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对话的缺席和启蒙的破产

内容提要 西方接受美学使文学研究中心从作者、文本转移到读者，发现了读者的阅读活动对于实现文本意义的重要性，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理论突破。本文从接受美学理论和读者研究的视角，重新观照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启蒙叙事，我们将可以发现其所内在的种种岐异和矛盾，这些歧异和矛盾构成新文学启蒙叙事的历史性的悖论，这也是启蒙叙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新文学 语言革命 启蒙叙事 接受美学 读者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02-06

对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新文学”的认识，被定位于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启蒙叙事。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史已经形成如下共识，即新文学的启蒙叙事实际上是“破产”的，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催生的“新文学”，是一段失败的文化启蒙和文学启蒙史。对启蒙叙事破产的解析，有两条比较显著的线索，一是国民性问题：国民性构成启蒙叙事的强大障碍；另一种障碍来自于彼时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实现启蒙叙事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事实上，对五四新文学启蒙叙事的认识，应该结合文本分析和社会分析的视角，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对文本阅读行为的研究和读者与文本关系的创造性认识，或可以补充对五四新文学启蒙叙事破产的认识。

一、 接受美学理论

R•C•霍拉勃曾勾勒出一条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心的转移路线：作家中心――作品或文本中心――读者中心。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极力推崇作家独一无二地位的“天才说”。20世纪初、中期异军独起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乃至后来法国的结构主义，转而把主角的殊荣贡献给了“文本”这一“客体”。尽管随着印刷文字和出版事业的出现，报刊书籍的发达，市场消费机制的诞生，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和活跃性日益可观，但是，“读者”却长期淹没在理论话语的叙述剖析之外。

作为创作主体的对应面，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必然和创作主体同声相应，共时并存。换言之，他们存在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关系。作者在创作文本的时候，已经凭借经验和心智考虑到读者心理，即“统觉背景”。萨特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行为的两个方面。”（萨特：《为谁写作》，《文艺理论译丛》1984年第2辑，第377页。）因为精神产品“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读者的工作既是“揭示”又是“创造”。（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8页。）书籍、语词、文字乃至音节必须依赖读者的想象，弹开意义的空间。换言之，读者的存在关系到作者和文本的存在及意义。

对读者反应批评的研究可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英美批评界，他们已开始注意到文本的阅读、接受和影响问题，并开始使用“读者”、“阅读过程”、“反应”、“接受”、“交流”等一系列术语。60年代以西德康斯坦茨学派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研究，尤其是在沃•伊瑟尔和罗伯特•尧斯两个先锋人物的促动下，读者反应批评研究更为成熟和深入，并一跃成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视野中的宠儿。

沃•伊瑟尔从现象学的理论先驱罗曼•茵加登那里，传承并发挥了“空白”和“不确定性”的观念。这一观念向我们敞开了这样的信息：文本的意义既不是作者赋予的，也不可能由文本自动完整地生成。事实上，文本的意义场中存在众多空白和不确定的地方，意义的最终完成有赖读者的阅读填充。

在海德格尔“前结构”和伽达默尔“视野”的濡染下，尧斯理论之中的核心范畴是“期待视野”。尧斯认为，当读者遭遇一部文学作品时，既已生成的阅读经验和存留的阅读记忆，将参与到这一次的阅读之中，使自身进入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产生阅读期待。阅读过程中，作品会对阅读期待产生有力的回应和反弹。阅读持续展开的时候，这种期待或者得到顽强的保持，或者发生变化和转移。阅读期待和阅读实际或者一致、和谐或者偏离、矛盾，巨大的张力将使得阅读过程生气勃勃，读者也不再是一个受动的角色。“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关系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③［德］罗伯特•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29、19页。）

不同的语境和读者势必带来意义填充和阅读期待的五花八门，这种阅读可能就是罗贝尔•埃斯卡皮所说的“创造性的背叛”，（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7章，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或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指出的“误读”，他们将给文本带来丰富的阅读和诠释视野。为避免“过度诠释”或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接受美学也致力于寻找文本意义“相对”的“确定性”。伊瑟尔提出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结构暗示了读者解读文本的自由度和意义填充的约定范围。尧斯则指出了作品意义的“历史性”，认为阅读的语境和读者的构成都呈现出某一特定语境特定时期的相对确定性。“它更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并且，“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③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野，接受美学对读者的重视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读者从此成为文学创作和研究活动中的重要一维。伊瑟尔区分出隐含读者和实际读者。隐含读者即隐含的接受者，它存在于作品之中，是艺术家凭借经验或者爱好，在对接受者期待视野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构想和预先设定的某种品格。并且，这一隐含读者业已介入了创作活动，被预先设计在文艺作品中，成为隐含在作品结构中的重要成分。实际的接受者存在于文本之外，他们对文本进行直接阅读，并使文本转换成约瑟尔所谓的“作品”。（伊瑟尔《阅读行为》区分了“文本”与“作品”的概念，金惠敏、张云鹏、张颖、易晓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属于艺术家的一极，“作品”属于接受者一极。用弗•梅雷加利的说法，隐含读者是属于输出一极的，实际读者则置于接收一极。（弗•梅雷加利：《论文学接收》，《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8页。）然而，和马克思读者理论相比，实际读者在接受美学理论视野中却几乎空白。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隐含读者”实际上是“理想”、“静态”的读者，而非“历史性”的读者，然而，实际读者具有历史性和个体性的品质，换言之，它以历时性读者和共时性读者的面目同时出现在实际阅读活动中，从而使每一次的阅读都有别于其他时刻的阅读。面对同一个文本，每个读者都是惟一而非重复的：这不仅指不同的个体，即使同一个个体，不同的阅读时间也意味着不同的阅读历史和阅读经验，许多貌似无关的因素也可能带来阅读主体的种种变化。因而，每次阅读都会带来新鲜的经验和感受，这将使得阅读过程充满创造性。创作者在文本中预设的隐含读者和阅读行为中的实际读者可能重叠、一致，也可能发生分离、矛盾。创作者极有可能发现，理想读者并不存在，而实际读者正在误解他的创作意图或不得要旨。这固然令人遗憾。然而我们可以从新批评那里借鉴一个术语——“意图谬论”——为什么读者不能突破甚至超越作家的预设呢？

另一个问题是，接受美学所强调的“文本的召唤结构”，主要还局限于文本内部，摒除了文本的社会性。实际上，文本的召唤结构一方面来自于文学性的部分，即文本及其背后的各种文学规范所形成的意义阐释框架，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社会历史语境，包括文学文本自身所呈现的社会历史语境和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二者将在阅读行为中发生交织和类似化学发酵的综合反应。实际上，一个真实的阅读行为，必然体现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交叉立体的网络关系，而这种交织纠缠的关系可能借助于各种潜伏的印记、隐晦的言辞、突兀的结构等形式修辞体现出来，也可能如一池明镜无波无澜。只有在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中，只有将阅读行为置放于立体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文本的意义或价值才可以得到真实、有效的揭示和阐释。也只有基于此种共识，接受美学理论对读者这一维度的开启才能真正体现其革命性的意义。无论文学的表现如何丰富多变，但它始终是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文学的阅读、诠释和接受也只能够在文化和社会的具体语境中进行才具有“真实”性。

从接受美学理论的学术视野出发，观察中国20世纪初期的重要文学阶段——发端于1917年白话文运动的“新文学”启蒙叙事，我们将会发现一个充满岐异和矛盾的互动过程。

二、 五四新文学启蒙叙事的建构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被视作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新文学自一开始便参与了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构造。这决定了新文学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特殊的历史语境致使思想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开路先锋，文学率先成为思想革命的首选对象，承担起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艰巨任务：“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所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长成，很靠着文学革命的培养。”（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文学以思想启蒙为要旨，直接担负着“改造国民性”的时代主题。

在文学阵地展开启蒙主题的急先锋当推小说。小说文体有通于俚俗、推行广速、读者众多、利于国民启蒙的特点。其实，早在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就指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华小说界》1902年第2卷第1期。）使小说正式步入启蒙主题。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梁启超转而探索小说“新民”和“开启民智”的途径，以实现“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其说梁启超对小说过分褒誉，不如说他高度信任阅读的教化作用，相信读者能与作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而使社会变革事业从知识分子（作家）这一思想先驱和革命精英，扩大到广大的市民（读者）阶层，最终实现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诉求加之以20世纪初期西方人道主义、人性主义等新思潮的汹涌而至，促使中国文学思想和异质文化发生对话，既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反弹，又促进了中国文学思想新质的萌生茁长，建立一种新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神圣使命。

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已然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语言作为一种形式因素，具有强大的建构和解构意识形态的功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首先从语言革命拉开序幕。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了白话文学对文言文学的革命，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建设“平易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新文学理想。周作人把陈独秀的“国民文学”拓展为“人的文学”。他赋予“人”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内涵。（仲密：《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 号，1919年1月。）之后，这样，从语言革命到思想革命，相对于旧文学的“新文学”指向开始被建构起来：人文精神上是“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倡导，语言形式上则是白话文学的兴起。

“人的文学”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个人主义是“人”的解放的出发点。某种意义上，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放运动，新文学的先驱者更多的把文学启蒙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次自我启蒙。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海滨故人》、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等小说，几可视作“知识分子的成长”小说（也曾被视为“身边小说”），承担着自我教育的职责。换言之，知识分子话语系统下的新文学，设定了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隐含读者。知识分子既是作品的输出极，又是作品的接受极，启蒙对象和启蒙主体从属于同一个话语系统。可以说，“人的文学”是知识分子以个性主义武器，关注知识者自我命运的一次表演。

同时，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新文学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的双重主体。（《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页。）与其说个人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同时并进，毋宁说个人是民族国家的叙事策略。建设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其核心任务便是国民性的改造，即梁启超的“新一国之民”理想。因此“人的解放”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对民众的解放。还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便经常探讨有关国民性的问题。鲁迅贬斥旧文学为“期和瞒的文艺”，期待从新文学入手进入国民性（劣根性）的思考和重建。胡适提倡易卜生的写实主义，用之救治“人生的大病根”，即“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现状”。（《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郑振铎（西谛）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认为唯有革命的文学家，才能刺激今日沉闷时代一般青年的感情，刺激大众的冷心，始有革命的可能。（《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这个意义上，新文学被期待成一次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和国民革命的启蒙。

三、启蒙叙事的破产

但是，这场新文学的启蒙叙事和国民性改造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五四新文学启蒙叙事的定位，还是五四新文学启蒙叙事的修辞规范，都是致使启蒙叙事破产的重要原因。

（一）“启蒙”定位与启蒙对象的矛盾

新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从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放升华到“改造国民性”，换言之，启蒙话语预设了一个全民性的启蒙对象：国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把文学启蒙当作一次国民思想运动来进行的。显然，农民阶层和一般的市民阶层是启蒙的对象，或者说是启蒙叙事预设的隐含读者。也只有将农民阶层和一般的市民阶层预设为隐含读者，启蒙叙事也才能达到其“教化”的作用。在这种设定下，启蒙叙事必须以适合启蒙对象的方式进入启蒙对象的视野，才可能推动启蒙主题的实现。

“改造国民性”启蒙主题的责任更多落到了乡土文学叙事上，它的启蒙对象是农民阶层。以启蒙为主题的乡土文学揭示了中国农村蒙昧落后的社会环境，展现了中国农民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双重的非人境遇，同时，乡土文学实现了把艺术视角对准农民和下层群众并确立其文学主人公地位的划时代转向。鲁迅的《故乡》刻划了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主人公“闰土”辛苦劳作的一生、灰黄黯淡的脸色、粗笨开裂的大手，对苦难的简短愁闷的倾诉，以及愚昧迷信的精神世界。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叙述者“我”和叙述对象“闰土”始终保持着“看”与“被看”的关系，沉默寡言的“闰土”并没在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被“我”代言了，这也暗示了叙述者“我”自居为启蒙角色的定位。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框架中，“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闰土”为代表的农民阶层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姿态。

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运用勇气和理智，自由地使用共用的理性，摆脱他人的权威，脱离人类的“未成年状态”。启蒙是人类脱离这种状态的Ausgans（“出口”，“出路”）。康德强调启蒙是个体对自由和独立的寻求，但是，康德也强调人是“一架机器中的零件”，理性的使用是“有目的性的”，（康德：《什么是启蒙》，《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因而个体的自由、独立只是相对的。福柯就针对这一点指出，理性一旦服从于特殊目的，就不可能自由地使用理性。而只有为使用理性而推理时，理性的使用才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迭时，“启蒙”就存在了。康德也好，福柯也罢，他们的启蒙都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构成：批判。康德的启蒙强调的是自我批判从而获取自由，福柯则更强调这种批判的普遍性和交互性。福柯指出，启蒙和批判是紧紧相连的。“启蒙”某种意义上就是“批判”的代名启。（《何为启蒙》，《福柯文集》，顾嘉琛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即是在这一“批判”意义上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