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新生代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分析
时间：2021-02-13 07:52: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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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华裔学生到中国留学，并在毕业后回国发展，并将与中国建立的联系迁移到自己所在的国家，从而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海外华人世界的未来属于华裔新生代群体，华裔新生代是否能成为我国公共外交主体关系着我国公共外交在未来的实践成果。
本研究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基础，选取南方某高校在校的6位华裔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考察华裔新生代对身份、祖辈、中国、当地社会等的认识与定义，以发掘华裔新生代成为公共外交主体的可能性因素和障碍性因素。这6位华裔学生均在1990年左右出生，有2人为第二代华裔，其余均为第三代华裔。通过访谈，我们发现了华裔新生代的以下特点。
一、华裔新生代的时代特点
1、华裔新生代身份认同的血缘依据
华裔新生代的身份认同最直接依据来自于家庭成员，自己的祖辈和亲戚均为华人让华裔新生代十分确定自己的华裔身份。虽然一些国家因历史和现实的影响，华裔新生代未能接触华文，但这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份认同。
2、华裔新生代身份认同的教育与传播依据
华裔新生代对身份的确认也来自于家人和周边人。首先，华人家庭的教育传播内容和方式具有浓重的中国色彩，重视华人身份和华人规范，这让华裔学生通过感知和解读长辈的教育内容，确定了自己的华裔身份。另外，来自自己亲人或其他文化圈中的人，对华人身份和其附着在华裔身份之下的语言和行为规范的重述，让华裔新生代确认自己的华裔身份和华裔言行规范，这种感知被固化和践行，并伴随其一生。
3、文化认同：向往中国文化
华裔新生代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来自于长辈对中国文化的尊崇，节庆中表现出的浓郁中华文化氛围，而周围环境的歧视又增强了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三种因素综合作用，提升了华裔新生代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情。
4、自强不息：一个依然葆有但有可能褪色的精神
访谈中，华裔新生代不加思考地用“自强不息”来概括自身的特点，这源于华裔新生代在异域他乡，需要克服许多文化上的障碍，这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他们经过努力，最终慢慢适应了异域生活，回顾先前的经历，华裔新生代将自强不息标记为自我最大特点。但是随着华裔代次的增加，对于中国文化学习的减少，对当地文化社会的适应成本的降低，缺乏跨文化适应和奋斗经历的华裔新生代身上表现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正在减弱。
5、走出“唐人街”：华裔新生代视野广阔化
传统上，国外华人聚居生活而形成的唐人街是华人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华裔新生代的祖辈便是如此，他们在唐人街操着家乡方言生活、工作、社交、娱乐，这使得华人华侨与当地人的交往并非必需，与当地人接触的意愿并不强烈。而随着华裔新生代被送进当地的学校，通过现代媒介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接受到的教育和接触到的当地人，让他们逐渐意识到与当地人交往的必要。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们需要与当地社会勾连起密集的传播网络，以实现在身份认同、华人社区生活和当地社群圈子之间的平衡。而华裔新生代也在实际上取得了这些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与能力，相较于其祖辈，他们眼光更长远、视野更开阔。
6、包容的择偶观
华裔新生代在择偶上并不必然要求另一半是华裔，甚至不想结婚，许多华裔学生表达了在婚恋上的选择自由权：不结婚，可以不是华裔，父母不能干涉。这些华裔留学生自己能够感知和理解祖辈想要自己找一个华裔组建家庭的愿望，他们并没有将祖辈的想法复制，而是认为另一半的血统不重要，与祖辈的“早婚”、“找华裔”相区别，显示出华裔新生代心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而“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但是这些价值理念在华裔新生代身上的影响力在下降，传统价值观念在华裔新生代群体中影响力的变迁，正显示出华裔新生代区别于祖辈的特点。
7、自我认识清晰、行为务实
走出唐人街是为了寻求发展机会，与当地人的接触也体现出务实的特点，这是建立在华裔新生代能够清晰认识自己的不足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在与中国学生的比较中，华裔新生代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在语言上的优势，在行动上也更加追求实际效果，自我认知的清晰和行为的务实成为华裔新生代的重要特点。
8、当地文化特点与濡化策略的选择
学者Berry（1980）根据对是否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身份和是否愿意参与到东道国社会活动中与其他群体发生关系两个问题的回答，将濡化（acculturation）分为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四种①。虽然华裔新生代自小生活在东道国，但是因为华人聚居、与外界联系较少和华人身份的问题，华裔新生代仍旧需要进行跨文化适应，而且其适应策略的选择与当地环境密不可分。如在泰华裔因泰国文化的包容而对泰国文化推崇，在文化上也选择了整合策略，能够融合到泰国文化中，同时保持自己的华裔文化特征，而在印尼的华裔则可能更倾向于华人身份。
二、讨论：可能性与必要性
华裔新生代的时代特点及与中国的联系，使得华裔新生代作为公共外交主体兼具现实可能性与培养的必要性，而且必要性将随着时间的延伸而不断增大。
1、华裔新生代承载公共外交职能具有现实可能性
华裔新生代具备跨文化传播者的基本素养，可以成为侨务公共外交的主体。
（1）传播意愿：稳定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华裔新生代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根基所在。华裔新生代对于自己的华裔身份确信不疑，这为其进行公共外交提供了理论基础。华裔新生代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浓重的中国情结，成为其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现实基础。华裔新生代接受了传统中国教育，尊崇爱国爱家的价值理念，在传播意愿上，具备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可能性。
（2）现实传播能力：自强不息、心态包容、视野开阔、自我认知准确。华裔新生代依旧保有祖辈创业时期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但是他们具有更加广阔的跨文化经历，心态更加包容，视野更加开放，在对自己的了解和对自己未来的展望上，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准确的自我认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华裔新生代取得事业成功、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因素，他们既了解所在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现实，留学中国的经历以及相伴随的广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不仅让华裔新生代在传播内容上更有说服力，在讲述真实中国的时候，更具备客观和全面介绍中国的可能性，而包容的心态会让华裔新生代包容受众偏见和误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处理负面的反馈信息，实现有效传播。华裔新生代走出了唐人街，与当地人的接触和交流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亲密，这是公共外交与中国形象传播的重要资源，应该被发掘和利用。在现实传播能力上，华裔新生代具备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可能性。
（3）潜在传播能力：华裔新生代的潜在影响力。海外华人的经济②、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不容低估③。多数华裔留学生在华完成学业后会回国发展，继承祖辈们的影响力，再加上华裔新生代所具备的艰苦奋斗、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事业，成为他国的“精英人物”。华裔新生代的潜在影响力应该得到公共外交研究与实践领域的重视。
2、华裔新生代作为公共外交主体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1）华裔代次的增加。随着久居国外时间增加，老华裔逐渐远去，华裔新生代无法经历老华裔所经历的事情，难以透彻理解他们的中国情结，而在与所在地文化的长期接触中，文化被逐渐地接受、理解与习得，文化适应的策略转向同化。华裔代次的增加和为当地文化渐趋同化的事实都可能导致华裔新生代认同感降低，这直接影响着华裔新生代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传播意愿。另一方面，随着华裔新生代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越来越优越，再难有艰难的环境激发他们的奋斗精神，随着濡化的深入，跨文化适应成本的降低，自强不息的精神可能会褪色，而且这种情形在访谈中业已发现，这些变化影响着华裔新生代的潜在传播影响力。
（2）当地文化的影响和濡化策略的选择。华裔新生代虽然从小出生在国外，但是因为家庭教育和华人聚居文化的影响，华裔新生代仍旧需要对当地社会进行跨文化适应，而当地文化的包容性影响着华裔在当地的生活及文化适应，进而影响着华裔学生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华裔在一个文化包容性很强的国家生活，如泰国，会对这种包容欣赏有加。如果当地文化的包容性强、吸引力大，那么随着代次的增加、文化适应的深入，华裔对于当地文化的认同感上升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下降会同步发生，便如泰国华人一样“彻底同化进当地社会。”④
（3）全球化影响文化认同。全球化是一个新近出现的概念，学者单波认为此概念表达出时空压缩与人类关系结构和范围改变、文化同质化、价值观聚合等意义⑤。全球化越深入，跨文化交流就越密切，跨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既是多文化的相互作用，也是个别文化与以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为体现全球化取向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而前全球化时期业已形成民族文化的惯性，这与全球化自然对立。而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制约了不同文化自我防卫机制的发挥，民族文化容易丧失自我保卫机制，沦落为弱势的一方⑥。强势文化的推进和传统文化的式微意味着华裔新生代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认同感的下降，进而在文化全球化强势推进的狂欢中丧失精神家园。
华裔新生代成为公共外交主体，承载公共外交职能具有现实可能性，但这个过程并非自然而然。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如何避免华裔新生代为文化全球化所过分同化，保存海外中华文化，不仅是对海外华夏儿女文化认同感的挽救，也是华裔新生代能否承担公共外交职能、有影响力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关键所在。因此，对华裔新生代进行公共外交素养教育显得尤为必要。
三、结论：传播意愿和传播能力的综合
华裔新生代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是华裔新生代作为公共外交主体的基础所在，其自强不息、视野开阔、心态包容、自我认知清晰的特征使得华裔新生代具备跨文化传播者的显性传播能力，另外，华裔新生代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潜在影响力，这些能力的挖掘及为公共外交职能服务，将成为华裔新生代传播中国的潜在传播能力。另外，随着代次的增加、当地文化包容性、跨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及全球化的影响，华裔新生代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存在障碍性因素，这就需要针对华裔新生代群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素养教育。具体情形如结论图所示：
我们将影响华裔新生代承担公共外交职能的因素称为噪音，如全球化影响、濡化策略等。如图所示，华裔新生代成为公共外交主体的传播意愿是认同基础，而传播能力则包括显能力和潜能力两部分，但不管传播意愿还是传播能力都受噪音的影响而削减，所以最终能否成为公共外交主体，则需要视三种作用力的综合作用，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华裔新生代的公共外交主体地位=传播意愿+传播能力-噪音
华裔新生代具备成为公共外交主体的可能，但他们传播中国的效果如何是公共外交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系作者主持的广东省政协理论研究会立项课题“华裔新生代时代特点与公共外交职能承载研究”[编号：2012-ZX-016]的成果。）
「注释」
①Berry， J. W. （1980）.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A. Padilla（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some new findings （pp. 9–2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②单纯：《海外华人经济研究》，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③茅根红：《海外华侨华人世界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22-26页。
④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一一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⑤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⑥详见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8-32页。
责编：吴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