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文学批评边上

我新近出版的《批评的智慧与担当》（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主要是从理论探讨和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当中，来重申学理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路径方法，重申学理性批评的文学研究伦理。学理性、学理性批评、文本细读、回到文学本身、做有温度和体贴的文学批评，可能是最能代表本书思考和写作径向的关键词了。

正如我在阐述我的学理性批评观的时候，所提到的，我对学理性批评和研究的理解，其实先是来自我所从事的编辑工作的熏陶和日积月累的影响，然后才是来自我的批评实践。一边，我以自己的读书和写作，在批评实践当中摸索学理性批评应有的样貌，并尝试学理性批评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不同的作家作品，总能带给我不同的思考和写作灵感，我是时常陶醉于长期的阅读准备之后灵感袭来或者茅塞顿开时候的感觉的，我总在想，那是非热爱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人所不能享有的一种快乐和幸福之感。一边，我也在思考着怎样在文学批评理论层面建构和重构学理性批评的形态。近年累积起来的一些思考，和熔铸了我对学理性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思考的批评实践，最终在这本书当中汇聚起来，算是我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道路上的一个小结。

我一直强调编辑工作对我学术研究的影响，因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大家对学理性批评或者好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章，在做各种“形而上”的探讨的时候，我脑海里，蹦出的却是一连串的好的学理性批评的文章的篇目和它们形色各异、精彩纷呈的样子，比如讨论什么样的苹果是好苹果？每个人可能都要去查苹果的很多资料，我的记忆库里却已存储了很多的，几乎各式各样的好苹果的图片、资料，甚至几乎是可以闻到氤氲的苹果香味……十三四年前，在閱看好的学理性批评文章的时候，一字一句地推敲和反复揣摩。慢慢地，我可以快速读完一篇学理性批评文章，并能在迅速浏览当中，或发现问题，或抓住问题的症结，或获得启发。记得有一次关于史料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我的发言，是结合《文学评论》好的学理性批评文章，是怎样呈现在史料材料梳理并从中归纳出学术问题方面的种种路径，由它们的选题思路和角度，而引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怎样的思考。刚俟讲完，就有学者提醒，不要提那些文章，不要举例……学者可能是善意提醒，但是，没有实际的例证，我们对好的学理性批评应有的或者可能有的样貌，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式地玄而又玄地探讨，举出例证，未必是求得大家都能认同那些文章有多好，但至少，我们有了具体的观摩对象，有了具体可感的参照物，即便是将之作为批评的对象，也可以使我们的批评“落地”，而不是悬于一种空谈。所以，我在谈学理性批评的形态和各种可能性的时候，在谈学理性批评对于当下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不可避免地结合了《文学评论》各种选题和角度的学理性批评文章的实际例证，从例证当中获取有益的思考和启示，抑或反思其不足，及尚需开掘的角度和维度，这便有了第一章“重识学理性批评的研究方法”的内容。

近年来，陈思和、陈晓明、程光炜等人，都在理论批评和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实践方面，强调文本细读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希望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认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迫切需要补上加强文本细读分析的研究这一课，陈晓明有一本专著就叫作《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而我也结合自己的学术积累，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思考，回到文学本体的文本细读，是我希望能够重建和重新被强调的批评和研究方法。说实话，当前的“文本细读”文学批评，其实也存在着一种异况：很多所谓的“文本细读”，其实是理论先行，先有理论的框架和套子，然后才去文本“细读”，从文本中找出例证。看似翔悉的分析，其实，这不是回归文学本体的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大家往往忽略了或者没有注意到，应该先有反复的文本阅读和细读，才有可能进行这种文本细读式的批评。这其实是要下苦功夫的，走马观花式阅读、速读，是不行的。2017年8月7日，我曾经在微信发布了一张被我细读过之后的一本书的图片，那是赵本夫长篇小说《天漏邑》。书已然筋骨相离，散了架，我按语笑称：“立秋前一天·读破一卷书。”其实，这只是我读作品的常态而已，没有四五遍的细读和笔记案头功夫，不可能有那篇《天漏邑》的评论。而有时候细读式文学批评，可能还要在长期思考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固定人物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以（呼兰河传）小团圆媳妇婆婆形象为例证》，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术成果。对于《呼兰河传》的一些章节，我在二十年前就耳熟能详几乎可以背诵，但是，我真正能够破解关于它的艺术性、文学性的阐释谜题，是直到最近才能够实现，也是在借鉴了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后，才能够实现。

这里需要特别说一句的是，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想实现回到文学本身、回归文学本体的研究，很多时候，叙事学和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都是很有用的对文本加以庖丁解牛式分析的有效工具。在做严歌苓研究和评论的时候，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严歌苓，高关注度、热度以及现象级存在，并没有能够极大地推进严歌苓创作的评论与研究，也一直在学理性研究方面进展缓慢。因为如果单纯倚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话语系统，或者只停留在内容研究的层面，都很难深度进入严歌苓的作品。对于这个雅俗兼备的作家，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小说的形式本身，借用一些叙事学研究和文体学研究的方式方法，来考察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方面的独特价值。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在二十年前读《雌性的草地》时，一度被小说的繁复叙事所迷惑，常有云里雾里之感。二十年之后，当我借用了叙事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研究方法时，我轻而易举就捋清了《雌性的草地》的叙事结构、叙事线索和繁复的叙事技巧及其所构建起的小说叙事艺术的世界。也比二十年前更加读懂了这个小说。也明白了为什么直到2011年，当被学者问及：“你更喜爱自己的哪部作品？”严歌苓仍然这样回答：“我最喜爱的是《雌性的草地》。”假若没有叙事学理论的帮助，是不可能实现从“电影叙述的借用与叙事结构探索”“对话语的议论、人物的开放性与小说的虚构性”“核心与从属同小说阐释”和“‘从雌性出发’的叙事母题”四个方面来深度解剖这个小说的。借助叙事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才终于解开了这部小说的阐释难题，也洞见了《雌性的草地》小说叙事艺术的独特之处，以及在严歌苓整个创作历程中所独具的意义和价值。

学者张均曾经明确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理论陆续进入大陆学界，但外来叙事学理论如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开花结果’，始终是有待解决的学术难点。”在他看来，借鉴视角、叙述者、叙述声音等叙事学新概念，是在我们已有的研究中已经拥有的，并且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但“在建立当代文学‘中国叙事学’方面，仍然缺乏系统而说服力的批评实践”，可能是难点。对此，我也深以为然。单纯地搬用理论，并不难，难的是怎样把叙事学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作为深度进入文本的工具。如何让叙事学理论在中国落地，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地气，这是关键和难题所在。先有理论框架然后进行文本分析，其实会出现面对有些长篇小说而不好评论、不好加以分析的问题。而且，对当代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内容、主题及艺术特色的简单分析，亦不宜步人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歧途。如能进入小说的叙事、形式及文本的细部，将对小说的内在层面的批评和外在层面的批评相结合，并兼及作家的创作语境，等等。倘能如此，文本细读的批评和研究方法，或许能在回归文学本体、回到文学本身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尤其是作家作品的研究，应该具有知人论世的批评智慧。像有学者所说的，写小说评论，是不能完全不知道作家本人的，尤其是写与自己同时代的小说家们——这是非常有道理的。知人，是为了更好地解读作品。这并不是说与作家私交越多越深就越好。对同代作家能够“知”，有大致的了解，彼此有基于文学的交流，交往并不密切，也无很深的个人私益和抹不开的情面，这或许是最好的一种研究者与作家之间的距离。而对于前代作家，“知”就往往更多是从有关作家的生平、年谱、传记和相关资料当中去获取，同时也考验评论者能否在文本中体味作家的创作语境，并反过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在做萧红和迟子建的创作比照研究与探讨的时候，就同时具有对前代作家和同时代作家“知”的考验。对于萧红，我可能更得益于多年的学术积累当中，对萧红的身世生平和创作情况的了解。对于迟子建，有学者按照当前的批评生态误以为我们早就是好友，实情却是在这一篇评论发表之后的某次会议上，才有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_2015年10月21日，“极地的出发与远行：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迟子建入校仪式暨创作三十年研讨会”这个会上，才有了我们的初相见。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之间，除了有对于作品和文学的交流，也的确没有其他方面的私谊。对于贾平凹的研究，也是这样。贾平凹先生那篇《刘艳印象》，其实是我对他“知”的一个反证——开篇即提到了彼此基于文学的“知”与交流，虽然读的人多觉得此文活脱脱写出了一个生动真实的我，但文中所提到的我们的首次见面竟然就是“一次就是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见到刘艳，仅打了个招呼，她就闪过柱子走了”，而在此前“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与她认识，是因有关稿件来往过几次手机短信”，所谈是“对稿件的判断”和“对一些小说和这些小说的评论文章的看法”，也全是实情。文章被认为是写活了我，只能归功于作家感觉的敏锐和一支灵动妙笔。对作家，知人才能论世，但这个“知”，宜更多是基于文学的“知”，而不是其他。

学理性的文学批评，一直被误会是与文学现场距离较远，反过来，专事文学现场的、即时性文学批评的评论者，又往往对学理性批评的评论和研究范式，有些犯怵和心理抗拒，似乎总不如短平快的评论来得畅快。但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层面，是亟须重视和加强的。且不说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主导性形式，其实就是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后来才分化出了文学史的研究。但文学史的研究，又必然是以对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为基础的。20世纪80年代，被目为批评的“黄金时代”，而当年的即时性文学批评，也大多成了构成那段文学史的要件，就像程光炜所说：“翻翻今天的文学史，当年的文学批评大都成了文学史结论，至少我们对于莫言、贾平凹、余华、王安忆、苏童、张承志、韩少功、刘震云、格非、王朔等作家早期作品的认识，都无出于其左右。虽然作为文学史的进一步深耕细作，这些结论还需继续质疑、细琢、翻转与充实。”更甚而说，“文学史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批评，它是史家的批评，是后一步的对作家作品的认识”。文学批评如此重要，反映文学现场的新作、新问题、新现象、新思潮，便是义不容辞之责任。进而，对于当代文学经典化和当代文学史建构与重构都无比重要的关注文学现场的批评，不求学理性，一味追求短平快或者为人情世故的因素所牵囿，肯定是不行的。而学理性批评，也宜放下学院身段，保持对文学现场的一种敏感和高关注度。《无法安慰的安慰书——从北村（安慰书）看先锋文学的转型》和《诗性虚构与叙事的先锋性——从赵本夫（天漏邑）看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两篇论文，便是在做关注文学现场的“在场”的学理性批评的努力和尝试。前一篇，获过两个奖，其中一个奖是《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度优秀论文奖，在这里记录一下授奖词：“文章将北村新作《安慰书》置于先锋文学发展的历史流脉中加以考察，从创作转型、叙事视角、现实观照、先锋精神等角度对文本进行了学理化的叙事学分析，既清晰地勾勒出作家创作历程与先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变异与转型，又深刻地洞见了先锋文学的精神内核如何潜隐于作家与当下文学创作中。论文力图在当代文学经典的意义上对先锋转型进行‘总体性’的探讨，在纵向的文学史与横向的同代创作交汇中，为作品解读确立价值坐标与谱系定位，在个案讨论中显示出论者强烈的反思意识和理论提炼的能力。”之所以记录在此，是因为这段话其实是对这篇文章在关注文学现场同时又兼具学理性的一个最好的概括。

既做编辑，又写文学评论做文学研究，我可能就比不做编辑的人，更加地对那些执着于“学报体”“C刊体”并且已然发展到有些偏执程度的论文，有些本能的排斥心理;也更加能够深味文学批评失却温度，失却批评者的体温和热情，不体贴作家尤其不体贴作品，远离文学本身，等等，所带来的弊病及对于文学与批评双方面的伤害。近几年，很多作家在原来自己往往只写创作谈之外，又兼写起了文学批评的文章，尤其是对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论。这或许就是当前文学批评生态本身所发出的一个实际的吁求，而我们也只是一直对此缺乏觉察而已。其实，作家写作作家论作品论，是始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茅盾、沈从文等人写作的作家论作品论与文学批评文章，不止当时影响广泛，很多流传至今仍然具有很深的影响力。像萧红的《呼兰河传》定稿于1940年12月的香港，先在香港《星岛日报》上連载，1943年6月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1947年6月上海环星书店新版，收入茅盾在1946年12月号《文艺生活》上发表的评论《论萧红的（呼兰河传）》，遂衍化为序。茅盾这篇《呼兰河传》的评论，虽然带有时代语境的印迹，像他说萧红“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等等。但是你不能不叹佩的是，茅盾的艺术直觉和文学感知能力的强大，他对于《呼兰河传》的很多判断，虽然并非是自学理出发，但是敏锐而富有启发性，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呼兰河传》都是极具启示意义的。比如，他说：“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我在一篇研究文章（《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萧红（呼兰河传）再解读》）当中，曾经提到过，茅盾当年其实就已意识到了萧红《呼兰河传》所呈示的这种繁富多姿的叙事能力，其中不乏看似矛盾的艺术特征，只是还未及细究根底……而远在七十多年前他所做这篇作家作品论，深具作家独有的纤细敏锐的艺术直觉能力和文学感知力，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富有启发性和具备可参鉴的价值与意义。

作家写作家作品的评论，往往比专职评论者和学者写作的文学评论，更能贴近小说文本，更能回到文学本身，甚至也更加带有作家本人的热情、体温，就像毕飞宇所说的，好的作家，更加知道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而能够从小说写作者的角度，来进行文本分析，说明这个小说为什么好和好在哪里，的确是作家的专长。作家有手艺，作家再去谈其他大师之作及优秀的作家作品，的确更能窥得小说写作的玄机和密钥，于细节处，也会有着更多动人的发现。所以，我才会以实际的例证，通过对毕飞宇《小说课》的分析和解读，来看作家是怎样做出有温度和体贴的文学批评的。这其实是对于毕飞宇“小说课”式文学批评的一种批评，或许能够对改善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生态，发生一点积极的作用;还可助益我们对文学批评，尤其对那些走向缺失温度、体贴和远离文学本身的批评，作出反思和加以改进。当然，对于在学院批评里，文风和研究方法方面都趋于呈现僵化倾向的那种类型的学院批评，也宜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学理性批评，是可以兼备温度、体贴和回到文学本身的关键词的，甚至也可以是美文化的，但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还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摸索和努力。

《批评的智慧与担当》汇集了多年来我对学理性文学批评的一些思考，以及相对集中在近几年形成的文学批评的实践成果。很多方面的思考，还有待深入;有些角度和维度，还未及打开或者展开。诚以此书，权作为我过去的一段研究的总结，其中累积了我对学理性文学批评的思考及相关的批评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这对我的学术研究，亦是一个不小的鼓励。谨以此书，作为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17BZWl71）”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奉献出来，就教于大家。

《批评的智慧与担当》，书名的灵感，取自吴俊教授的文章名，而且也征得了他本人的应允。但所指，系“学理性文学批评”之“批评的智慧与担当”，我也只是在朝这个方向学习、努力和探索着。不妨且行且努力。

（刘艳，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