文化事务最高主管机关“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改制为“文化部”，龙应台出任第一任“文化部长”。刚成立不久的“文化部”，立马听到台湾摄影界的诉求。同年5月，台湾“摄影博物馆行动联盟”成立，并于5月28日在“立法院”举行公听会，向“文化部”表达要在台湾设立摄影博物馆的诉求。
“摄影博物馆行动联盟”将分散在台湾文化各界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个联盟不仅包括了庄灵所任理事长的“博物馆文化协会”，还有中华摄影教育学会等单位。此外，台湾各大学、展览空间、策展人、摄影家等都在其列，而积极为摄影界奔走的文化界代表林怀民也在公听会现场进行呼吁。
庄灵等台湾摄影界人士的确和龙应台开过好几次会。龙应台这样跟庄灵摊牌，“如果要找地盖一个馆，除非东海挖出石油来。”她表示很认真考虑摄影界的建议，但“文化部”的经费实在有限。
正如“文化部”每年被挤压的预算一样，台湾的文化发展似乎总在政策的外围徘徊，他们对此颇为无奈，当局似乎并没有提供一个有利于摄影生态良好发展的环境。
就学校教育来讲，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大专院校至今仍未成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摄影系，学生学习摄影大多只能跑到日本或欧美各国，这使得摄影教育的基础培养根基不牢，从而使摄影史、摄影理论的研究呈薄弱态势，以至于摄影无法得到学术认同。
就市场来讲，作为一级市场的专业摄影画廊，在台湾并未形成气候，因此培育藏家的能力非常有限，没有坚实的一级市场，很难产生成熟的市场机制。而作为二级市场的拍卖会，情况更为惨淡，世界拍卖巨头苏富比、佳士得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离开台湾，转战香港。因此，政府缺位，教育缺失，学术薄弱，加上市场贫乏，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摄影博物馆，无疑需要在各方面长期斡旋。
庄灵就是这条路上的行动者之一，他曾向龙应台建言：“在没有凑到成立博物馆的经费之前，我们可以从基础的事情做起，如对台湾的摄影情况做前期调研。”之后，“文化部”正式踏出第一步。2013年年初，“国家摄影博物馆”专案评估计划出台，由庄灵任理事长的“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协会”负责。
“我们开了六、七场座谈会，找适当的人咨询，对很多专家、学者进行访谈，还赴欧洲、美国、日本等地进行考察。此外，我们跟台湾艺术大学的艺术管理和政策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大量的调研。”
这之后，“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向“文化部”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报告，按照庄灵的说法，这份报告给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依循：“大体对台湾摄影的实际状况做了意见整理，完成基础资料的建构，我们用学术方式进行分析、比较，推出一些可能的发展方向。”
接下来，龙应台为“摄影文化中心”找到落脚的大楼。新成立的“摄影文化中心”被规划由“台湾博物馆”运营，也就是说，民间摄影界在所有努力初见成绩时，他们却“被缺席”了。印证这一事实的是，摄影文化中心宣告地址的新闻发布会当天，龙应台并没有找摄影界的人出席。
对庄灵来讲，这即意外也在情理之中，“我们毕竟是民间社团，博物馆成立并不由我们来接管，我们不是专业公务人员。”
庄灵显得比较超然，他更看重结果的达成，“学会的成立也是希望能够促成博物馆的建立，现在已经八字有一撇了。博物馆成立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是否解散学会，但最后没有，因为我们希望继续保持民间的社团身份，来向政府提供建言，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忙，摄影界的人，可以朝同一个方向聚合”。
台北故宫，摄影博物馆的天然血脉
庄灵一出生，便与北京故宫的文物一起在中国大陆辗转流亡，一直到十岁，他跟着家人，随着这批文物渡海到达台湾。成长过程中，感受父辈文人大师们之间的交往，耳濡目染间所受到的文化涵养，或许成为他在年逾古稀之时，仍努力促成摄影博物馆成立的力量源泉。
“宣统出宫我入宫”，庄灵的父亲庄严，曾这样描述自己。这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副院长，自1924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一辈子都跟故宫的文物在一起。
“我父亲在大学毕业后，睡在大学的办公室里，想毕业后怎么办。我父亲很爱考古，后来受教授推荐，进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清点宫廷文物。”
1925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撤销，庄严进入故宫古物馆工作。成为第一科科长的庄严，在1933年，护送文物南迁至上海租界，后抵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故宫文物分三批往西部转移。庄严护送着一万多箱文物中的八十箱精品，奔波于武汉、长沙、桂林，最后到达贵阳，“贵阳情势也不稳，也遭到轰炸，文物的安全最重要，后来来到安顺城，城南有个石灰石的山洞，叫华严洞。将文物放在里面，当时政府派了一个连的部队镇守。”
在这样的流亡途中，庄灵于1938年出生在贵阳。1944年，文物再迁移到四川巴县前。当时，庄灵已有了记忆，他还记得跟父亲一起，把易潮的珍贵文物拿出华严洞晒太阳的场景。“我们从小就知道，那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们继续护送文物到达南京。
“在我父亲的日记上，记着1947年最后一批文物回到南京的时间，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的时间，是同一天，这中间，是十年。”
当1948年庄灵随着家人运送第一批文物到台湾的时候，他也刚好十岁。“撤离南京时，我念小学四年级。坐船出来，风浪很大，我们睡在装满文物的箱子上，船里空气不够，空间很窄，大家都吐得一塌糊涂，我母亲那时候晕得特别厉害。”
到台湾后，庄灵一家在作为文物库房的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村住了15年，直到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市外双溪落成，庄灵一家才随着文物搬到台北。
庄灵无疑是历史的见证者，“我父亲那一代人做的事情，虽然跟我现在推动摄影博物馆成立是两码事，但他希望把好东西集中收藏、管理、维护，并能够做展览、出版等的意识，无形中影响了我。”
父辈亲友，追忆一代文人的风骨
1965年，庄灵成为第一位通过考试进入台湾电视公司的摄影记者，至2002年从电视台退休，他在电视台工作了36年。相对于扛摄影机完成工作任务来讲，拿照相机时的庄灵，态度更随意，而这随意也成为他摄影的独特之处，“我并没有一定要拍什么，拍前辈和同辈我都很自然，大家都没有压力，他们的个性能够充分显示出来，若干年后，把这些照片集中起来，也成了我摄影的一个特点。”
庄灵的父亲庄严，处于台湾文化界的中心，跟张大千、台静农、郎静山等文艺界名人，都是好友，常常往来，从初中时便开始摄影的庄灵，在生活中成了这些文人往来的影像记录者。
初中时，拿到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相机，庄灵激动得好几天睡不着觉。他的早期摄影作品，围绕着家庭、北沟村的风景展开。当时，郎静山常带着作品前去拜访住在北沟村的庄严，这影响了庄灵早期的摄影。“我早期的拍摄受到郎先生的影响。他有时会带着亲手印放的作品，和父亲一起欣赏，有时候就送给我父亲了。”这位在庄灵印象中瘦瘦的，总是穿着浅灰色、藏青色长衫的“郎世伯”，也以生活中随意的样子，出现在庄灵的镜头中。
另一位出现在庄灵镜头中的大师，是张大千。庄灵随父亲到张大千家中作客吃饭时，已经在电视台工作多年。一直旅居海外的张大千，1977年定居在台北市外双溪由他亲手设计修建的“摩耶精舍”。庄灵记得1978年在张大千家随父亲赴宴时的场景，“席间我听到很多故事。张大千是四川人，说到川菜，他用四川话说道，‘你们不晓得，考究的川菜是不辣的’，这话大出我的意料，因为我小时候也在四川、贵州一带长大，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川菜不辣。”在父亲1980年过世后，庄灵也曾去看过张大千好几次。在自己精心设计的摩耶精舍并没有住多久的张大千，于1983年过世。
书法家、作家台静农，是庄严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窗，他们先后渡海到台湾，“父亲跟台静农先生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他经常到我们家来，父亲也常去他家，他住在温州街18巷，有时候我跟着父亲一起去。”
除了在生活中拍摄父辈们朋友拜会交流的生活照，庄灵的镜头还拍下那一代文人的雅趣。1963年，庄严在北沟村组织了一次“曲水流觞”，将瓷觞嵌进竹筒，放在小河上漂流，邀约友朋，坐在河边，饮酒咏诗，享受东晋王羲之偕亲朋于会稽山阴兰亭的文人趣意。庄灵的镜头也记录了1973年在故宫附近的外双溪边，他父亲再次举办曲水流觞文人集会的情景。庄灵在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文化滋养中成长，正如他所说，父亲庄严成为他和三兄弟最初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庄灵的三位哥哥日后也都奔走在文化艺术界。曾考入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而后成为著名画家的庄喆，影响庄灵接触现代艺术观念，并将其运用在摄影中。
1971年，庄灵与台湾摄影界早期尝试当代摄影的朋友们，成立了“V10视觉艺术群”，虽然这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开会也常常人员到不齐，却带动了台湾当代摄影的潮流。
即便在1960年代接受现代艺术思潮影响，庄灵的作品却并不强烈或反叛，依旧平和、安静，如他在父辈们的生活交往中所拍下的那一幅幅自然呈现的照片，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们追忆那一代文人的风骨时，可以在庄灵的影像中，找到些许抚慰。
站在庄灵位于淡水树梅坑家的阳台上，举目四望，皆为植物环绕，可远眺观音山，俯瞰淡水河，夕阳落下时，喝一杯清茶，可细啜暮色雾霭的每一刻变化。同为摄影家的好友阮义忠，也因为这极好的景致，将房子买到庄灵家隔壁。
在阮义忠眼里，庄灵是君子，愿意做很多无关创作的行政杂事。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代文人的见证者，也使他成为台湾摄影博物馆成立的积极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