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自信与普世话语构建
时间：2020-03-29 07:59: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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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对自身文化所拥有的价值的信心——是处在两种以上文化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竞争的环境中，面对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意识状态。对于中国来说，文化自信，主要是针对西方文化领导权的压力和挑战而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觉。
在意识形态领域，凭借“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市场机制”这种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生产和建设能力，围绕“民生和发展”，我们完全可能构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普世的新型话语和价值观，与西方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和宪政”相对抗。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著作有《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文明走到十字路口》等。
文化强国要有既独立、又普世的核心价值观
玛 雅：2014年7月，文化部发出通知，对国内艺术团组到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进行“镀金”性质演展活动予以坚决制止。《人民日报》报道称，近年来，这种打着“文化交流”名义进行“镀金”式演出的现象日益严重，“既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损害了国家形象和艺术尊严。”显然，像“镀金”式演出这样的“走出去”，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期许是完全不相符的。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文化强国战略？怎样才能称得上是文化强国？
祝东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总量在全球连续超越法、英、德、日等经济强国，位居世界第二。近几年全球遭遇金融风暴，经济衰退，美欧日发达国家均陷入空前的金融、财政困境，而中国似乎一枝独秀。但另一方面，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被战略围困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在国内，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继续下滑，前段时间已经到了老弱倒地是否帮扶都需要全民讨论的地步。同时，文化领域的企事业机构总体上处于疲弱状态，文化产业占GDP比重较低，这是文化软实力严重不足在产值上的表现。
针对这种情况，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核心命题就是建设“文化强国”。对于执政党来说，目前文化领域的所有政策措施、所有改革发展，都是为了“文化强国”这个核心目标。但是，“文化强国”本身目前仍然是一个含混不清、过于笼统的概念。例如，文化强国的内涵和层次以及评估某一国家是否文化强国的标准，都完全没有界定。
玛 雅：在你看来，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标准是什么？
祝东力：所谓文化强国，第一，就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既独立、又普世的核心价值观;第二，能源源不断地推出原创性的文化作品;第三，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来传播和营销其价值观和文化作品。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文化强国由这三个层次的要素组成：价值观、作品、产业;缺一个层次，就不是文化强国，三个层次都缺，就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弱国。比如，缺少独立的核心价值观，就必然在意识形态上依附于其他文化强国;缺少文化产业，就无法在文化市场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文化强国，还是文化弱国，都是在相互博弈和竞争中形成的，首先都是国际政治的概念。
玛 雅：也就是说，一个文化强国首先要有独立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文化“走出去”的真正含义，是国际政治中软实力的竞争。
祝东力：关键就在于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又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一个社会判断人们行为的最终的是非标准，是一个社会的终极信念。一个社会构建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嘴上、纸上，而必须付诸行动，这就要求这个社会的先进分子必须在重大的利益关系中有取舍、能牺牲、敢担当。由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先锋队，才能引导整个社会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种重大的利益关系体现在上层建筑，就是政治。
因此，是政治为文化赋予内涵。文化源自实践，总是先有政治性的实践，然后才有文化上的提炼、升华和表现。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或执政党来说，比“文化自觉”更根本的是“政治自觉”。美国文化产业强大，是因为美国掌握着全球的文化领导权。
中国从意识形态“出超”到“入超”
玛 雅：有人说，过去30多年，中国在价值观上的损失是最惨重的。现在强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因为价值观缺失的问题确实存在。
祝东力：从国际文化形势来看，在核心价值观方面，“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被战略包围的局面。从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和个性解放，到90年代以来的个人权利、民主宪政和生态主义等等，都是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
这种被战略包围的局面，可以和毛泽东时代做一个对比。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一直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包围之中。但是，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在不少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甚至波及西方国家。后来在八九十年代成为中国思想界偶像的萨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世界闻名的巴黎思想家，当时都在读北京外文出版社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同时，中国当时的政治思潮也影响了美欧日青年学生群体的反资本、反官僚、反体制的政治立场，在西方曾经风靡一时。今天，不论我们怎样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当时中国在核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方面处于“出超”的地位，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
玛 雅：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出超”到今天的“入超”，这个转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祝东力：由于“文革”的灾难，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解体，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核心价值观上转而依附于西方。此前，中国对于西方，整体上一直都处于主动的战略位置，在反帝反殖的世界革命浪潮中，在针对苏共的理论辩论中，都是采取进攻态势。上世纪70年代初，一方面，“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已经退潮，整个社会萧条沉寂，明显转向保守化。另一方面，美欧日的学生运动也逐渐平息，西方国家正在恢复秩序。那时候，毛主席、周总理仍享有巨大威望，革命传统还在，针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也依然凌厉。但实际上，由于“文革”行将破产，这种攻势已成为强弩之末。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期，中西之间，攻守之势在这时候发生了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