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后期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民主同盟，宪政，联合政府，调解国共矛盾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99-04

中国民主同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三党三派”组成的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联合体，成立于1941年3月，原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2同盟”，简称“民盟”。该党派不仅组织较为完备、纲领较为明确，其号召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中间党派，是一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在抗日战争后期与中共积极配合，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特有的作用。但史学界对此论述甚少，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评述。

一、积极推进宪政运动

宪政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瞩目的大事。实行宪政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日益加剧，这令多年来一直渴求民主的中间党派极为不满，在1939年召开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围绕宪政问题，各中间党派提出了六项提案，从而拉开了抗日民主宪政运动的序幕。此后，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对时局主张纲领》中明确提出，“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根据纲领的基本精神，在1941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蒋介石不准将提案提付大会讨论。政团同盟虽然在这次斗争中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但却公开了自己的组织，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从此，政团同盟便以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的身份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仍然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在全国极力推行“全民党化”“全党特务化”的方针。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财产和人身安全毫无保障。这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恨。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各界人士要求实行宪政的呼声也屡见报端。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再次打起“宪政”旗号。1943年9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迫许诺，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一度低落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统区又掀起高潮。

1943年9月18日，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著述，一方面提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另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从速准备实施宪政”。这些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间阶层对宪政运动的看法和要求，对正在掀起的民主宪政运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国民党把它列为禁书，但仍被印成不同版本的小册子广为传播，自“发行以来，风行一时，对各方的影响甚大”。在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期间，张澜还致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一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共同尽力于国事”，“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并当面斥责蒋介石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要求蒋介石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与民。张澜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大无畏斗争精神，给各阶层人士以极大的鼓舞，促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毅然投入到民主宪政运动的洪流中，推进了民主宪政运动的进程。

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政团同盟领导人还积极创办刊物，组织宪政实施协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宪政座谈会，以扩大民主宪政的宣传和影响。他们创办的刊物主要有：《宪政》《民宪》《中华论坛》《自由论坛》《华西晚报》《秦风日报》《民主周刊》等。这些刊物的主旨是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宣传民主宪政，在国统区形成了相当大的社会舆论，成为政团同盟在各地的喉舌。特别是《宪政》月刊，自1944年元旦问世后，轰动了大后方，三天内便销售一空，成为国统区最有影响的宣传民主宪政的讲坛。《宪政》杂志社还每月组织一次宪政座谈会，坚持长达二年之久，参加座谈会的有重庆实业界、教育界、银行界、工商界以及各党派的人士，座谈会的规模从几十人、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参加，斗争形式也由座谈、讲演发展到示威游行，使宪政运动成为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巨潮。1944年2月13日，张澜、邵从恩、李璜等在成都发起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以促进宪政、倡导民权、实现民主、研究宪章为宗旨，并多次举行座谈会，就如何推进宪政运动、制定宪法、保障人权等问题进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要求国民党采取实际行动，保障人民权利，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同年5月，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认为“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公开提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而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必须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项基本的自由”。5月29日，黄炎培在复旦大学宪政研究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演讲，公开呼吁全国人民要努力争取民主，要“造成一个大的运动”，“要为民主拼命”，以求民主政治的早日实现。他们的行动和呼声，既表达了各界人士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不满，也表达了他们对宪政的迫切要求。到1944年春夏之交，已在各地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

为了进一步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共对宪政运动的意见，提出了实施宪政最重要的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并重申了中共关于修改国大组织法和选举法、国大代表重选的主张。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演讲，不仅指明了宪政运动的方向，而且与以政团同盟为首的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宪政，反对一党独裁的呼声混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立即发表《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明确提出了“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主张将中国建成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可见，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倡导推进民主宪政运动，其主张也代表了各中间党派的要求。民主宪政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由于民盟人士的积极活动和不懈努力，不仅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扩大了自己在群众

中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缺少的民主力量，也为战后开展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推进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二、积极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建立各党派联合的政权，是抗战后期各党派的共同主张和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随着宪政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的加深，宪政运动便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1944年9月15日，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1944年9月24日，各民主党派领袖、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500余人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集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激昂的演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于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时间将不等人，我们将来要民主，而目前为了挽救危亡，尤其需要民主!”章伯钧慷慨陈词：“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权”。黄炎培、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也都发表了演讲，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集会从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多。他们“激动的慷慨的演说，如雷的掌声，几乎要把全场都爆裂了”。9月底，张澜、李璜、邵从恩、常乃德等人又在成都对记者发表谈话，一致认为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的需要看，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必需”。

10月10日，民盟中央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再次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为此，还提出十项具体要求。民盟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集中代表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同一天，在昆明举行的双十节群众大会上，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等人发表演说，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同时，民盟所属的救国会派、职教社派、乡建派还分别单独发表主张和声明，希望早日成立举国一致的统一政府，改革政治，挽救危局。民盟以及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的呼声和活动将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一个以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

正当各党派强烈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于1945年3月1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讲，公开抵制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关于召开各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声言“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并宣布“预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国父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蒋介石的演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满和各党派的谴责。3月10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反对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主张国内团结问题，必由政府召集一各党派之领袖会议以求解决”。呼吁“国民大会开会之日，应即为国民党党权暂告结束之时”。3月12日，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等与昆明文化界300余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指斥蒋介石年内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的允诺，提出“政府应立即邀约全国各在野党”以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共同举行国是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7月18日，民盟领导人章伯钧发表《主张停开国大，立即召开政治会议》的谈话，呼吁各方主张民主统一的贤达，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要求政府当局变更原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成议，“另商临时过渡办法”。希望国民党当局“顺适世界民主趋势，容受人民的要求，以壮士断腕之决心，作悬崖勒马之毅行，实施民主改革，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就连民盟右翼领导人左舜生也提出了《请先实现民主措施从缓召集国民大会以保团结统一而利抗战建国案》。7月28日，民盟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从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政治性会议，“务使最短期内，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以餍民望!以利国家!”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派、无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建议，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士“以坚决的态度，为此共同主张作一致的奋斗”。

由上述可知，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中，民盟坚决站在中共一边，旗帜鲜明地配合、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其政治目标也融入到中共争取民主斗争的纲领之中，成为与中共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中共鲜明的原则立场也支持了民盟以及各党派的斗争，提高了民盟的政治地位，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教育了中间人士，争取了中间派，使中间派对蒋介石集团幻想的成分越来越少，要求变革的趋向越来越强烈，为抗战胜利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以及政协决议的达成奠定了基础。

三、调解国共矛盾

调解国共矛盾、沟通国共歧见、平息内争是民盟在抗日战争后期作出的特殊贡献，也是其他任何党派无法替代的。过去的一些史学论著对此或是避而不谈，或是只批评他们如何被蒋介石集团拉拢利用，这仅仅是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在调解国共矛盾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际国内反响强烈，中共决心改变以前的让步态度，“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以尖锐对立求暂时缓和”。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一面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一面把调解国共矛盾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不辞劳苦，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尽力斡旋，力图打破国共之间的僵局，从此便拉开了调解国共争端的序幕。由于中共的顾全大局和政团同盟的努力调解，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

自1944年9月以来，中共与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待全部国土获得解放后，由民主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进行民主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正式政府。为了使这一愿望能够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国民党一意孤行，不仅拒绝了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还于1945年在国民党“六大”上擅自决定于本年

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商谈由此中断。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声明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并坚决反对国民党“六大”决定的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引起了民主党派与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忧虑。为了协调国共关系，坚持团结抗战，促成党派会议召开和联合政府建立。1945年6月2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通联合民主人士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七位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同一天，他们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唯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敬佩。”“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成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月26日，黄炎培等七参政员对团结问题议定了三条意见：“(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次日面陈蒋介石，蒋表示无成见，可以商谈。于是七参政员决定立即飞赴延安，与中共进行商谈。7月1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参政员(王云五因身体欠佳未去延安)不顾盛暑长途的劳累，亲访延安，为国共两党牵线搭桥。在延安期间，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经过反复磋商会谈，达成《延安会谈纪要》。《纪要》除双方达成共识的“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两点内容外，还陈述了中共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具体建议。7月5日，《纪要》由六参政员带回面交蒋介石，以便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沟通，达成意见之统一。《纪要》包含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共同主张，它无疑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这些主张和建议虽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却起到了沟通国共歧见的作用，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体现了民盟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化解两党矛盾、平息内争、要求民主改革的真诚愿望和良苦用心。

总之，中国民主同盟遵循“贯彻抗日主张”与“实践民主精神”两大原则，与中共密切合作，成为中共的诤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由于民盟自身的局限性，所主张的民主政治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这反映了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不了解国家的阶级本质，尤其是不了解蒋介石统治下国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共两党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