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合中的文学建构与意义生成

摘要：“诗性传统”是一种基于文学“诗性”观念提出的整合性观点，认为现代小说呈现出的“诗性”特征，不仅说明文学“诗性”主题在现代小说发展中的稳定性、长期性和经典化现象，而且对于现代小说思想内容和文体形式的生成衍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在文化整合意义上提出了“诗性传统”这一论题，也就意在引入一种深刻的理解秩序，以弥合、改变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误区，为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思路。

关键词：现代小说；诗性传统；文化整合；文学史意义

就目前的现代小说研究而言，“诗性”问题已是一个常见论题。这主要在于这一特征下的小说文本随着艺术魅力的释放在现代文学格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研究空间。钱理群先生就曾断言，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往往是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的“现代抒情小说(或称‘诗化小说’)的谱系”的作品。在众多的成果中，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此类创作跨文体的写作倾向，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诗”作为一种文体在形式和内蕴上对现代小说的渗透和化入，使小说获得了抒情性的审美品格，对意境、语言的诗化、故事情节弱化等文体特征的注重，使我们在较大程度上把握住了这类小说的“诗”性特质。但从整体上反思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研究尚缺乏一种整合性的理论视野，并不具备一种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诗性”特征认识构架，存在着研究对象的泛化和评价的歧异，不仅讨论的问题多集中于作家作品的文体形式层面，而且命名等问题也存在着明显的随意、模糊甚至混乱等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这一小说现象具有的文化诗学意义，影响了这一谱系创作文学史意义的经典性建构。故此，本文提出“诗性传统”这一概念，也就在于以此整合现代小说所蕴涵的传统与现代、现实和理想、生命与存在等多元意义，意在建立一种较为全面、深刻的“诗性”理解秩序，以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规约，弥合、改变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误区，为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思路。

一、关于现代小说的“诗性”特征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诗性”问题因其意义的丰瞻而被广泛关注。目前理论界对它的认识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文体学层面的意义。这类观点主要集中于现代小说形式特征的诗意，杨义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所谓对风格的诗化处理，指的是诗对小说艺术的渗透”，“或讲究白描传神，或提倡以诗作小说的素质，或追求短篇小说的‘浑然的美’，从不同角度注意到小说的写意抒情须形神统一、情理统一，创造出一种深远的，气韵生动的真实境界来。”观点注重意境化、和谐、故事弱化等文体特征的把握，切近了小说“诗”的特征。其他一些将“诗性”与抒情诗、诗体、写意等相等同的一些观点，也主要集中于语言的优美、韵律的音乐化、文本氛围的意境化等类似层面，变化不大，同样有着过多文体学层面的考虑。其二、美学层面的意义。受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诗性”被理解为“产生美感的东西以及来自审美满足的印象”，是“朦胧”或“谜语般的”，“暗示的”或“神秘的”，“十足的个性行为，因此，他是无法描述的，无法界定的”。这一认识往往注重印象性、神秘性的笼统感受，对于“诗性”意义缺乏深层次的开掘。还有一些学者将“诗性”理解为“抒情性”，由于“抒情性”是现代小说的共性，也就显得“太过空泛”了。其三、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受维柯的“诗性智慧”，尼采、海德格尔等“艺术拯救人生”、“诗意的栖居”等西方诗性思想的影响，“诗性”往往被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决定了诗人在“失落于历史之中”，通过语言中介去寻访、表现诗意、信仰、爱、神性，追求人生归依等本体性问题，从而“诗化”人生，有着较为明显的价值哲学、人生哲学、存在哲学的意义背景。李杨在分析曹禺戏剧的“诗性”特征时曾指出，诗性“并不取决于语言的华丽、韵律的整饬层面，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坚持从形式向生命深层的掘进，可以说，这一观念为曹禺研究和现代话剧研究注入了文学本体论的内容。

从整体上看，上述关于“诗性”的观念都有着明显的合理性，涉及了文体学、美学、哲学、宗教等多层面内容，从中不难看出“诗性”作为现代文学形式特征和一种人性、人生的本质内容已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客观上指明了“诗性”对于文学或人生的本体意义。问题在于，各类观点之间显得相对分散和隔绝，尤其是本体论意义的相关观念并没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得到明显的回应。这客观上导致了现代小说研究中“诗性”本体论意义的缺乏，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鉴于此，将诗性的本体论意义引入现代小说研究领域，综合小说的文体、美学等意义，构建一种整合性的理论视野，对于现代小说(文学)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的“诗性”问题作为现代历史语境的产物，标明了一种深刻的人生关怀，就是一个有着巨大穿透性和包容性的“元范畴”，具有着审美论、人性论、存在论、宗教论等多元意义；它不只是一种诗化的艺术形式，还涉及到诗化人生的主体性诉求，沟通着“终极关怀”的精神意旨。在这一理论视野下，本文认为王统照、冰心、许地山、废名、郁达夫、沈从文、师陀、孙犁、萧红、冯至、汪曾祺等诸多的现代小说家在文学观念、精神心态、文本世界等方面，不仅表现出了“诗性”意义，而且在现代文学史进程中保持了明显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汇聚出的其实就是一条“诗性传统”的艺术之流。

二、现代小说“诗性传统”的意义构成

所谓“诗性传统”首先意味着现代小说“诗性”特征的连绵不断。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其《论传统》一书中给“传统”所下的定义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他认为，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这不仅有时间上的度量，还出于对其价值观念内涵和承传方式等方面的考虑；而就一种文学传统而言，其价值观念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又具有协调、规约作家主体、文体形式等不同要素的功能。故此，“诗性传统”的存在，不仅表明这一小说创作现象在现代文学史进程中的稳定性、长期性和经典化，而且还意味着“诗性”主题在现代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对传统的赓续与现代性转化和拓展，已然构成现代小说意义结构中的本体论问题。具体看来，这里的“诗性传统”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其一，诗性传统是在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所提供的历史语境和转换动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时间性的文学现象。诗性传统的产生关键在于人生本位主义文学思想的建立，这是因为只有人的本体存在得以确立，人的诗性本质才可能被描述清楚；文学人生才可能通过文学主体人生关怀的自觉性和独立性，实现向诗性人生的转化。而传统文学(包括晚清)由于文化结构中整体性的“人的意识”的缺失，并不具备这一点。夏志清

就曾指出，中国传统的诗文“对人生问题并没有作了多少深入的探索”，形成的主要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来”；周作人也曾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人的观念”，直言了传统的那种依附道统、伦理的人生迷失时代。相当意义上，五四“人的解放”和“人的文学”观念将“文学视为对人生很切要的工作”，客观上赋予了现代小说清醒的人生意识，奠定了现代小说诗性精神的人学基础，使其在注重文学社会启蒙功能的同时，并不偏废人生的诗性意义，从而导致了现代小说诗性传统的发生。沈从文说过五四小说的“清淡朴讷的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瞿世英则在《小说研究》中宣称现代小说“真正成功的，要使人感觉着在现实生活之上(或之外)还有一理想化的生活存在”，都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这一点。

诗性传统的形成归功于“人的意识”觉醒等现代人学思想的滋养，而随着人的文学的发展，诗性传统呈现出现代人生形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与传统文学等思想资源之间又构成了某种灵活性的联系。明确地说，首先是对于传统的田园诗传统的明显融合与转化。在现代人学意义上，这固然是一种缺乏“自觉”人生意识的古典诗性形态，并没有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但其间的田园栖居，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情怀，同样能够唤起人们的诗意感受。虽然五四时期失去了维持既有形态的历史条件，但并不损害它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对于诗性传统的通约意义。同样，由于西学东渐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西方诗性资源对于诗性传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不难设想，若无西方的近、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激发，现代小说的诗性特征还将沉寂很长时间，因为传统已不可能孵化出本体论层面的现代人生意识。在此意义上，诗性传统作为一个时间性的文学现象，又正是在东、西方传统的结合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新生儿。如此，诗性传统就是一个历史、动态的过程。如果说五四时期是其发生阶段，意味着诸如王统照、冰心、许地山等现代作家文学诗性观念的觉醒和创作的摸索，那么30到40年代则意味着这一传统在沈从文、师陀、萧红、冯至、汪曾祺等人创作中的发展与深化。他们抗拒着时代现实对现代小说精神的同化、收编，完善、丰富了“人的文学”意义结构中的“理想性”人生内容，不仅使文学人生在乡土、欲望、宗教等多个层面上焕发出诗性意义，也建构出诗性的艺术表达形式，最终宣示了一种经典化现代小说现象的形成。

其二，诗性传统对于人生诗性意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表现，不仅标识了现代文学的人生本体性意义，也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文化人学意义的现代小说现象。在传统和西方文化理论背景的影响下，诗性传统吸纳、转化了多样化的诗性资源，在人生内涵、形态上具有了明显的多义性特征，其间的人生形态呈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现实和理想、宗教与诗思等交汇共生的旨向。此情况约略表现为三：

1、乡土人生的诗性意义。就乡土形态而言，这主要表现为诗性传统对于传统田园形态的通约；虽然还存留着传统雅文化的色彩，但内涵上已发生了向现代人生的深刻转化，不再限于传统形态或人性集体无意识下的消极和懵懂，而转为文学主体的一种自觉诉求。在此意旨下，现代小说家对于乡土的表现无疑存在着理性自觉人生意识的引导和制约。相当意义上，这使乡土或田园转变为人生依存的一隅或背景，不仅能够提升、转化现实乡土的人生状态，而且超越乡土田园的封闭性走向广阔的人生世界，其本质在于理想人生方案的寄予和表达。认清了这一点，就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现代作家乡土人生表达的着力点。这样或许可以进一步辨识、区分出从鲁迅到废名、萧红、师陀、孙犁等作家表现出的多样而复杂的乡土田园形态，同时将沈从文、汪曾祺等一些作家从“田园色彩”的评判覆盖中解脱出来，恢复他们文学人生诉求的本真面貌。

2、身体性欲望的诗性意义。作为“人的觉醒”的后果，身体性欲望这一人性觉醒的标志性要素也是现代小说人生问题的基本内容。由此形成的欲望叙述，构成了诗性传统的一个基本层面。相对于现代小说普遍存在的非理性化(如新感觉派)或“去欲望化”(如革命小说)倾向，诗性传统关注了欲望诗性一面对于人生的意义，或将欲望叙述导向“净化”境界，或将生命本能的叙写转化为对生命力与美的诗性人生建构。也就是说，作为人性的本质，欲望不仅包含着身体性的肉欲本能，还有着对欲望健康自然、力与美的澄明化状态的吁求，二者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人性复杂的有机体。如果将它们割裂，就会破坏身体的完整性。在此意义上，欲望的诗性意义也就在于对生命本能的适当关注；它既有着对人性的尊重，也有着对欲望非理性内容的意义转化和提升。诗化欲望的这一意义，将有利于区分现代小说格局中一些本能主义、颓废色彩甚至压制欲望等异化于人生的欲望叙述。在此意义上，诗性传统中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欲望叙述就将构成对非理性化的城市小说、“去欲望化”的革命文学等欲望叙述的反动，标识了现代小说欲望叙述的本体意义所在。

3、人生的宗教诗性意义。人的生存意义是文学人生的根本内容，而宗教意义无疑是其“精神之鼎”。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宗教情境激活了现代小说的宗教意义，使它一改中国文学传统“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的状况，呈现出清晰的宗教关怀色彩。面对着现代小说普遍存在的宗教色彩，只有在诗性人生的旨向下加以审视，现代文学的宗教情怀才可能成为内在于人生的内容，而不至于沦入背离人生的革命宗教的意识形态热情、世俗宗教的人生虚无等人生偏向。现代小说宗教主题的诗性意义应该在于其“拯救”人生的宗教情怀，涉及爱与美神性等宗教形态，情感以及“存在之思”，指向文学人生的形上、终极意义。冰心、王统照、许地山、苏雪林、冯至、汪曾祺等人，在此方面都提供了可资印证的范例。他们的文学宗教意识是自觉的，在探询诗性精神超验的意义向度上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性文学经验。其旨向已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完善问题，在更深意义上，这已是人类共同的人生母题。

其三，诗性传统对于人生的诗性表现还决定了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在形式论层面上又构成了现代小说符号系统的本体意义。由于诗性精神的内在规约，小说语言突破了“中介”意义，体现出文体形式和人生本质之间的明显对应性。在意境化、诗意化、隐喻性、写意性等一系列抒情性特征的建构中，借助于意蕴悠远、情意盎然的审美境界的构筑，摆脱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规范，而成为高度蕴藉性的张力型审美空间；而语言也总是唤起人们对美好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意义的感悟，客观上就是一种反映生命理想的“诗性语言”，等等。作为人生观念的“物化”和“赋形”，其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符号形式，更在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中的诗性“意味”。诗性传统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对这一类创作的考察需要重视人生本体意义对于文体形式的价值规约，在形式与人生

的综合意义上看待、分析现代小说的文体问题。在此意义上，诗性传统必将有着对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诸如抒情、诗体、写意、诗意小说等概念从诗的文体形式到诗性精神内涵的整合作用。

作为现代“人的觉醒”语境中形成的文学现象，诗性传统的存在体现了一种以诗性人生为价值依皈的艺术精神取向；从现代文化人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文学”的人文本质在此得到了清晰的描述。由此释放出的多元性文学意义，也就预示了现代小说“为人生”诉求的现代性维度，以一种深度的人生关怀建构出“人学”本真意义上的现代小说范型。

三、文化整合视野下的意义辨识

基于上述，本文认为，由于指向了现代人学精神的本体意域，诗性传统就提供了一种考察现代小说的本体论思路，赋予我们一种把握现代小说创作的整合性尺度。这使我们可以在现代小说的主体性、内容主题、小说体式等方面对现代小说作出一定程度的重新理解，辨识部分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原貌，弥合现代抒情小说研究理论批评视野的泛化和歧异，进而揭示出现代小说精神的本体意义。这至少有三：

其一，对于诗性人生精神的审美诉求，使得诗性传统建构出一种自由属性的主体性精神范型。这为现代作家表现深广的人生世界提供了人格性的精神动力，进而摆脱传统文学“载道”、“传道”意义下缺乏自主意识的精神理路，制约着现代小说史的进程。诚然，现代小说的主体性是一个有着复杂意义的问题，但涉及到“人的文学”的主要践行者，人生问题无疑是其关注的最根本问题，而体现现代小说创作成就和魅力的主要标志也就在于创作主体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表现程度。

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诗性传统的意义框架下审视部分现代小说家的创作实践，而不至于局限于传统文化色彩等方面的阈定。比如说对废名“田园小说”的理解，由于我们往往局限于传统田园的文化意旨，而将其中存在的忧愁、死亡等边缘情绪看作是作家对于古老田园损毁的伤感和失望，就相对忽视了废名在人生表现上的高度自觉性以及艺术世界的复杂性，存在着偏限于传统文化色彩的理解倾向。事实上，废名的“桃源世界”主要是一种现代人生意识的产物，其中的矛盾甚至“厌世”思想正是出于作家对于人生追求到了“极致”的一种幻灭，和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对立；或许这才是废名“田园小说”的根本意义，也是周作人所指出的“他(废名)的思想似乎比我更为激烈”的原因所在。而研究界对于汪曾祺的“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式的古典诗人”等传统意义上的误读，根本原因也在于忽视了这一点，从而将一个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家“覆盖”在传统文化的“雅致”之下。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沈从文。隅于传统田园色彩的影响，我们通常把他的艺术世界二分为湘西和城市两个对立的世界，而忽视了其间人生形式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而习惯于把他归入“乡土作家”等一类的概念下进行观照，等等。事实上沈从文小说追求的主要是一种“不悖于人性”的生命力与美的状态，湘西世界和城市空间都只是这一人生形式展开的地域和背景；而且沈从文对于人性萎缩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男性，而较少被赋予女性。这种男性生命力的萎缩和女性生命力“进发”的对比倾向，在其城、乡题材的小说中也都有着明显的对应性表现。

类似的坚持往往导致了文学批评中的“覆盖”现象，既制约了我们对于部分作家作品“另有天地”的复杂性的开掘，也影响了我们对于现代小说人生意义的认识。一定意义上，在诗性传统提供的本体论思路下，我们就可以将这些作家从“陈说”中解脱出来，还原他们小说创作的文学人生意义。比如郁达夫，其欲望叙述中“欲望净化”现象提供的其实是一种压抑欲望的非“自然化”状态，造成的主要是人生的分裂，潜隐了欲望叙述的深刻矛盾以及风格分化的多种可能，又使其具有着一种原型的意义。

其二，诗性传统蕴涵的人生本体意义，昭示了现代小说精神现代性变革的根本路向，理应具有一种母题的辐射性。然而由于现代中国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现代文学“人生问题”普遍的“非文学”偏向，多数小说创作其实并不将“人”作为文学意义的主体，“文学人生”的本体意义被普遍淹没在泛政治化或欲望非理性化的叙事模式中，显然就不大可能表现出文学本体性意义。在此背景上，诗性传统对人生的诗化表现，追求对现实人生的转化和提升，就不仅突破了社会性话语对人生的政治异化和贬抑，也摆脱了个性化话语情感抒发的非理性“分裂”，使人生在现实和理想、生命与存在等多个层面得到了关注。也就展现了生命本源的永恒魅力，昭示出现代小说思想主题的根本意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类型。在此意义上，诗性传统就为我们认识现代小说的思想主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和依据，可以说，从这里出发，中国小说才真正算得上实现了小说内容的现代性变革。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小说主题现代性的认识，要么局限于小说内容具有的“现代意识”，以为表现了“现代意识”就可以归入现代小说予以看待，常常把从晚清以来的“新小说”等视为现代小说的“发端”；要么认为中国小说在五四“人的发现”的影响下就直接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其实这些观念的得出，存在着一个忽视文学人生本体意义的明显误区，晚清由于“人的缺失”注定了文学人生的缺席；而代表五四小说成就标志的“民族启蒙和救亡”主题的现代小说，其实也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它和传统诗文一样都有着明显的“载道”功能。鉴于此，我们或许也可以重新梳理一下现代小说精神的历史线索：传统到晚清时期的“人的缺失”导致了现代小说精神的缺席，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中对诗性人生意义的兼容在从观念上开启诗性传统的同时，也意味着小说现代精神的起步，而在经过了30至40年代的赓续和新变之后，当代文学时期的到来则预示了一种真正的“非文学”时期，意味着这一精神的沉潜，等等。当我们从某种流派、类型等角度看待、区分现代小说家及其创作时，我们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理论视野。这是因为，对于作家做这样、那样的划分时，既便我们有着其他尺度的标准，但仍不能脱出现代小说作为人生艺术表达方式这一基本文学标准。

其三，诗性传统还标明了现代小说体式的人生本体意义。以之为参照，将不仅有助于解决目前关于现代抒情小说众多命名造成的概念芜杂甚至混乱的状况，也有助于沟通形式研究与人文研究，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中国小说形式的现代性转变得益于“小说向诗的倾斜”，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小说获得了从形式到内容的“人生”意义。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过于侧重文体学的意义，而很少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小说的诗性问题常常同“诗化”、“散文化”、“随笔化”、“写意化”等小说文体学特征联系起来，而常常被作为形式层面的技术性问题而加以阐释。这不仅带来了研究的形式化偏向，也造成了目前诸如“诗化小说”、“诗意小说”、“诗体小说”、“诗小说”、“抒情诗小说”、“写意小说”等等命名的混乱。各种命名往往依持小说某种“诗”的形式特征，但对象基本都指向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抒情小说。众多概念意义的模糊与交叉，不仅造成了概念使用的芜杂甚至混乱，也削弱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纯度和深度。命名是“说出本质性的词语”，而不在于“仅仅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装配上一个名字”。形式特征的多样性虽为命名的多种化提供可能，但命名若离开本质“呈现”，往往就会沦为一种表层的标记。既便也有一些观点指出了这一类文本的“形式美”之中的人性美、风俗美，但谈论的一般是文本感性层面的诗意等抒情性、印象性等外在特征，并不注重对作品内在人生价值的深入挖掘。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将它们整合到“诗性传统”之下，恢复现代小说“诗性”特征的本体意义，不仅可以消弭歧异与混乱，也可以认清中国小说体式现代抒情转向的根本意义所在。

综之，诗性传统表征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学原则。主张回到诗性，就是回到文学的本体，回到人性本身，归向存在的本源。本文提出这一论题，在“人的文学”意义框架下探讨现代小说的本体意义问题；相当程度上，秉持的也就是一种文化诗学意义上的整合性理论思路，力图在整体性、综合性上探讨这一文学现象。这将有助于勘定文学标准，探询现代小说甚至是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最终我们将会发现，其实“诗性传统”是一个本体论高度上的文学命题，讨论这一问题不仅是审视当前现代小说研究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还是对现代小说及至现代文学本体价值意义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