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一个时代的侨乡历史文化缩影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山和开平碉楼之比较分析，认为中山碉楼具有分布集中、格局合理、结构简单、形式多样、中西合璧、文化多元、小巧玲珑、朴素实用的特点。碉楼既是一种建筑文化，也是一个地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中山碉楼既有承袭中原文化，吸纳邻近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痕迹，又有保持本土文化特点的品质。它集中地折射出中山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积淀着中山的文化思想和民俗风情。

[关键词]中山 碉楼 碉楼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150-06

中国碉楼产生的年代，上溯当追汉唐。① 西方的碉楼亦可回望到10世纪至12世纪欧洲教堂兴建的塔楼。②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碉楼集中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则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五邑（新会、开平、恩平、台山、鹤山）和中山县（中山、珠海、澳门）等著名的侨乡，其碉楼的数量、规模、结构、功能、风格、特征等，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地区可以与之媲美。

侨乡的碉楼和碉楼文化，因时势变迁而成历史，但其价值和意义却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中渐渐凸显出来。近年来，一些热心于侨史和侨乡文化的专家学者，开始了碉楼文化研究之旅，③ 而五邑中的开平碉楼和碉楼文化，更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人员的视野。但遗憾的是，同样曾经拥有数以千计碉楼的中山市，其丰富的碉楼文化资源，不仅没有受到社会各界应有的关注，相反，今日硕果仅存的几百座碉楼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之下，时刻都有被破坏和被毁灭的危险。

从总体上看，中山碉楼在数量、规模、结构、功能、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等方面虽然没有五邑碉楼那样集中和突出，但它同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像五邑侨乡碉楼文化那样，中山碉楼也是侨乡历史的一种记忆，是华侨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如今，历史尘埃已经落定，散布在都市和乡村中的碉楼，经历了动荡年代的风风雨雨后，依然丰姿绰约，楚楚动人。在当今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浪潮中，侨乡中山、珠海等地的碉楼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一、历史与现状：中山碉楼文化的生态分析

中山地区何时出现碉楼，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规模高密度地兴建碉楼，是在清末民国年间。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受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华侨汇款等因素的刺激，商品经济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外贸易也比过去显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宁阳铁路（又称新宁铁路）的落成和香洲商埠的建立，给五邑和香山地区（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活力。当时就有外国人预言：“至宁阳铁路已观阙成，香洲开埠亦日起有功，就此二事观之，耽该处人力资财诸臻丰备，能善用之，将来成效卓著商务自必流通矣。”[1] （P110） 1909年香洲商埠开幕之后，亦如宁阳铁路落成一样，对珠江三角洲的香山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工商业受外贸的刺激和侨汇的支持，有了新的起色；另一方面，侨乡侨眷富裕的经济生活，也招来了不少盗匪。而当时政治腐败，官匪勾结，更加助长了盗匪嚣张的气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不保。

中山地处珠三角的南端，毗邻港澳，北连顺德、番禺、广州，古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中外贸易十分频繁。① 清末民初的中山地处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边缘，王权统治和社会控制相对减弱，地方豪强和盗匪因此横行乡里。历代香山县志都有不少关于盗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记录。②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山的盗匪危害地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记录更是屡见不鲜。《拱北关十年报告》中就有大量的记述。《宣统三年（1911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说：“当夫未靖之际，治人既往，治法潜消，警察暂失秩序，不法之徒难免狡焉思逞，陆路则恐掳拐攘夺，以致多数银款权停交易，转汇港澳，以保平安。复有眷属多人，抛离家乡，暂托外人宇下。各商亦停办新货趸家，即有折阅，亦欲将货脱手。海面则群盗批猖，民船生意大受牵累。”[1] （P124） 到了1915年，中山地区仍然是“海盗批猖，终岁如故，民船多遭劫掠。海外华侨回粤，被掳者数见不鲜。虽政府派委兵舰多艘，四出截缉，而盗匪仍悍然不顾。”[1] （P139） “附近地方，被其侵扰者，则有新会之烂大船，香山之三灶，与广福沙及崖门一带乡落。下四府亦有多处城镇，俱受其害。勒索行水，视船之大小，分别收取，始免攻击。更有无数商民，被掳待赎。……其时内地情形，仍无甚振作。所有丰收之田禾，亦为盗贼掠夺烧毁。田畴之远融在舍者，罹祸弥烈，因农人畏惧掳勒，不敢前往收割地。”[1] （P145） 1923年至1924年，在内河活动的盗匪十分猖獗，港、澳的沿岸及邻近水域也受其威胁，如“竹洲头附近地区乃匪徒之温床，许多船只在那里被炸沉，船员丧生。帆船在我关（拱北关）交纳货税之后，一定要由全副武装的士兵乘坐汽艇护送，才能够驶往目的地。”[1] （P373） 尽管地方政府也曾试图打击盗匪，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战乱频仍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地方政府也有心无力。

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求生求存的本能和求强求富的愿望，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于是在中山一些出外谋生者较多的乡村，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迅速崛起了数以千计的、具有抵御盗匪劫杀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新式建筑——碉楼。据说在民国时期中山的碉楼建筑总数达3000余座。目前，中山依然拥有碉楼510余座。[2] （P76、89） 其中碉楼比较密集的村落有南朗的沙边、大岭、濠头、库充、环城等地。如大岭村就有公私碉楼17座，计有“祝祥、少海、沛轩、大只康、保田、桂章、寿欢、泽霖、同昌、天玉、全柳、爱祥、翰芬、可惠洋楼及东区、南区和北区三座公众碉楼，公众碉楼为护寸之用。”[3] （P21） 民国初年，库充村民和华侨侨眷为防盗贼抢劫、标参（既掳人），村民陈余兴、陈万胜、陈驹、陈旺在侨胞的支持下建起了碉楼。随后村民又先后在村子的四周建起了东、西、南、北、中五座碉楼。整个民国时期，库充村在村中各处共兴建了38座大小碉楼。[4]（P13） 沙边村到1949年已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五层碉楼住宅约99座，数量十分可观。目前，在沙边调查登记的A、B级碉楼仍然有28座。[5] （P47） 建国初的张家边区30个行政村就有372座碉楼。[6] （P138） 在中山的三乡白石村，亦先后建成近30座四五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碉楼，其目的都在于防盗匪抢劫和外敌入侵。

相对五邑地区的碉楼而言，中山地区的碉楼总量较小，分布比较零散，建筑规模不大，建筑的时间较晚。晚清时期中山碉楼数量较少，绝大多数碉楼都是在民国时期兴建的，有的碉楼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华侨集资共同兴建的。

中山碉楼主要分布在富裕地区和出国谋生较多的侨乡，也与这些地区土匪侵扰频繁有关。中山的南朗、张家边、环城、大涌、濠头、库充、竹秀园、恒美、渡头、三乡等地，是碉楼比较集中的村落。而这些地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恰恰是出外谋生人数较多、村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裕的乡村。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竹秀园月报》复兴版第19期就刊登了《竹秀园的妇女》一文，该文指出：“在中国争雄的几大公司，恐怕要首推‘永安’了。而创设永安公司的人，谁都知道就是竹秀园的郭氏昆仲。因为他们在商界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开了乡人出洋谋生的风气。为此，竹秀园的男人出外营商的特别多，这就造成竹秀园的居民女多男少的现象。在妇女群中，有好些是‘金山客’的眷属，她们的儿子或丈夫，都远涉重洋在外国经商，每年汇回来的款子，倒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美钞或叻币。总之，这可以令株守家园的妻儿老母不致冻饿；而且还可以过优悠的岁月，这些有福气的太太们，只要收到一次‘金信’，那就必定做点茶果之类来酬谢神恩。假如是慷慨好客的话，更会来一次家宴。这一种妇女，往往是被人羡慕的。这种家庭保有新建不久的楼房和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两个特点。”[7] （P254） 由此可见，碉楼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而华侨是建筑碉楼的主要力量，碉楼则是侨乡历史文化的缩影。

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山的碉楼多被炸、被拆、被荒废。如今中山的碉楼数量没有五邑任何一个县市多。散落在各乡村里的大约510余座碉楼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被废弃、被人为毁坏的现象比比皆是。作为一段历史的记忆和建筑文化载体的碉楼，其未来的命运实在令人担忧。

二、结构与特征：中山碉楼文化的特质分析

中山碉楼产生、形成、演变的过程，已经显示了中山碉楼文化的性质、功能和特征。

首先，中山碉楼兴建的动因比较单一，主要是为了防御盗匪的侵袭，保护私人财产和生命安全。而开平等五邑地区的碉楼，除了防匪防洪外，还与乡村民众相互攀比，露财显富，标榜荣耀，讲求排场的社会心理有关。[8] （P29-31）《开平县志》中对此现象有很具体的描述：“道咸之际，红客交讧，水灾并作，邑民疲悴至斯而极，然风尚勤朴，工商营业年得百金，可称家肥。是时，海风初开客乱，难民纷走海外，阅时而归，耕作有资，于愿已经足。……至光绪初年，侨外寝盛，财力渐张，工商杂作各有所营，而盗贼已息，嗣以洋货大兴，买货者以土银易洋银，以洋银易洋货，而洋银日涨，土银日跌。故侨民工值所得愈丰，捆载以归者愈多，而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凡有旧俗，则门户争胜；凡有新装，则邯郸学步。至少宣统间，中人之家虽年获千金，不能直支矣。而烟赌陷之，盗贼乘之，掠赎惨杀，樵采不宁，穷民无告，未知与道咸间相去几何也。”[8] （P29-30） 当时曾有华侨对此风气不以为然，并用略带批评的语气说：“勤俭之风本为族人之特色，自族人往美洲及南洋各处经商而后，收入颇丰，此风渐失。至于今日，无论男女老幼，都罹奢侈之病。昔日多穿麻布棉服者，今则绫罗绸缎矣；昔日多住茅庐陋巷者，今则高楼大厦矣。至于日用一切品物，无不竞用外洋高价之货。就中妇人衣服，尤极华丽，高裤革履，五色彩线，尤为光煌夺目。甚至村中农丁，且有衣服鞋袜俱穿而牵牛耕种者。至每晨早，潭溪市之大鱼大肉，必争先夺买。买得者视为幸事……其余宴会馈赎，更为数倍之奢侈。”[8] （P30-31） 但与开平等五邑人不同的是，其时中山人虽喜奢华，但做事比较谨慎，不喜张扬，注重实际，讲求实惠，追求家族和村内的团结和睦，互相攀比之风气尚不明显。更为实际的是其时中山的侨眷并不十分富裕，侨汇也没有五邑地区那么普遍和数额巨大，许多村民生活还处在温饱阶段，奢靡之风因而不易兴起。即使建造房舍，也以满足居住为主，而较少大肆铺张。华侨集资兴建碉楼，目的主要在于防卫和保护，便于生产和生活，而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20世纪20年代，中山的竹秀园东北临山近水，时虞盗贼打劫，于是村民有兴建碉楼之举。在郭顺、郭全等华侨的赞助下，碉楼于民国十年（1921年）建成。当时，碉楼因照明用的煤油灯不够光亮，华侨又在澳洲购置光亮的手灯寄回使用。并组织自卫民团，在碉楼上悬有铜钟，日夜鸣钟报时，若发生火灾或匪劫，则按规定鸣钟示警。后因警钟不够响亮，澳洲悉尼华侨又购赠数百斤重、声音响亮的铜钟一个送回。此外，修桥整路，改变村容，设立洁净局负责清洁卫生，创办阅书报社，设置消防水车等，亦由华侨捐助完成。1920年出版的《良都竹秀园月报》就有报道：“吾乡侨商，素称慷慨，如建筑碉楼，创设街灯，筹办学校，数万巨款一鼓而集。”“月前元板君由澳洲返国，带有建设路灯费八百金之多，于是在石岐定造铁杆玻璃灯，沿街树立。从此，乡中大放光明，无复昔日之黑暗世界矣。”[7] （P255-256） 同时，中山华侨也不像五邑华侨那样人数众多和相对富裕，他们大都是小本经营和出卖苦力来维持生计，发财致富者亦大都回国寻求更大的发展，受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影响，相继投资近代新式工商企业。[9] （P248-268） 因此，他们在经济尚不发达，生活还不够宽裕的情况下，即使有心筑碉楼以自卫，却也因经费不足难圆保家卫国和光宗耀祖之梦。故中山碉楼在楼高、式样、设施、功能等方面，没有五邑碉楼那样千姿百态、富丽堂皇，处处透露出一股中西文化融汇后的现代气息和美学意蕴，① 在功能上也没有五邑地区的碉楼那样“既可防匪徒、防洪水，又能居家生活，办学校”。[8] （P34） 它主要起着防御盗匪的侵袭，保护家庭或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功能上显得过于单一。

其次，中山碉楼在结构、造型、装饰方面，基本上是简单粗糙、朴实无华、缺乏美感和文化内涵。五邑地区的碉楼，尤其是开平碉楼，汇集了东西方多种建筑风格，造型多样，装饰复杂，结构巧妙，富丽典雅，具有审美趣味。而中山碉楼虽然也有砖木结构、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但碉楼规模不大、造型单一简约，没有太多的装饰。其型制多是三层方形、长方形、梯形、圆形等建筑风格，而且基本上是与原竹筒屋或明字屋等祖屋并连在一起，形成一组庭院，平常碉楼多作为储藏房屋来使用，人们住在祖屋，有盗匪来抢劫时才躲进碉楼。其门窗多为两重门，中间还有粗大的铁枝，每层楼梯都设置有趟铁板作门，防盗防火。在楼顶和二楼的墙壁上，都设有枪眼，可以射击企图靠近碉楼周围房屋的盗匪。在造型和内部结构，以及外部装饰上，中山碉楼没有开平碉楼那样美观、大方、复杂、多样，也没有像开平等五邑地区那样自觉地将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有所创造，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据张国雄研究，开平碉楼有柱廊式、平台式、城堡式、泥合式四种不同建筑造型，但它们都汇集了中西方多种古典建筑风格，将中西方建筑的富贵华丽、雄健稳重、轻巧雅致等建筑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与珠江三角洲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融于一体，使开平为代表的五邑碉楼超越了最初的防御功能和居住、防水功能，从而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互摄、相得益彰的时代文化气息，具有审美的价值与意义。[8] （P52） 而这些具有文化和美学意义上的特点，在中山却难得一见。

中山碉楼与五邑碉楼的区别还在于，中山碉楼不太讲究选址，但比较重视布局。五邑地区以开平为代表，其碉楼一般是建在整个村子后面地势较高的地方，与整个村子的风水格局相配合，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碉楼在村落风水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既是优化风水环境的手段，又是村落的文化标志和文化符号。它有安全保护的作用，也是风水文化的象征。[8]（P45-50） 而在中山，碉楼一般分布在村落的东、南、西、北四周和中间位置。如中山石岐东区库充村，归侨及公众集资在村内四周建起了五座坚固的大碉楼。[4] （P13） 这种碉楼选址和布局特点，在中山并不少见。在火炬区的沙边、大岭，三乡的白石，以及环城的北台和竹秀园、沙涌等村的碉楼布局也都是集中分布在村子的四周和中间地带，他们考虑的主要是碉楼对村民的保护作用，而并不刻意强调碉楼在本村风水格局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中山的碉楼单立的情况较少，尽管比较分散，但大部分与村民住屋和村子的民居建筑连在一起，基本上是就地取势来选择碉楼的位置，使其与祖屋或住房连成一体，方便躲避和逃生，讲究的是实用而不是审美。在建造碉楼时，中山人考虑的仅仅是目前防盗防匪的需要，而缺乏更加超功利的审美追求。因此，中山碉楼虽然最盛时亦达3000多座，但因过于分散而不成规模，过于简约而不成体系。在国泰民安的年代，这种仅仅具有防御功能而缺乏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的碉楼建筑，很容易被人们遗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就是曾经为数众多的中山碉楼，为什么今天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