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阳人口迁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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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时期，大批人口迁入贵阳，为贵阳的城市近代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贵阳市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 抗日战争 贵阳 人口迁入
抗日战争爆发后，残酷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辗转迁移至西北、西南大后方。贵阳在辛亥革命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城市近代化的脚步几乎停滞不前，这一时期，伴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贵阳的战略行政地位极大提高，一举成为陪都重庆的南大门。1941年7月年贵阳市政府成立，为了应对人口的迁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令。以这次人口迁入为机遇，贵阳的城市近代化进程大大推进，为贵阳这座西南山城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时期贵阳的人口内迁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和国民党统治中心的西移，大量难民如波似浪地涌往西南地区。难民的涌入使贵州的人口迅速增长，这种人口的暴增在武汉广州沦陷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仅“1938年11、12两个月来黔难民即达3000人”①。在全面抗战后的8年间，贵州人口由991.88万人增加到1082.72万人，净增90.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1.3万人。总体来讲，贵州省在抗战中迁入人口的数量远远高于迁出人口的数量，人口迅速增长。抗战时期贵州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1938年的统计，迁入人口的比例大致是：文教界55%，党政及国营事业21%，商人16%，工人6%，农民2%；以工商业者、知识界人士、工人等占大多数，这样的职业构成与贵州本地的人口职业构成存在较大不同。迁入人口带给贵州的远远不仅是人口数量的暴增，更改变了贵州的人口职业构成，带来了社会风气、社会心理的变化。
就贵阳一市而言，根据顾君毂写于1939年的《贵阳杂写》中载“贵阳的人口，据去年春天的调查，已有约12万人，但最近已武汉沦陷，广州失守之后，各处迁来极多，人口激增大约已不止二十万人了”②，足见在1939年间贵阳人口增长之迅速。1941年的贵阳政府统计数据为“本市人口，三十七年度年终统计数字为150保，1725甲，48042户，222478人；本市户籍94277人，本省他县4388人，外省84343人”③，居住在贵阳的外乡人近半。就《贵阳市政》中统计的外来人口籍贯构成看，以临近的四川、湖南两省人数最多，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难民也占了相当比例。来筑难民的性别比例很不平衡，以四川户籍的难民为例，男性人口15464人，女性人口5642人，其他各省难民的性别比例大致相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香港、九龙、缅甸等地的侨胞涌入来贵州避难，而贵阳作为省会，自然是这些难民来黔寓居的首选之地。截至1942年10月，贵阳市“登记请求救济之侨胞就达3.06万人。为了保存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大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向西南地区转移。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聚集了一大批当时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到来，使贵阳的文化生活前所未有得活跃，这一时期曾在贵阳生活的有文学家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闻一多、施蛰存、张恨水、熊佛西、端木蕻良，艺术家丰子恺、叶浅予、徐悲鸿、关山月、董希文等人。
二、人口迁入与贵阳市政
由于战时城市人口的猛增，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凸显。贵阳市政府成立后，对于城市人口的户籍与人口统计的管理工作愈发完善，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展开户籍登记、人口统计等工作。户籍整理为警察行政之基础、社会动态之指标故故一般行政之展开，以安定秩序之保持，莫不重视于户籍行政，在设市之初，贵阳政府便将户籍管理工作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贵阳市的户籍管理工作以各联保辖境区域为单位展开，每区设户籍登记所，设户籍警长一人，户籍警察两人，专门负责户籍登记、人口调查等工作，并确定了七点工作方针：“（一）制订户籍行政实施计划；（二）制定工作进度中心；（三）训练户籍员警；（四）制定户籍行政单行法规；（五）该用户籍卡片；（六）印制户籍各种表格；（七）举行全市户口普查”。通过全市的人口普查，统计出至1942年间贵阳全市登记户籍人口数为132816人，对于全市人口职业、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也有了比较详细的统计。贵阳市开展的人口普查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贵阳的人口流动性强，部分人口居无定所，统计工作开展困难；户籍警察“均系男性”，入户调查多有不便，很难得到市民的支持；由于当时贵阳物价高涨，户籍警察工资比较低，难以维持生计，“该就他业”之事多有发生，户籍统计工作人员流失严重。面对如此窘境，贵阳市政府只好任用女性担任户籍警察，才能维持贵阳市户籍工作的继续开展。贵阳市政府还及时采取了加强警政建设、大防空洞建设、印发市民指南等措施维持战时城市社会秩序。这些举措在稳定贵阳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方面发挥了作用。
为了安置涌入贵阳的民众，早在1936年，贵州省政府即发布文件，要求各县筹办救济院，截至1945年贵州全省共设立了75个救济院、224个救济所。对于来到贵阳的难民，贵阳政府不仅予以收容，还对“声请救济者均经发给赈款予以救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出现了几次难民潮，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寇进犯桂黔边境，入侵黔南和湘西，大批来自黔南各县的难民涌向贵阳，为了分流庞大的难民人流，贵州省救济战区难民临时委员会在贵阳周围的几个县市设立中转站，为难民提供食品衣物，并予以短期收容。将难民分类，将因为战争失去亲人的儿童安置于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收养，老、弱、病、残无力谋生者分送至各县市救济院，规定其余难民只有亲属在贵阳居住的，才可以进入贵阳城，其他视个人情况分别安置于平坝、开阳、息烽、遵义、长顺、惠水等地县或省外的救济院和难民医院，并安排有能力者从事卷烟、纺织、印刷等生产事业，还动员难民中的适龄男性参加军队，以减轻政府财政安置收容难民的压力并为抗战补充兵力。贵阳的冬天潮湿阴冷，為了保障城市贫民和难民顺利度过寒冬，贵阳市专门成立了“冬令救济委员会”，“举办各项义演义卖”①，筹集资金资助流浪者，还在中山公园内的蔡康二公词建立了庇寒所，居住在庇寒所内的民众以户为单位，分发给他们过冬所需的棉衣、棉被、煤炭等物资。由于资金不足、医疗卫生条件差、政府政令落实不到位等，贵阳市对于难民的救济安置工作还存在种种问题，比如保育所救助的孩童死亡率过高，“大失保育之意义”②，实在是令人遗憾。
让人们学习、生活、工作更加舒适，解决客户的焦虑与关切，阻止美好事物消失等做这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造就优秀创业者们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执着追求的意志品格。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创业者以追求做有意义的事而不是以追求金钱为动机时，创业者才能不怕失败、勇于承担风险，获得持续创业动力，最终获得成功。
（二）在创业项目指导上，应强调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创业思维。
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创业思维是创业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的传奇是一个很给力的支持案例。
很多人只知道爱迪生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神奇的创业者。艾迪生认为：仅有单一技术优势难以做到商业成功。爱迪生的创业思维是：致力于為用户开发系统性的闭环解决方案。爱迪生不是第一个灯泡发明人。在爱迪生才刚刚3岁时，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斯旺斯旺就研制出真空碳丝白炽灯。29后爱迪生的白炽电灯才首次成功试验，此时斯旺的灯泡已经能够安装在家里。由于斯旺的灯泡从技术上讲更优秀，因此爱迪生无奈购买了斯旺的发明专利权，并将购买的技术用在爱迪生的灯泡生产中。但是，爱迪生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创业思维促使他在考虑客户技术需求（灯泡的耐用性）的同时，还同时考虑玻璃罩、真空管、密封和发光纤维等整个产品系统，以及全新的商业模式——与斯旺为家庭用户设计的商业逻辑不同，爱迪生的灯泡是针对电力公司的配套需要开发的③。
系统性解决问题是创业者的思维特质，也是创业者成功的一个基本保障。爱迪生的系统思维还体现在他积极获取外部投资，用于从电力公司获得电力接线权。这满足用户对关键补充平“电”的需求。此外，爱迪生还建立了灯泡分销系统，方便客户购买铲平和服务。通过系统性地解决客户的需求，爱迪生的白炽灯取得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确保了他后来的巨大成功。毫不夸张地说：斯旺仅发明了一个灯泡产品，而爱迪生创造了照明产业。
谷歌两位创业者的成功给了我们另一个有力的佐证。谷歌的两位共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并不是搜索引擎技术的首创者，当第一个主要的搜索引擎AltaVista已经取得一定商业成功时，他们才刚刚在研究生阶段接触搜索引擎技术。当时搜索引擎产业的发展遇到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是垃圾信息的过滤问题；二是缺少切实有效的盈利模式。佩奇和布林针对客户使用搜索引擎遇到的垃圾信息排序问题，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Page Ranking技术，并顶住了风险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压力，提出了基于点击付费的全新商业模式，集聚了资金和团队资源全面地解决了客户的问题，真正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后来居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产业。
创业者在创新和市场之间扮演着关键的桥梁搭建角色，即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者”。科学家的职责是创造新鲜事物，创业者的角色是汇聚、整合所有必要资源对创新进行改造，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关键需求，将发明/创新转化为可持续生存的创业企业。创业行为所要求的任务既可由个人又可由团队或组织完成，其共同的特征是创造力、驱动力和承担风险的意愿。这一过程围绕客户的需求开展一系列的技术、产品、工艺和商业模式等创新，通过系统性的创新、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三）在创业素质提升上，应鼓励学生发展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执着品质。
把看似不可能变为可能，是创业的内涵和精髓所在。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把成功创业归因为：“对于那些不可能的事，要抱持一种健康的藐视态度”，大学生创业者应该选择那些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做到、但通过他们的创造力和辛勤汗水的付出可能实现的事。拉里·佩奇成功实践了这一理念。
谷歌公司的创业创意始于拉里·佩奇攻读博士期间的一个疯狂想法：用一周的时间把全部的互联网网页下载到他的个人计算机中。结果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仅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乐观、自信的佩奇没有放弃这一看似愚蠢的念头，在布林的参与下，两个年轻人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解决了关键的技术难题。5年后谷歌诞生时，它的搜索蜘蛛已经可以做到每天访问全部互联网独立页面的10%—15%，2010年谷歌索引的独立页面已经突破万亿。
变不可能为可能除需要创业者拥有自信、乐观及勇于承担风险的基本素质外，还需要训练创业者发展挑战不可能的基本技能：一是在机会的信号还很微弱时识别机会的技能。有价值的创业机会通常在初期发出微弱的信息，通常会被普通人忽视；二是创业者需要报有开放的心里去拥抱创新的机会，勇于投身创新实践，才能成功捕捉机会的微弱信号。持有开放的心态要求当面对微弱的机会信号时，需要抑制质疑精神考虑如何去利用机会。开放的心态也需要培养创业者留心周围发生的一切变化——机会通常来自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变革会给各行各业带来良机。
二是要擅长把握科技创新的价值。有潜在价值的机会通常指创业者发现了客户的真实痛点，并通过新的方法，比如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给予解决。这些新的手段一般借助新兴科技的应用。许多创业者喜欢聚焦在客户不太在意的细小问题，创业者通常误以为小问题会比较容易解决。从实践看，客户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不一定比他们认为的小问题花费更多的成本和时间，有时后者甚至更高。但是重要问题的解决，一般会带来行业和企业的快速发展，是真正的创业机会。需要强调的是，现有市场问题的解决一般需要创新的产品、技术或商业模式加以解决，需要利用科技发展新成果的杠杆作用。否则，这些问题早已被在位者所解决，就不算问题。
（四）在创业商业技能的训练上，应培育把创意转变为组织的创业能力。
创业家精神是行动导向而非思维导向。好的创意没有付诸实践也毫无价值。很多满怀创业激情的青年学生头脑中充满各种新奇的创意，但没能把创意变为企业，究其原因是缺少将创意转化为企业的创业能力。创意打造成现实的企业，依赖创业者的商业模式设计和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商业模式设计知识能提升创业者掌握企业竞争、资源利用、拓展关系，以及与顾客互动创造价值的能力。获取外部资源的训练，能帮助创业者掌握评估企业的资金需求及获取的可行性，能帮助组建创业团队，还能帮助他们提高融资技能。
三、结语
创业企业和创新行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创业行为的精神内核和最本质特征。在企业家精神的引领下，近些年青年学子们的创业热情持续高涨，并对高校创业教学质量提升提出了要求。笔者认为，在新时代高校双创教育中，激发企业家精神是创业教育设计过程中教什么、怎么教的思考前提和课程设计的指引，是创业教育的关键点。
新时代背景下，创业教育激发和鼓励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五个基本考虑：（1）在机会的识别、筛选过程教学中，应提倡和引导学生关注那些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有意义的创业机会，而不要把赚钱放在首位；（2）在创业机会的开发和商业计划设计环节的教学设计，应强调系统性地解决问题（闭环）的成功创业者思维；（3）在创业者意志品质的拓展中，应鼓励学生挑战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4）在基本商业技能的训练中，应注重培育学生把创意转化为企业组织的创造能力；（5）新时代在高校双创教育改革中，应鼓励和提倡企业家精神为基本导向，具体教什么、怎么教，可以根据学校、教师和学生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
注释：
①见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三版.
②董正英.创业不只是激情，也要技能[N].解放日报，2016-08-09（010）.
③董正英.创业不只是激情，也要技能[N].解放日报，2016-08-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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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正英.创业不只是激情，也要技能[N].解放日报，2016-08-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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