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原创之路
时间：2021-02-05 07:53: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综述2006～2015年期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领域的原创性代表性成果，可以发现：一是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议题在呈多元化的同时更加聚焦中国本土，其中网络舆论是最重要的议题群；二是研究的路径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跨学科，这是由于中国的网络传播之于中国社会、经济、法制、伦理、文化等的嵌入之深已经常态化了，任何一个学科路径都无法完整地解读网络传播的相关现象；三是具体的研究在方法上仍然存在问题，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研究者相对于其他研究者甚至是其研究对象的孤立等。最后总结得出，正是从网络传播研究开始，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真正走上了原创的道路。
【关键词】网络传播；研究综述；中国原创性研究
中国接入互联网迄今已超过20年。如果说前一个10年是互联网技术与产业在中国起步的10年，那么后一个10年则是网络影响信息传播、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发展的10年，相关的解释性研究及理论性探索也应运而生。1999年彭祝斌的《知识经济对新闻宣传的六大挑战》[1]和李梁的《论网络传播中的文化现象》[2]可能是中国最早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至今，我国共有1589篇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的论文公开发表，①而在整个网络传播领域内共有12754篇论文发表，数量之庞大可能是新闻传播领域绝无仅有的，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也是不多见的。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的10年为考察范围，解读每一个年份中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或主题）的代表性文章，将这些文章节点串联起来以期大致描绘10年间中国网络传播原创性研究的发展轨迹。②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传播的研究固然不是按年度来划分的，诸多议题的研究呈连贯或不连贯的持续性，在本文中笔者仅是为了梳理与表述便利，按年份来叙述当年新出现的或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2006年：网络传播的标准定义、网络舆论、自媒体、媒介融合
2006年，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满12年，网络传播也已成为常见的现象和约定俗成的说法，然而对什么是网络传播仍缺乏标准的定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种基本定义的缺失将阻碍信息传播的有序发展。首先破冰的是法学研究者王迁，他撰写的《论“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及其侵权认定》一文提出，网络传播行为指的是将作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联网服务器或计算机中的交互式传播行为（包括用户“共享”作品的行为），不包括对第三方网站中作品设置链接等辅助传播行为。[3]这篇论文被以不同程度的支持或批判地引用180余次，为后来针对网络传播行为的定义式研究提供了讨论的基础。
网络舆论是2006年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年前后，中国集中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宝马车撞人案件”“妞妞事件”等几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互联网“一夜之间”成为舆论形成与发展的新场域，推动甚至影响事件的发展和解决。针对这一新现象，诸多研究者展开了探索。其中，蒋乐进提出，网络舆论是在网络普及、上网者有充分自主话语权及拥有共同关注话题事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公众的意见和网络传播媒介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传统媒体适当介入的结果。[4]谢海光、陈中润从公共管理研究的路径提出，互联网内容及舆情的核心元素包括热点、焦点、重点、敏点、频点、拐点、难点、疑点、黏点、散点十个点，其中热点是最基本的判断依据。他们还同时指出了2006年前后网络舆情研究过分依赖统计工具的问题——用数理统计软件化来代替舆情分析判据的科学性、用经典概率理论简单图示化来代替舆情分析判据的复杂性。[5]这种貌似科学而难以实用的研究偏向直到10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并阻碍着我们真正认知互联网舆情的深度复杂性。
自媒体这一新概念出现后，邓新民发表《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一文，提出：自媒体的核心在于普通市民自主提供与分享信息，而目前发展迅速应用日广的新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媒体的特征，从而可能成为新的应用广泛的重要信息传播渠道。他同时提出，由于自媒体的进入门槛低且具有自主性越来越强、发展越来越快、应用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等特点，因此针对自媒体及以自媒体为特征的新的媒体的管理也越来越难，应当引起重视。[6]
尤其重要的是，2006年蔡雯首度向国内引介了发源于美国的“媒介融合”概念。她介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发展的推动下，媒介融合正在成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界的新课题；所谓融合是传媒组织经营上的联合与介质上的汇聚，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我国应该引起注意并做好准备，尽早打破行业和区域划分的壁垒、迎接媒介融合。[7]蔡雯后来又撰写多篇文章③探讨媒介融合的内容及意义，包括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的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教育的变革等。2009年，蔡雯论断，融合是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媒体的格局正在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无论是受到挑战的传统媒体还是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都在试图通过与其他媒体的合作或联姻（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赢得竞争。媒体融合已经成为这场变革的主旋律！”[8]
二、2007年：网络群体行为、危机信息管理
在肯定互联网为信息传播及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正向作用的同时，一些学者从网络传播的机制入手对其负面效应做出了思考并提出预警。例如，彭虹等人提出网络传播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9]；又如，崔建国认为，网络传播使得个人的作用被放大、网络社区被认同、传播成本被降低，因此人群之间因数字鸿沟的加深而进一步分化，信息失真和扭曲更为常见，网络暴力倾向呈蔓延趋势。[10]
网络群体行为则集中体现了网络传播的这些特征和潜能，相关研究也进入议程。周湘艳将网络群体行为定义为“数量众多的网民在非预期的特定阶段为达到共同诉求而通过网络集中参与社会事件”。她提出，网络群体具有情绪化、行为规模效应及因匿名而造成的个体心理变化等特征。她认为，网络群体行为暴露了虚拟与现实之间交错的权利与法治的真空地带，正在挑战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