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
时间：2020-04-18 07:57: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秦国中心的关中平原向南翻越秦岭，穿过汉中盆地，即达广袤、富庶的四川盆地。四川盆地，群山环绕，四面高大的山脉将盆地与周围地区分隔开来，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单元。切开盆地北缘的嘉陵江将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连接了起来，形成中国西部地区南北向一条重要的文化通道和文化走廊（图一）。
根据考古发现，在四川盆地西部传统意义上的蜀文化分布区域内出土的多处秦文化墓葬，它们的族属应是秦人墓。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巴蜀之地正式归入秦国版图，时大约在战国中期。随后秦国即大量向蜀地移民。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山东六国后，更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在四川盆地内数处驻军设防，并留下秦人墓地。根据这一史实，本文对四川盆地秦人墓先做一时间界定，将四川秦人墓分成两期：
第一期：公元前316年——前221年，秦国(战国中期以后)秦人墓；
第二期：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秦代秦人墓。
四川盆地秦人墓分期如下面的年代轴所示：
一. 四川盆地秦人墓葬分析
根据现有材料分析，四川盆地秦人墓有4处，它们主要发现在四川盆地西部地区的交通要冲沿线和城邑，分别位于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域成都市龙泉驿、盆地北缘青川县郝家坪和盆地西南缘荥经县曾家沟、古城坪。
我们知道，关中秦墓的墓葬形制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洞室墓两大类，葬式主要有直肢葬和屈肢葬两大类，墓向可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大类。这对于判断四川盆地内非晚期巴蜀文化墓葬的性质具有可资参照的价值。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考古界普遍认为洞室墓是战国时代关中秦墓的主要特点之一，但根据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认识对于上述观点已有所修正：关中地区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的秦墓均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这是关中秦墓自身固有的传统墓葬形制，关中地区洞室墓在战国中期晚段才开始出现，流向是由东向西①。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也是关中秦墓的特点之一，而且楚墓中带二层台者远不如关中秦墓普遍。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秦墓中也是有头箱、边箱和足箱的设置的②。
墓室填塞白膏泥也曾一度认为是战国时代楚墓的主要特点，但白膏泥用于墓葬是起防潮之用，在这一功用前提下，将其定为发现时代较早的楚墓的主要特征，显然缺乏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在后来清理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山东栖霞西周墓③、山西长子牛家坡战国7号、11号、12号墓④、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⑤中都有以白膏泥填塞椁、棺周围的现象，它只是作为墓葬的一种防潮措施，只要有这类膏泥存在，就可能会被当地的人们所利用，因而，不宜将其作为用以判断文化性质的标尺来对待，更不应拘泥于其中。那么，我们对这类墓葬文化性质的判定，最为重要的依据是对其中所出器物进行充分的分析，尤其是要注意它们的陶器组合情况，这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方面，陶器组合的性质决定着墓葬的性质。这也是我们分析、判断四川盆地秦人墓性质的主要依据。
关中秦墓以鼎、簋、壶仿铜陶礼器为组合，陶釜也是关中秦墓中典型的日用陶器之一。关中平原铜川地区秦墓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双耳釜，该地区在秦统一前还出现一种双耳罐，这种双耳器比较发达的现象，是关中平原古文化中所特有的⑥。
下面依不同的时代对各个墓地进行分析，并总结出它们的特点。
（一）秦国(战国中期以后)秦人墓
1.青川郝家坪墓地
墓地位于白龙江下游，时代在战国中期和晚期⑦。发掘简报没有将七十二座墓葬按个体予以交代，因而在文化内涵的有些方面无法细化，只能进行笼统性描述。
墓葬皆竖穴土坑墓，无墓道，有一部分墓有生土二层台。葬具有棺椁，可分一棺一椁、有棺无椁、有椁无棺几类。部分墓葬无葬具。棺椁外填塞白膏泥。
随葬陶器有鼎、豆、盒、壶、罐、双耳罐、盆、釜、蒜头壶等，陶器组合有两种：鼎、豆、壶，鼎、盒、壶。铜器有鼎、镜、带钩、鍪等；漆器有扁壶、双耳长盒、圆盒、奁、耳杯、圆壶、鸱鸮壶、匕、碗、卮等，有些漆器上有针刻的“成亭”、“王”、“东”等文字。青川郝家坪墓地的两种陶器组合在战国时代是包括秦、楚在内各地均流行的，但青川郝家坪没有楚墓中常见的鼎、籭、壶，鼎、敦、壶或鼎、敦、壶组合形式，而具备关中秦墓组合中的鼎、壶要素，其显然具有秦墓陶器组合的内核。同时青川郝家坪陶釜是主要器类之一，陶双耳釜、双耳罐和蒜头壶更是关中秦墓所特有的代表性器类。根据对青川郝家坪所出铜器和漆器的分析，也得出了它们的文化属性是秦文化的结论⑧。因此，我们认为将青川郝家坪墓地认定为秦人墓是合理的。
2.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的12号、18号、19号和20号墓葬⑨，为墓地的一部分，该墓地顺着坡势逐层分布、成组排列，简报公布的墓葬平面总图中没有打破现象，显系有一定的规划。上述四座墓葬两个一组，墓向东北，其中12号、18号墓位于墓地的中部、19号、20号墓位于墓地西南。
由于篇幅等原因，发掘简报未能全面公布简报所分每一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墓葬情况，又没附墓葬登记表，故而给归纳它们的特点带来了不便。检索简报全文，墓葬形制方面的报道仅涉及上述四座中的12号墓，而且12号墓只是作为统计意义出现的，并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供利用，因此我们只能更多地从归纳性的描述中复原它们的形制特征，但已不能完全反映它们的“历史的真实”，信息人为地被衰减。器物报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仅能根据简报公布的器物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墓葬形制。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口大底小。填土为五花土，一般经夯打，其下为白膏泥。葬式不明。12号墓，无椁无棺，墓底铺设木板，有熟土二层台。
随葬器物，数量较少。陶器盖(M12：7)，喇叭形，斜直壁，纽似假圈足。陶釜(M12：8),小口，有肩，鼓腹，圜底。铜鍪(M19：4)，侈口，束颈，鼓腹下垂，一辫索状环形耳。铜戈(M19：3)，曲狭援，长胡，阑侧三穿，刀形内上有三角形穿，内端有刃。铜矛(M19：2)，长窄叶，长骸末端呈叉状，上有一穿孔。铜印(M19：10)，印面长方形，侧视呈台体，环形鼻纽。漆奁盖(M19：16)，黑地红彩，饰涡纹、带状纹。
另有一件陶甑存疑：简报型式分析中A型甑器物号为M19：12(第26页)，但所附线图却标明是M9：12，文图不一。根据该器物的形制，以其为9号墓器物的可能性最大，为西汉早期墓葬所出。
上面就是我们从简报中能了解到的相关墓葬的情况，信息量明显过少。
20号墓所出陶盆(M20．2)，与陇县店子秦代28l号墓之陶盂(M281：1)形制相近，{10}我们认为将其年代断在秦代更为合适。
由于出土或公布的陶器过少，令人无法把握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秦人墓的组合特征，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主要从墓葬形制和铜器分析着手，来论证其文化性质。
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三座墓(己将20号墓定为秦代秦人墓)的形制，跟关中秦墓的形制特征多有符合，如口大底小长方形竖穴、带二层台等。陶釜在关中秦墓中甚为常见，是流行的炊器。铜鍪虽源自巴蜀，但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的关中平原也多有出土，亦成为了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同类器物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充任“组合”角色也是数见不鲜的，如鼎之于秦、楚文化组合。铜戈与陇县店子战国早期秦国墓之铜戈(M281：1)形制相近{11}，均狭长援弯曲上扬，长胡三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