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正名的愿与实
时间：2020-03-12 07:55: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天行者》，刘醒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011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刘醒龙的《天行者》，表达了作家为“民办教师”这一群体“正名”的愿景与努力，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本文指出的是，恰是在此历史使命下，作家所未能达到的批判力度，使得小说实际上呈现了“煽情”的效果。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集中描摹了“民办教师”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卑微而“崇高”的职业形象，小说自2009年面世以来，赢得各方交赞，并在2011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盛誉达到顶峰。的确，《天行者》以刘醒龙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笔法，将“民办教师”喻为“民间英雄”来塑造、讴歌，感动了许多读者。关于小说的诸多长处，早有多人论及。本文的尝试，在于通过小说背负使命与煽情写作效果的讨论，来论证小说的某些不足。
一、“正名”的愿景
源于对“时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作家刘醒龙重续近20年前《凤凰琴》的主题，将其扩展为长篇小说《天行者》，在更深广的篇幅内，对旧作所彰显的“民办教师”命运及其社会背景，作更从容的塑造与拓展。
小说的主旨直接明了：刻画并赞颂曾存在多年、长期游离于体制外的“民办教师”，作者称其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换言之，通过对“界岭小学这一群处在社会最底端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与“生活操守”的描绘，《天行者》所致力的，乃是为民间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者或读书人“正名”。
这是一个从近代以来就饱受忽略甚至“污名化”的群体形象：从鲁迅《白光》连年不第、精神恍惚的老塾师陈士成，《在酒楼上》意志消沉、落魄无奈的教员魏连殳，《高老夫子》里胸无点墨、洋相百出的高老夫子，到叶绍钧《倪焕之》里找不到乡村教育出路的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卑微胆小、仓皇逃难的潘先生，再到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未被当政者所认可与推行的乡村教育模式。最典型的，莫过于“土改”题材作品里，那位举止猥琐、狡猾可憎、甘当地主钱文贵眼线的小学教员任国忠了。而在当代社会，我们更不难发现污名化甚至妖魔化教师的集体冲动，而2008年汶川地震后，对弃学生而逃的著名教师“范跑跑”范美忠及教师群体的争议性批评，就是这一群体心理的典型表现。
《天行者》反其道而行，小说作者感动于“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因此以“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为原型，写出《天行者》“向民办教师致敬”。此一背景下作家对教师群体的“致敬”，其情可表，其意可嘉。
让我们回到“民办教师”的历史与定位上。民办教师的出现，从1950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时开始。民办教师主要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主要为普及义务教育补充师资之不足。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主管行政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教育主管部门在业务方面进行领导和管理。教绩突出者经全面考核，可改为公办教师。”而作为“中国乡村和城镇中小学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资收入大部分由乡镇集体经济或农民负担，国家财政给予定额补助。”
据统计，全国民办教师人数曾多达数百万，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数十年间，为乡村初等教育奉献良多。然因其人数众多但良莠不齐，其地位长期以来成为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1997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7]32号)，各地政府部门遂加大解决民办教师工作问题的力度。
他们在“乡村精英”的归属中，似是而非，悬而未决。一方面他们在政治、经济上身处边缘，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位置。只是原本并非发达的乡村文化教育事业，在1949年后的中国，更是日渐衰落，沦落至乡村公共事物的边缘。他们教书育人，有相对固定的工资收入(历史上教师工资遭地方政府拖欠的情况相当普遍)，但报酬微薄，度日艰难；他们拥有一定社会声望，但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改革开放鼓励致富、经济至上的社会风潮影响下，民办教师作为“求富”路上的落后者，社会地位进一步滑落与降低。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群体，“民办教师”与“生产队长”、“赤脚医生”等有着相似的身份与处境：看似体制内，实则体制外，处境尴尬而暧昧不清。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并且至今仍有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出现的背景，实际上是在师资匮乏的年代，国家让乡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担当起了教师的职责。他们的尴尬之处在于，挂教师之名，有教师之职，行教师之责，却无教师之地位和待遇。他们明明就是教师，但是教师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却要等‘别人’来赏赐，这是何等的尴尬，又是何等的不公!”于是，他们卑微的要求和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转正”，“转正”因此成为小说的核心词与情节发展的动力。小说作者竭力表现的，是民办教师们被“转正”这一无形的手所操纵的“宿命”。
对于民办教师而言，要实现从“名”到“实”的成功转换，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转正”。可是僧多粥少，“转正”问题长久以来“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为了获得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界岭小学的三个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在“转正”面前“时时焦虑，进退失据，甚至有时不得不丧失尊严”。“转正”恰到好处地传达、印证了长期以来，“知识者”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的弱势地位。
二、写作使命与煽情的危险
我以为：为了处理上述历史使命与诸多命题，作者采取的叙事策略，是以“转正”为核心，围绕这一核心而发生的种种“人情”上，主要是突出民办教师及其同情理解者“奉献”的精神内核与意蕴，以及他们在极其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对于教书育人理念的坚守，从而凸显这一群体的人格魅力。
作者刘醒龙不止一次在访谈中谈及他对“民办教师”群体的尊崇与同情，这也可视作《天行者》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如“他们在被称为‘民办教师’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不仅是个人的心灵之痛，也是中国教育之痛，更是中国之痛。这些卑微的乡村知识分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用高尚的灵魂，用最大的努力，来争取最大的可能。”作者还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写作《凤凰琴》和《天行者》，是对我心中的乡村情感的一种抚慰。早先写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心存感动。写作长篇小说《天行者》，更重要的因为我发现自己对他们内心充满感恩，是对生命在最卑微时刻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和伟大的人性之美的参悟。我想，整个国家都应该对他们充满感恩。”除此之外，作者还有着更高的写作诉求：“当然，我不希望把它被理解成只写了民办教师这个群体，而是希望读者从中读到我对历史、生命的沉思。”
从这一写作诉求来看《天行者》的创作实践，是背负了“中国在界岭”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小说关注与投射的，超越了教育本身，除了再现学校及乡村教师的处境，学校、教师与所在村庄、村民、村官、“上级”、乡村未来的复杂关系，乃至留守儿童、失学少年(如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城乡对立与交流等等命题，每每有所关涉，作者的历史忧患和现实关切，可观且积极。
因此我们看到，在对民办教师群像的塑造过程中，作者设置了种种现实磨难与心灵苦痛，来考验“民间英雄”的成色，如恶劣的自然环境(漫天遍野的雪灾和出没山间的野兽)、人祸(如孙四海与王小兰这一对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情感纠葛，王小兰在结尾处的死亡)与反面人物(村长余实的倒行逆施与权焰滔天)等种种阻挠，尽管如此，主人公们历经苦难，结尾大致有着大团圆的结局。
历史使命的承载与民办教师群像的讴歌赞颂，对于小说的写作与叙述，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就在于此：由于过重的使命感与尊崇感恩，造成了该小说的最大短板：在情感的渲染上，用力太过，近乎煽情。
这种为赞颂而赞颂、为讴歌而讴歌的情感塑造，恰是历年来，“民办教师”(乃至乡村教育)题材文艺作品(包括影视作品)的通病与症结，如《天行者》的前身《凤凰琴》，电影《美丽的大脚》(杨亚洲导演)、《烛光里的微笑》(吴天忍导演)等。
在“歌”与“颂”的情感先行下，《天行者》这一曲“英雄赞歌”难以深挖存在于民办教师性格与灵魂中丰富的多样性，尤其深掩在灵魂深处的某些复杂的东西，如艰难环境与残酷竞争中的人性阴暗面，自私、贪婪、龌龊等。
在对民办教师之所以当“民办教师”的深层原因，如家庭窘境、个人性格与能力等无奈方面，小说并未做更深入描绘。而在老师、学生与学生家长这一“三角关系”的表现上同样乏善可陈：现实中老师与学生、老师与学生家长、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普遍存在的矛盾冲突，基本避而不见。是作者力有不逮，还是不愿为之?
一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畴里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典型化”与“标签化”为其重要特征一般，对“民办教师”的过分推崇而掩盖、回避其缺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天行者》对人性深层探索、拷问的缺失，作家将笔墨集中于写民办教师的现实“困境”及摆脱困境的挣扎上，因此忽略了对意蕴丰厚的教育“理想”及其坚守的关注，在这一方面，现代作家叶圣陶写于1920年代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就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天行者》那个虚幻的、庸俗的“大团圆”结局，迎合了部分人的偏好，弱化了现实描摹与批判的力量与深度，也使得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受到严重的削弱。
上述“历史使命”，于是成了小说“不能承载之轻”，以致超出了作家所能掌控的范畴，作为一种“历史”题材的写作，与前辈作家如沈从文相比，缺乏一种书写人情、人事，写历史时的“从容”、平静，无论是《边城》、《长河》还是《湘行散记》，那些静静流淌、亘古不息的河流，与河岸边随四季更替的平静“人事”，构筑了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
相比之下，《天行者》既无法做到在历史观层面的平静豁达，而在情感节制上，也不能做到收放自如、恰到好处，对“人事”的刻画描摹，并未达到作品单行本“腰封”上所标榜的“近距离描绘中国乡村教育现实”的高度。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袁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