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畦先生及其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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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从古至今人才辈出，单是书法艺术界的张大千、公孙长子、余燮阳就名扬海内，为世瞩目。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好几位在书法艺术上造诣颇深者不为世人知晓，学者型书法家韩文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位。韩文畦先生的书法苍劲老辣，厚重沉雄，高古深邃，为一般善书者望尘莫及。究其根本，是韩先生的渊博学识和高尚的品格所致。
一
韩文畦，字孟钧，1895年生于资中，4岁迁内江。其父韩仲勤为中医，膝下有兄妹4人，其为长，幼年体弱多病。
1910年，韩文畦先生就学于内江蚕桑讲习所，与廖划平、李促权、钟白勋结为兄弟，崇尚康梁，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信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1913年，18岁的韩文畦先生考入四川法政学校，专攻法律。五四运动中，他与廖划平等人一道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参与抵制日货。19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与著名的张澜先生交谈，深得赏识，名声大噪。第二年他升任南充嘉陵道尹公署教育科长，进行了改革教育的尝试。1923年，韩文畦先生任西充县长，廉洁奉公，改革陋规，引起保守势力反对。1924年，韩文畦先生辞喻培棣师部秘书职，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师研习唯识学，与大学者蒙文通先生同窗。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李远容等三名学生被害。当时任该校国文教员的韩文畦先生在追悼会上说：“大家要记着，要永远记着，杀死李远容他们的人是谁？……”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韩文畦先生选择了以“唯识”的教义和苦行僧式的砥志励行来救度群生的道路，自号文畦居士，脱离刚参加两年的国民党。
1929年，韩文畦先生任24军科长，深得刘文辉尊重。1939年，他任西康省府委员、省教育厅厅长，清廉自守，创始阳师范和雅安工业职业学校。1943年，他任西康省通志馆长，与张贻荪、蒙文通、任乃强完成《西康省通志》13篇。
1939年，韩文畦先生与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人互有往来。194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成都分部委，组委主任、代市盟部主任委员，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并掩护、安置、接济受迫害的盟员多人。1949年，他为刘文辉起草了“起义宣言”。
新中国成立后，韩文畦先生历任川西行署农林厅副厅长、绵阳专署副专员、四川省政协常委、民盟四川省委常委等职。对于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但同时也信仰佛教。从理论上说是矛盾的，该怎么办？我也说不清!”
1957年，韩文畦先生成为四川的大右派，他子女也登报与他划清界线，生活来源断绝。他虽身处逆境，仍然相信人民，以国家利益为重。十年动乱期间，他积数十年收藏的图书碑帖二万余册和数千张拓片竟毁于一旦，自己也身陷囹圄数年，但他对“四人帮”不屈不挠，铁骨铮铮，并从佛教的“三因说”中寻求精神支柱。
1979年，韩文畦先生获平反，1980年被安排为省参事室参事，1982年恢复省政协常委职。1983年韩文畦先生因患脑梗塞病在成都逝世。
在动乱的年代，韩文畦先生常常面临断炊的威胁。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与一姓徐老先生经将军衙门到人民公园看川剧。当他们经横道线过街时，韩文畦先生不幸被一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撞倒在地，当即股骨颈骨折。肇事者被群众挡住，韩文畦先生却坐在地上笑呵呵地对肇事者说：“骑车不要莽撞，摔着自己多不好。”事后他说如果把人扣下，那么就会两人讨麻烦，这麻烦我一人承担就是。当时，他生活都成问题，根本无医药费，家人都埋怨他，他却以理开导。著名武术家杨华炯先生非常佩服韩先生，听到出事的消息就主动上门义务治病。但由于韩先生年事太高，恢复可能性小，一直到逝世，韩先生都未能站立起来。韩师母也因此又急又累，拖垮了身体，先离韩先生而西去。
韩文畦先生逝世后，《四川日报》发出讣告，高度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一生严于律己，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俭朴”。
二
韩文畦先生一生勤于治学，每日手不释卷，经、史、子集广搜博览，特别对佛学有精深研究。韩先生认为：佛学到中国则变为中国佛学，因为到中国后就无系统，非印度之样，变为中国的派别。有些人(指胡适等)是否懂了呢？没有，因为他是抱了成见的，甚至许多地方根本未读懂。学问有成见是不行的，学问贵诚，否则无法得到。学问不能由知识到知识，要信念，不能靠思辩，通过信仰才能理解。“诸形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这四句话贯穿多种佛学经典，是佛的宗旨，前三句都可以解释的，后一句则是正面的东西，是佛的境界。前三句是此岸，后一句是彼岸。知识一般是常识，常识能进到学识，而学识是超过一般的常识。佛学讲真实，常识就是真实，学识本身是无穷的，都是世间知识。必定要像佛一样的知识，则净智，才是干干净净的知识。入定则能发慧。“四人帮”的开始、变化、结果，其事理互相联贯，有内外在的联系，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形势范围。这样配合来看，就可以科学地预见，就可以观始终。
谈到《答司马谏议书》，韩文畦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品格、学问、气节、能力、见解在宋代是很突出的，缺点是傲。看一人往往长处就是其短处，短处也是其长处。王安石被后人纪念就在于此。王的文章独树一帜，具阳刚之美，有孟子的风格，有贾谊、韩愈之势。读他的文章有挺拔之意。他纯理性无感情，与欧阳修相反；苏东坡则兼两家之长。这是文章中了不起的风格，也是他艺术的特点，有劲健之意。至于事情，我们推而论之，讲改革是需要的。宋朝立国弱，为藩镇割据。到宋朝中叶，地方无力量，权集中央，外患突出。到王安石时，应该是变的时候；但就怎样变，变的题目之下就发生很多问题，涉及步骤、作法、措施、态度、范围等。主张不变则不通，不变是错误的。王的所得是知道各方面都应变，问题是怎样变，要对症下药。如果太宽、太大、太骤、太深，则好事变成坏事，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方面。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书》就说明当时新法不得人心的几方面表现，用人就是一大方面。王安石大用青年人，青年人则趾高气昂，到处得罪人。用青年是不容易的事。又如所变之法本身不周到，不如预想的那么合适，如青苗法初产生的矛盾。习惯是不能骤变的，应该渐变。民意又可靠，又不可靠，大家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对，应该尊从，但又不能敬从。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相当微妙。一切事都在分寸之间，先讲大题目，往往是错误的；不能光讲大题目。王安石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家，但却是失败了的政治家。
韩先生认为，人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自己半径扩大，生活内容扩大，扩充自己的知识领域，如果需要，就应该为民众服务。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历史都应该了解，知因果路说不定会将自己摆在历史里面去，即使不摆，自己也有历史观察力，不用也没有关系。这样，心情愉快，天下的事清清楚楚。多看历史，古为今用，智者不惑。
论及王羲之的《兰亭序》，韩先生认为：生是可乐的，死则是可悲的。道家讲生等于死，不是从一个人来看，而是从整个宇宙来说。道是无边无涯，无穷无尽，不似常人短浅，是从万物的本体看，因此死生算什么——从某种意义讲，彭祖等于殇子。王羲之是东晋世族中清贵、骨硬、雅洁的人物，他的《兰亭序》是千古传诵的名作。这篇短文以清真、婉切的笔调，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恺悌与悱恻的感情，既不鄙陋，也不虚渺，因此具有普遍性，能引起共振，是令人玩味无尽的艺术作品。人内怀幽情高趣，不得不有此发抒；外触佳境胜游，不能不托以放浪，人生雅娱于是在焉。然多数人啼饥号寒，少数争权竞势，都无从领略此真味。人能领略此味者，仍多有好景不长，华筵易散，怀人下泪，望宇兴哀之感，无常奄忽随化之悲。于是遂贯今古，此撼至深至重，乃起道家“一死生”、“齐彭殇”之思为解救剂。然玩赏觉虚妄，则解救为徒然，王氏之嗟悼遂延为百世之嗟悼，故为后人吟诵不绝。
以上的论述是笔者的记录，时间为1975年8月到1976年5月。下面有几则韩先生的跋语，时间与以上相同：
不起妄，不灭妄，任妄不辨，妄无妄不辨，真如是。
孩童喜玩具，争泥牛瓦狗而哭笑无常，终于舍弃，成人有异乎？功名、财货亦暂得旋空之玩具耳!噫!
人皆求安求乐，以物境为归，求之愈多，得之愈难。倘能物得少为足，俭境苟为美，以安乐之，途不远易遂矣，曷请教于古之逸民乎!
一事当纵横视其联系交涉，从纵观其连接，因果错综复杂，几无一同，此论事之所以难也，吁!
成事已逝，勿念过去，来日渺茫，勿计它年，当为安静，是为幸福，应乐。
三
韩文畦先生生前在成都的知识界威望极高，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尊敬。由于他学问渊博，道德高尚，思维异常敏锐，分析研究问题逻辑性极强，能击中要害，以理服人，因此在“文革”后期(此时由拘押处放回家)，在他破旧的窄巷子房间里经常是宾客盈门。我省好几位著名的书法家，都与韩先生有频繁的交往。
著名书法家余中英先生对韩文畦先生道德学问都非常佩服，甚至不顾高龄，亲自登门携礼向韩先生祝贺中秋佳节。
著名书法家陈无垢先生是韩先生的同乡。陈先生认为韩先生的佛理博大精深，学识渊博，常常向韩先生请教。
中国书协前副秘书长刘正成先生“文革”期间曾向韩先生问道，韩先生对刘正成的书艺悟性评价很高。
著名书画家沈胜双对韩先生亦十分敬重，认为韩先生学问贯通中西，精研佛学，文章诗词为世所重，章草写得精妙绝伦。
韩文畦先生主张书法应从篆隶入手。他认为书法用笔的关键是藏锋收锋。他非常推崇刘咸炘先生的《弄翰余渖》。他认为认定一位有成就的书家，应与该书家的品格相联系，品德不好，那么其书法成就也十分有限。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将一本书法册页请韩先生品评。作者大多是当今著名的书法家，有北京、上海、江苏、陕西、河南、湖北等省市的，有篆、隶、行、草，内容有自作诗和古人诗。有的作者既是书法家，又是著名诗人。韩先生看得非常仔细，由于高度近视，几乎眼镜离册页只有一两寸。看完了册页的所有作品，他批评说：“诗要不得，字也不行，不懂得点画!”我当时十分惊谔了。如今有些问题搞懂了，但有些问题仍在思索之中。
韩文畦先生一生收集的图书碑帖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文革”抄家是用大卡车装运走的。他的每部书和每种碑帖都几乎有眉批或跋语，可惜大多散失，现抄录几段，以飨各位同道：
唐王绍宗承烈嗜学，工草隶，尝与人书曰：“鄙夫书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书耳，常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成之。吴中陆大夫常以予比虞世南君，以不临写故也。闻虞被中画腹，与予正同”。文畦在金陵时，黄欧与竟无大师言，嘉兴沈寐叟出为清末。其欲书也，辄闭户独坐，沉思神来，振笔疾挥，奇崛飞动，迎出寻常溪径，别具风骨。书毕，汗渍。盖非写字实造字，而逆转为其决焉。
乙卯腊月祀灶日墨颂记
藏真自叙，称狂草点画横飞矩变，度无迳绝云通，当入圣技乎，道也，快歌呼!
丙辰人日，八十叟闻希书
北魏祖莹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叶昌炽《语石》亦有书赏字字有新意，笔笔有奇姿之语。且闻先辈传书以纤媚为戒，宜古篆隶趣之教。要之艺术乃个人精神风格之体现，尚独创，而贱因袭。李北海由有“学我者病，似我者死”之快论也。
逆笔使点画没有起止迹，转涉及造型，此为工夫。
狂草是借笔墨来表现其精神境界。张(旭)草书是见物布白之。康有为之字也不是布算字。张旭的境界不是初学的境界，是一种神会。董赵之字都纤媚，是俗书。
谭泽楷、沈寐叟是近代书家有特色的。
韩文畦先生的书法的主要特色是以隶篆笔法写章草，艺术感染力极为强烈。80年代初，笔者将他写的袭自珍诗(图一)出示给当时的省书协副秘书长刘云泉观赏，刘氏拍手称快，即刻定板推荐参加“西南三省书法艺术展”。这是韩老的书作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省级展览。此篇作品是在天朗气清的情况下一气呵成，共六行，字字敦厚稳重，共同构成了飞仙舞鹤的整体章法。其书体在章草和隶草、隶行之间。字的结体取纵势，笔遒法足，波澜老成，百态横生。其笔篆隶结合，意趣高古，“白”、“日”、“物”、“即”、“马”、“拘”等掺用了篆法，而“离”、“金”、“鞭”、“落”、“不”、“是”、“春”、“更”、“气”、“袁”、“人”等字的捺画刀斩斧截，洞达痛快，非高手不能所为。《读荀子余论出付代欣君》(图二)更是惊世之作。全篇八百余字，字体为小章草，点画精到，变化莫测，发自肺腑之言更使该件作品余味无穷。令人值得研习的是虽然此件韩先生的遗墨是折了竖格而写的，但是却不见格子的丝毫影响。很难想象这篇作品是出自于1975年时一位饱尝苦难的80岁的老翁之手。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况下，老人却奋笔疾书，对中国历史上的大哲人老子、墨子、宋鈃、荀子进行了深刻的评价。他无时无刻都在关心着中国的前途。
韩文畦先生是四川知识界和四川书法艺术界不可多得的忠厚长者，是四川人民，也是内江人民的骄傲。韩文畦先生的书艺水平完全能与上海王蘧常先生并驾齐驱，这是许多同道的共同看法。
韩文畦先生的一生是能给我们书法艺术界的同道们多方面启迪的。
韩文畦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也深刻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艺无止境，学海无涯。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独有的传统艺术，因此也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育下，书法艺术才能正常地健康地发展。任何一种试图以西方某种艺术理论体系来替代中国书法传统理论并创新中国书法的尝试都只是空中楼阁。
韩文畦先生的书法艺术理应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并得到书学理论界的研究和宣传。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