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东荪的“中间媒介物”思想
时间：2020-03-30 07:56: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张东荪作为西方文明的介绍者和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推进者，在其“中间政治路线”破产后，提出构建“民族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中国实现民主社会的“中间媒介物”，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本文试图从其思想的提出、产生的原因、时代的局限性等方面作一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张东荪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中间媒介物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浙江杭县人。他一生致力于哲学、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研究，是现代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异常活跃的人物。他在探索中国社会政治取向的过程中，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比较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得出了关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转化的途径，即建立“中间媒介物”的思想。
一、“中间媒介物”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
张东荪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段时期，主要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极力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然而，在新国会选举中，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张东荪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于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５日作《一个申说》，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此时对于政治，他持“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１]（Ｐ３５６）。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他分析国内外政局，正式形成调和国共、兼亲美苏的“中间政治路线”，但未被政府采纳。１９４６年，他在天津青年会发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主张“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２]（Ｐ２０４）。然而，这一政治主张随着国共和谈失败、国民党发动内战而再次宣告破产。但是，他并没有彻底绝望，他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说道：“虽已有一些明日黄花之感，然而自信仍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工作。”[３]（Ｐ３３２）虽然政治主张一再受挫，但他仍然“不忘朝市”，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前途更加关心。在分析中国文化的出路后，他指出：“中国必须走上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之途”，即中国不能直接从现实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中间媒介。“‘渐进论’是在间接而又间接的评议着中国现实政治，是在所谓‘纯学术立场’上阐发的一套较系统的政治理论”[４]（Ｐ２０７），即所谓的“中间媒介物”思想。
张东荪指出：“我们必须知道自由平等的理想倘不发现一个第三者作为媒介以使其与实际相衔接，则一切皆变为落空”[５]（Ｐ３３），即理想要变为现实，必须要依靠中间媒介物。他认为，民主主义理想之所以能在西方变为现实，主要依靠两件媒介物，“一个是国际上保持独立的国族主义（即民族国家主义）；一个是作资本制度基础的个人主义，不有国族主义则一个民族无法独立，同时即是无法自己生存”[６]（Ｐ３３）。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国家，历来就缺少自由、平等、公平、理性等民主社会必备的思想根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私有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家族制思想严重，“天下式国家”制限了平等、个人尊严及人格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民主社会又缺乏社会基础，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就必须建构从现实到理想转变的桥梁，即必须依靠“媒介物”。
他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造成了“天下式国家”的典型，加上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缺乏“民族国家主义”，因此，“产业革命造成了民族国家，中国应进行产业革命”。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推翻殖民统治，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建立个人负责制，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经济基础。然而，中国自古就是家族共产制，在财产上实行共同负责制，因而缺乏个人的独立地位与个性的发展，为此，在“增产”的基础上，要发现个性，从而唤起个人的自觉意识，建立个人财产制，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形成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由个人的自觉与人格的独立而成，即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亦必以这样的个人主义为其根底。”[６]（Ｐ１１８）这是张东荪在分析中西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为实现中国民主社会理想寻找到的两个“媒介”。同时，他结合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得出了在中国实现理想社会的第三个媒介物——计划经济。他说：“社会主义虽是美好的理想，但若寻不到一个衔接的办法，使其从天上引到地面，亦是徒然，苏联之有今日就只因为寻到了一个衔接办法，就是计划经济。”[５]（Ｐ２５６）因此，他提出要效仿苏联，实行“统制贸易”，在土地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建立集合农场，实现集合化、机械化。
在阐述其“中间媒介物”思想在中国的三个媒介时，他进一步指出，理想通过中间媒介而变为现实是要打折扣的，“我们又须知道理想虽百分之百的美满高尚……但一拉下地来，却无不使理想打折扣或变颜色”，理想不仅必须用“中间媒介物”作衔接才能实现，而且在实践中不能不打折扣，此中间物及其造成的现实，便有利也有弊。“现在只能问所打的折扣究竟是大是小”，“从程度上检查其距离理想的远近而看其效果如何”。总之，张东荪根据理想必须经过“中间媒介物”的思想，提出了应当发展生产，进行产业革命，以培植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应当造成民族国家，建立个人主义社会，以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张东荪提出“中间媒介物”思想的原因
“中间媒介物”思想是张东荪探索中国文化出路并进行哲学思考的反映。他潜心于西方文化的研究，企图通过找到中国文化的出路来发现中国民主社会发展的轨迹。他认为，民主主义是一种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在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中，他发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即“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道路”，通过文化民主，实现政治自由。其重要的哲学观点是“间接呈现说”，强调“能所内外之交接，会合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所要达于能；能要达于所，必须经过设准、概念、感相等中介”[７]（Ｐ７），这为其“中间媒介物”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中间媒介物”思想是其政治思想随局势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张东荪作为“中间政治路线”的主要倡导者，曾经幻想在中国建立一种政治上采用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经济上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实现“调和国共，兼亲美苏”的政治路线，从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内战，加强党派合作，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的民主社会。他说“我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作一个调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些什么”，“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这些都表明张东荪曾经想走一条折中的道路，使中国走上民主社会主义之途。然而，国民党关闭和谈之门，破坏政协协议，发动内战，使张东荪认识到国民党“因为言行不一致，不能唤起人们的信任”，要使中国实现民主社会，必须探索新的方法。
“中间媒介物”思想是其阶级利益的要求。张东荪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也主张要发展实业，进行产业革命，建立个人财产制度，发展私有制，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形成个人主义社会，主张要发展经济，便不能完全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在其论著中，这种阶级调和色彩也十分明显，如“今后要把治者与被治者使其利害相一致，则唯有实行民主政治，民主主义可以化二者的冲突为调和”[１]（Ｐ２１０），“今后中国必是把家族主义的色彩渐渐消除，把个人主义渐渐提高起来，正由于必须个人主义方能走入社会主义”[１]（Ｐ２１９），因此，张东荪提出“中间媒介物”思想并非偶然，发展个人主义、民族国家主义，说到底都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中国共产党实行真正的民主政策，对中间派产生了吸附力。毛泽东指出，“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取积级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９]（Ｐ１５），“‘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９]（Ｐ１３５），这些政策与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方针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民主党派人士纷纷转向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张东荪说：“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３]（Ｐ３３５） “因为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说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这样张东荪便与共产党有一共同的政治目标，于是他潜心研究中西差异，寻找到实现民主理想的“中间媒介物”。
三、“中间媒介物”思想的时代意义及历史局限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曾做出过多方面的努力与尝试，但都没有获得成功。张东荪在总结以往民主政治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实现民主社会的步骤，即要发展经济，促进中国产业革命，从而实现个人主义社会与民族国家主义，进而实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合理性在于他发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真正所企求的是废除剥削……，惟由于社会公道，则生产方可增加，倘使在公道尚未实现以前即提出平等恐不免要陷入空想的社会主义之危险”［１０］。“单纯政治上的民主不能解决经济上增产的要求，所以政治上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国已不够用了。但专从经济上着眼，而要效法俄国采取苏维埃制度，在事实上亦绝对办不到。”[８]“中间媒介物”思想与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相接近，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吸引中间民主人士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当然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也决定了其思想的局限性。
“中间媒介物”思想是张东荪“中间政治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中间政治路线”体现出张东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希望调和国共、兼亲美苏，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然而，蒋介石关闭和谈之门，发动内战，使其不得不放弃这种调和路线。在苦苦探索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他发现了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中间媒介物”，民族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他认为这是架起民主理想与民主运动的桥梁，“个人主义”以及发展资本主义，无非是想实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但主张渐进式的改良而非主张激烈的革命，所以“中间媒介物”思想和“中间政治路线”，都是一种“中和”思想，只不过表述形式不同而已。“中间政治路线”强调政治的中介作用，而“中间媒介物”强调的是经济的中介作用。
这一追求民主理想的途径忽视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正如张东荪所言，中国缺乏民主的社会传统与政治根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食侵吞，内有封建专制与新旧军阀的独裁，毫无民主可言，因此中国不可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走上民主的道路，只能进行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１１］（Ｐ９７４）。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理想，必须发动农民，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瓦解封建制生产关系，解决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这才是中国革命实现民主社会的正确途径，而非张东荪所指出的发展道路，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通过文化的出路而窥测中国民主社会的进程，有失偏颇。各国文化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条件的差异，因而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与风格。同时，文化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发展决定文化，而非文化的发展决定社会，认为民主主义是一种文化，“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在本质上相同，都是不正确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且政党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夺取政权，实现政治统治和政治利益是政党的最终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革命、执政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之上，张东荪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正是其政治悲剧之所在。
注释：
［１］克柔．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Ｃ］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５．
［２］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５卷）［Ｃ］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５．
［３］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３．第６册．
［４］左玉河．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７．
［５］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Ｍ］上海：上海观察社 １９４８．７．
［６］张东荪．理性与民主［Ｍ］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５．
［７］张耀南．知识与文化辑要［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７．
［８］张东荪．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Ｊ］《中建》２卷４期１９４８．７．２０．
［９］毛泽东．毛泽东文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８第５卷．
［１０］张东荪．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Ｊ］《观察》４卷２期１９４８．３．６．
［１１］毛泽东．毛泽东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６第三卷．
责任编辑张荣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