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北人》中的城与人
时间：2021-03-02 07:56: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台北人》作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代表集子，其文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时间意识、中西结合的叙事手法等历来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同时，以“城市+人”的独特的小说集的命名方式也让众多学者注意到白先勇笔下的城市。对此，从空间、时间、主体三个维度进行《台北人》的分析，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台北人》中的台北与人。
关键词：《台北人》;空间;时间;主体
作者简介：臧晓彤（1991-），女，汉族，山东省泰安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1-0-02
《台北人》是1971年集结数篇60年代白先勇创作的，并于《现代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而出版的单行本。这个集子共有14篇小说，分别是《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良父吟》、《孤恋花》、《花桥荣记》、《秋思》、《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冬夜冬夜》、《国葬》。这本小说集在1999年由《亚洲周刊》举办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书单中，排名第7位，这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
《台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具有深刻的复杂性，它描写了在台湾那个外来人与本地人冲突、新旧时代交替的特定时代的特殊人群的人生转变，具有沉重的历史沧桑感。《台北人》描写了当时台湾的来自大陆的各个阶层的人群：佣人、雇工、舞女等底层人群;米粉店老板娘、营长夫人、退伍军官等中层人士;还包括了将军、政客等高层人群。但是不管小说的人物身份的设定，小说所揭露的主题命意却具有一致性。正如白先勇曾经说过：“《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其实，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日常的行为方式，还包括那些人物所共通的内心感受：一种身处他乡，内心却被流放的无根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生活状态似是惩罚，一种无可奈何却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内心煎熬。
一、空间的对比——台北：放逐之城
白先勇笔下出现了很多城市，南京、上海、桂林、纽约等，《台北人》《纽约客》更是从书名就道出了白先勇作品与城市的紧密关系。白先勇笔下的城市因为作者对应的城市认同及经验经历都有其身份归属，这些城市的特质在白先勇的笔下都有着形象的描述。如桂林，“山明水秀”“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花桥荣记》）;如南京，“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一把青》）。与桂林、南京、上海的明秀繁华相比，台北在作者的笔下，就像个拖着长鼻涕邋里邋遢的脏小孩，在《游园惊梦》中，钱夫人“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台北市的闹区西门町一带”的夜巴黎舞厅和上海百乐门相比，“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在《花桥荣记》中，老板娘会想，“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但是，就是这样的对比，台北与其他城市相比，反而多了一份沉重。台北，是这些被放逐的人安放放逐的心灵的城市。白先勇把自己的记忆都依托在了城市的身上，城市是个归置，没有城市之殇，只有人之殇，写台北，不是人在台北，而是台北在人，写的是人。对于白先勇笔下的城市，如果只看到空间这一个层次，对于作品内涵的理解肯定是不够的，空间是时间的依托，台北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也饱含着今昔的对比，而这在以上举出的作品中就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点出了《台北人》这一点。就《台北人》今昔对比的主题，欧阳子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中有着详细的解读，《台北人》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同程度上背负着“过去”的人。
二、时间的对比——台北：人之虚妄
《台北人》中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相近，《台北人》中的第一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创作于1965年4月1日，台北人之十四《国葬》创作于1971年5月，文章的创作时间集中在台北的60年代，尽管在文章中作者没有明确的时间表示，但我们可以通过文中的叙述推断出文中故事的发生时间。如《游园惊梦》，“钱夫人用眼角扫了窦夫人两下，她心中不禁觇敲起来;桂枝香果然还是没有老。临离开南京那年，自己明明还在梅园新村的公馆替桂枝香请过三十岁的生日酒……现在她总该有四十大几了吧？”通过中间时间差的推断，钱夫人赴窦夫人的宴会的故事发生时间也是在60年代，再如《花桥荣记》“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再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王雄在丽儿家做事的时候，“一个四十岁的大汉子” “他原是湖南乡下种田的，打日本人抽壮丁给抽了出来。他说他那时才十八岁……”，对应下来，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是在60年代中后期。60年代中期的台湾对于从大陆来的“台北人”来说，已不再是当年逃难初到台湾的那份劫后余生的庆幸的心情。亲人分别的痛苦以及台湾大陆气候、风俗的差异，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不断发酵，最后熬成了一杯苦的无法下咽的乡思茶。十多年的时间，台湾与大陆的差异不仅仅是人文这些宏观的差异，而是具体到了关系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台湾与大陆不再是地域、政治的对比，而是缠绕在每个“台北人”身上的解不开的结。
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相近，使得白先勇笔下的“台北”多了真实感，而文章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却又使得白先勇笔下的“台北”多了一份恍惚感。《台北人》中的小说整个故事的调子和背景都处在“曾经”和“现在”的缝隙里，《台北人》文章中的故事时间其实又包含了两个时间类型，一个是故事当时的时间，一个是故事人物回忆的时间。但是这两种时间指向又具有一种高度的同一性，在今夕对比中体味着历史的起伏，人生的虚妄。在这里，时间也有了属性，时间也因人的悲哀而变得格外沉重。
三、存在——人之主体
在有关白先勇《台北人》小说的相关评论文章中，时间意识一直为学者所注意，的确，正如白先勇在一次访问记中所说到的“时间的流逝一直是我最关心、最敏感的一个题目。”白先勇的写作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他的强烈的时间意识，他曾提到要赶快写出他经历的人和事，“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种已经慢慢消逝的，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任何现代人物都会变成过去，任何现在的现实都会成为历史。”的确，在《台北人》这个集子中，在台北这个城市，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人”被突出，被彰显。人的存在否定了存在的地点——台北，否定了存在的时间——20世纪后半叶，“人”超越了时空，留下的不是历史兴衰的感悟，而是人，作为一个个个体的冷暖自知。
《台北人》中的台北与人其实都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台北人》中的人是被遗忘的挣扎的，《台北人》中的台北又是被置换与想象的，这群遗忘的、挣扎的人把对家乡的期许放置在了台北的身上。就像《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在丽儿的身上寄托了家的怀念与构想，即使是死，也要用家乡的归家的方式完成自己对家乡的祭奠;又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似有情实无情，不是尹雪艳无情，而是她的情无法安置在一个处处飘荡着游魂的城市上。
白先勇笔下的故事都不是普通的，可是他笔下的人又是各个阶层的普通人，普通人的不普通的事，就让我们看懂了人又让我们看透了事。白先勇在讲述当下的人的故事，而文本故事的人又在讲述自己过往的故事。人在故事中被显现，城市也在人的显现中有了自己的味道。台北的味道也是在台北人中积淀成形。城与人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城于人是居所，人于城是灵魂。《台北人》中从大陆来的那群人有的是想要安定却又安定不下来的灵魂，他们就像是孤魂野鬼，得不到什么真正的温情。很多研究者在研究白先勇的小说中，往往就会发现，笼罩其中的神鬼意识，似是有一种难以言说、无法摆脱的命运。安放着这样灵魂的城市也因这些人有了不一样的独属气息。
参考文献：
[1]王天兵.浅析白先勇的《台北人》[J]. 文艺争鸣，2008（2）：203.
[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 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