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庐隐小说的抒情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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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庐隐是“五四”时期走上文坛，并一度以她独特的浪漫抒情方式获得声誉的女作家。她运用浪漫抒情的小说体式来写小说，使其小说偏离传统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结构紧凑等因素构成的稳定范式，以有别于传统小说的体式增加着她自己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从而展露出她独具魅力的浪漫抒情小说体式特征。
关键词：庐隐小说；浪漫抒情；体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82-03
小说体式，是指小说的体裁样式。在我国，小说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曲折性、人物的典型性等传统的程式化体式特征，我国古典“四大名著”可以称作是代表性的作品。到了20世纪初期，这种传统的小说体式已不再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觉醒”。在这个风潮之下，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小说的清规戒律，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要求革新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推动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他们要求创造出新的小说体式来表达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和人们复杂的心理。国土沦陷，军阀混战，烽火连天，社会黑暗，作家们的时代悲剧感、破碎感，也使得他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小说体式已无力传达他们要表现的破碎的生活。社会现实强烈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小说体式的破土而出。
与此同时，强调感情、个性与理想的浪漫主义冲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保守与封闭的壁垒，进驻中国文坛。浪漫主义的特征正好迎合了“五四”作家们渴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小说体式的需要，于是，他们便以开放的眼光，接纳了这种外来文化。西方流行的各种文学思潮就被纷纷吸纳进中国新文学，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和未来主义等，在此影响之下，我国的浪漫派、人生派和乡土写实派等文学流派也相继产生，“五四”新文学呈现全新的发展势头。其实周作人在1920年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就曾提出“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的观点，周作人当时是主张展开一种情节少波澜、结构可以散淡的小说体式。1921年刘大白也进一步强调小说应该“借着客观的事实，抒写主观的情感”。现代小说家想摆脱传统小说创作模式的束缚，建立一种抒情和写景与小说中的叙事一样平等的全新的小说创作观念。我国的现代抒情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诞生的。正是因为这些新文学弄潮者们的锐意探索，有的倾向写实抒情，有的侧重浪漫抒情，从而构成了五四初期抒情小说的两个对立的格局：一个是在鲁迅及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写实抒情派，另一个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浪漫抒情派。
至此，一贯由男性作家垄断文坛的现状被彻底打破，众多的女性作家也纷纷进来，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创作园地姹紫嫣红。庐隐是这些女作家中比较特别的一位，她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大批抒情色彩强烈的作品，小说中的那种浓浓的抒情性和感伤性，对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庐隐作为文学研究会最早的女性成员，她的艺术观与她所在的注重写实抒情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们不是很协调，却与重视浪漫抒情的创造社比较接近。庐隐是个感情丰富却频遭不幸的女人，浪漫精神几乎浸透在她浑身的每一个细胞，当然这种浪漫精神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五四”文坛的影响。刘大杰先生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定：“如果我们可以说，五四时代是古典主义崩溃，浪漫精神和人权运动的新生，那末庐隐便是这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庐隐自己也认为“文学创作者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不模仿，不造作，情之所至，意之所极，然后，发为文章。”她的文学观点已表明了她的创作个性：重视主观抒情，强调抒发个性情感的浪漫主义。她运用浪漫抒情的小说体式来写小说，使其小说偏离传统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结构紧凑等因素构成的稳定范式，以有别于传统小说的体式增加着她自己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从而展露出她独具魅力的浪漫抒情小说体式特征。具体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故事情节散漫
庐隐曾说过：“创作者当时的感情的冲动，异常神秘，此时即就其本色描写出来，因感情的节调，而成一种和谐的美，这种作品，虽说是为艺术的艺术，但其价值是万不能容否认的了。”她还说，“有了好的技巧，有了好的思想，丰富的想像，热烈的感情，便可以作一个成功的作家了。”她注重小说创作中的“个性的情感”，甚至着意于那种浪漫的主观抒情，并努力在创作中将这种浪漫抒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创作实践来看，小说里出现浪漫抒情不可避免要削弱小说的叙事成分，突出抒情写景的地位。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就是一篇抒情文字较多的短篇小说，在小说中，摹画自然风物，描写情绪，抒发感慨，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小说的前半部分，摹写自然景物占了很大的比重，“呵！多美丽的图画！斜阳红得像血般，照在碧绿的海波上，露出紫蔷薇般的颜色来，那白杨和苍松的荫影之下，她们的旅行队正停在那里。”“在这一个暑假里，寂寞的松林，和无言的海流，被这五个女孩子点染得十分热闹，她们对着白浪低吟，对着激潮高歌，对着朝霞微笑，有时竟对着海月垂泪。”“西方红灼灼的光闪烁着，海水染成黄色，太阳足有一个脸盆大，起初盖着黄红色的云，有时露出两道红来，仿佛火神怒睁两眼，向人间狠视般，但没有几分钟那两道红线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阳已到了水平线上，一霎眼那太阳已如狮子滚绣球般，打个转身沉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来，只在西方还有些五彩余晖闪烁着。”这样大段大段文辞优美的描写，无疑是加重了小说里面的抒情成分，抒发了学生时代生活的快乐与美好，同时也烘托了她们青春和生命的美好。其实这种美好也是短暂的，暑假结束了，她们的浪漫之旅也结束了。如此抒情实际上也为后文五个女孩子毕业后对生活的无聊与婚姻的无味做了铺垫，前后对比，更加重了小说的哀伤意味。小说《前尘》也不泛这样的抒情写意，文章开始的三个自然段都是在浪漫地抒情写景，这一切通过主人公伊的梦境引出来：“春天的早晨，荼蘼含笑，悄对着醉意十分的朝阳。”伊坐在窗前，开始回忆梦里的情景：“山崖叠嶂耸翠的回影，分明在碧波里轻漾，激壮的松涛，正与澎湃的海浪，遥相应和。依稀是夕阳晚照的千佛山景，还是一声两声磬钹的余响，又像是灵隐深处的佛音。三间披茅附藤的低屋，几湾潺湲蜿蜒的溪流，拥护着伊和他，不解恋海的涯际，是人间，还是天上，只憬憧在半醉半痴的生活里”。这里作者沉醉于如此美景，借助梦来抒发伊的理想与渴望，表达对于现世生活的一种无奈与失望。如果取消了这些浪漫的抒情内容，事实上就等于取消了庐隐小说的生命。
庐隐的另一部小说《丽石的日记》也是一篇故事散漫、情节缺少连贯的典型。如小说开头是这样写的：“今日春雨不住响地滴着，窗外天容愔淡，耳边风声凄厉，我静坐幽斋，思潮起伏，只觉怅然惘然！去年的今天，正是我的朋友丽石超脱的日子，现在春天已经回来了，并且一样的风凄雨冷，但丽石那惨白梨花般的两靥，谁知变成什么样了！丽石的死，医生说是心脏病，但我相信丽石确是死于心病，不是死于身病，她留下的日记，可以证实，现在我将她的日记发表了吧！”接下来，小说照搬进了丽石的16篇日记，文中的作者便不再出现，全部是丽石的日记内容，与作者关系不大，更不能说起到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了。只是到了结尾：“我看着丽石的这些日记，热泪竟不自觉的流下来了。唉！我什么话也不能再多说了。”至此，文中的作者才与开头呼应了一下。这篇小说自始至终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丽石的日记：有丽石学校的单调生活；有丽石对沅青的隐秘爱恋；有如丽石一样厌生之无趣、烦世之混浊的众多朋友，如沅青、归生、海兰、漱生、雯薇、少年郦文、沅青的表兄等等。正如丽石概叹：“我真是无用！既不能澈悟，又不能奋斗，只让无情的造物玩弄！——我早已将人生的趣味，估了价啦，得不偿失，上帝呵！只求你早些接引！”小说主要是丽石断断续续地诉苦，当然她也替朋友诉苦，“寂寞益我苦！无聊益我悲！渴望增我怒！”在这里，我们作为读者，是同情并理解她们的苦的。她们都是从“人的解放”中走出来的个体，却不能在社会上充分体会到人的解放后的自由。所有的一切在她们的心中都成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她们更为这理想的不能实现而纷纷苦闷：雯薇因结婚之后受家庭孩子的束缚而苦闷并病倒，归生因得不到海兰而苦闷，海兰因受不了诽议不愿意嫁给归生而苦闷，丽石因爱着同性的沅青而苦闷甚至抑郁早逝。这种故事情节的散漫缘于庐隐注重个性，注重个人感受的浪漫抒发。她完全沉浸在主人公所恣意抒发的个人情怀里，而小说故事情节的连贯与否就无暇顾及了。
庐隐的小说既便有故事情节，也只能说是略具梗概，更不用说情节的丰富性与曲折性了。她的小说结构总体都比较松散，趋向散文化。叙述故事也不够集中，往往截取几个生活片断。小说《或人的悲哀》几乎没有情节，全篇只有亚侠和KY两个人的九封书信及一封亚侠的表妹给作者的书信组成，单单看其中的一篇书信很难找出一个完整的中心，信笔聊来，每一篇都似随笔、聊天式的，想到哪说到哪，想起谁就说说谁，这样的创作模式的确体现了她小说创作故事情节上的散漫。她就是在这种散淡中追求生活的本真，努力减弱传统小说编故事造成的与实际生活不相符的离奇感。在庐隐的小说中，情节的散漫无意中提升了小说的抒情成份，能够使得作者旁无所忌地抒发心中的无限苦闷。
二、人物形象单一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强调个性，张扬个人的理想。庐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体现出她骨子里的浪漫。庐隐喜欢塑造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形象，通过这自我而类型化形象来传达她们对时代对人生的普遍感受，道出她们那些“时代儿”的共同苦闷，包括一些深层的苦闷。她选择自己最熟悉的人作为这一类型人物的载体，来演绎她的浪漫，由于过于注重浪漫而使得她顾及不到其他，使得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显得过于自我、雷同、单一，甚至易让人产生“千人一面”的感觉。如《海滨故人》中的露莎、《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女人的心》中的素璞，她们都是热情而有理想的青年，她们都是在知识的指引下，在新思想的冲击下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格。她们要求解除一切封建传统和现世的束缚，要求充分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但她们又都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伤痕累累，甚至还不同程度地患上“精神忧郁症”。正如茅盾所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我们并不一定要反对一位作家描写这样的‘人物’，然而庐隐给我们看的，未免太自我了。”虽然如此，庐隐毕竟给我们描绘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青年知识女性，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一代女性的心声。庐隐在她的“女儿国”里，让这些知识女性共同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哲学病”，让她们共同体验“五四”落潮，一起深味“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焦灼，并产生深深的幻灭感。庐隐用自我的女性视角，用哀伤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五四一代青年矛盾而彷徨的心灵世界，也让我们聆听了她这些相似的“哲学病”患者的频频哀音。
《海滨故人》中庐隐为我们展现了女主人公露沙患“哲学病”的经过：“有一天正上哲学课，她拿着一支铅笔记先生口述的话，那时先生正讲人生观的问题，中间有一句话说：‘人生到底作什么？’她听了这话，忽然思潮激涌，停了手里的笔，更听不见先生继续讲些什么？只怔怔的盘算，‘人生到底作什么？’……牵来牵去，忽想到恋爱的问题上去。……那末人生到底作什么？……恋爱不也是一样吗？青春时互相爱恋，爱恋以后怎么样？……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呵！并且爱恋的花，常常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净一辈子呢？……”这样的患病经过其实也是庐隐本人对于人生的一种彷徨与无奈。
今天我们来重新审视庐隐及其笔下女性们的哲学病状，就会发现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流行病——露沙们的“哲学病”，其实也只是为爱情的苦闷穿上了一件哲学的外衣。露沙们正是借这个“哲学病”的形式表达出爱情婚姻的苦闷，透露出庐隐笔下的“新女性”们由“爱情”、“婚姻”所引发出来的片面的人生焦虑与精神的局限。庐隐从自我的女性角度出发，以贴心贴肺的真诚，表达了这些患有哲学病的病女们独特的心理、感情、思想和欲念，庐隐虽然在小说中大量地重复这些太过于雷同的病女形象，但是从审美价值来看，确实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如果说庐隐塑造了大量雷同的女性形象的话，那么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就应是一个不同于女性形象的另一类吧。但读了庐隐的小说我们知道，她小说中的那些男性形象也似与女性形象一样的多愁善感，一样的迷茫彷徨，甚至是相似的言语，相似的神情，这就不免让人有些失望于她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欠缺。如《父亲》中的“我”是一个爱上庶母的青年，可是庐隐却让他的心理充满了女性特点：任性、敏感与犹豫不决。这里的“我”没有了男性的阳刚，只有女性的阴柔，感觉好像是混乱了性别。其实由此我们看出庐隐并不熟悉这些人物，她只不过在小说中给这些人以不同的名字、外表、职业等，而他们的思想、情感、心灵依然是庐隐笔下那种女性人物的一个“翻版”而已。至此我们断定庐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留给人的就是似曾相识，就是雷同，甚至更准确地说就是“自我”。
庐隐小说的取材显得单调、少变化使得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也过于自我而单一，如果这只说明她的视界狭窄的话，那么至少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得出庐隐带给我们的坦率与真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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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凤.庐隐传[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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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庐隐.创作的我见[A].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徐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