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元拓跋元氏看中华文化的同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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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鲜卑拓跋氏至金元元氏，虽然从血缘的角度看，他们具有一脉相承的性质，但其对中华文化的不同态度、立场却表现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同化力。这就是中华文化能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不同的文化转化成为同一文化的包容性与同化力。这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种典型品格，而鲜卑拓跋氏的变化正是这一品格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拓跋元氏 文化 包容性 同化力
元好问是鲜卑拓跋氏皇室后裔，这是学界公认的。如果我们考察北魏前后鲜卑拓跋氏对中原文化的态度，再分析金元时期其后裔元好问的文化立场，就会发现至少到元好问时，鲜卑拓跋氏的文化变革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而中华文化的同化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证明。降大任所著《元遗山论》对元好问的文化贡献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论述，是我们了解中华文化同化力的重要例证。
鲜卑部族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源出黄帝之子昌意，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同出一源。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长期的发展，鲜卑部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与内地中原地区华夏部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其中最突出的区别就是鲜卑部族处于北部干旱寒冷地区，以游牧为主；而中原地区则以农耕为主。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其文化的不同。鲜卑拓跋部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立国，建立魏政权，史称北魏、后魏、元魏或拓跋魏。在此之后，北魏东征西战，统一了中国的北方，成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政权组织。直至公元534年，孝武帝拓跋修奔关中被杀身亡，宣告了北魏的终结，前后共计一百四十八年。
北魏立国近一个半世纪。如果再加上西魏、东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就近两个世纪。而在立国之前，还有长期草原地区的迁徙经历。这种迁徙虽然有自然气候、经济与军事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原地区的向往。他们经历了一个活动地域从以草原为主到以内地为主，生产生活方式从游牧为主到农耕为主的转变过程。总的来看，是从草原游牧向中原农耕的转化。这一转化的突变点是北魏建立，关键时期是冯太后与孝文帝拓跋宏当政时期。如果我们对之进行梳理，就会发现许多极具价值的现象。
首先是活动区域的转移。一般认为，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一带是拓跋鲜卑的原始活动地。他们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时间已经很难精确计算，但据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可知，这一时期大约可以从夏末商初算起，至东汉初年。这之后，拓跋鲜卑迁徙至呼伦湖一带，在这里生活了大约一个世纪左右。至东汉末年桓灵时期，拓跋鲜卑进行了第二次大迁徙，来到匈奴故地阴山一带。这一地区已经与南面的农耕族群毗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是与内地政权魏晋通好。至拓跋猗卢时，接受西晋封予的“大单于”封号，并被晋封为“代公”“代王”。至什翼犍时，基本形成了具有初步国家形态的政治治理体系，是为代国。在道武帝拓跋珪时，建立北魏，其都城从草原地区的盛乐迁至平城，至孝文帝时更迁至洛阳。从这一简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拓跋鲜卑经历了一个从偏远草原地区逐渐向中原农耕地区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走向就是越来越靠近农耕地区，直至进入中原的中心地带。
其次是在政权机构任用汉族官员。禄官三部时代活动在代地的卫操等一批汉族人士归附代郡。虽然说是归附，但首先是拓跋部需要并任用汉族人士。道武帝拓跋珪立国后，广拓疆土，收纳各地民众。特别是在取得并州之后，仿造中原政治机构，自剌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员都参用汉族人士，同时在平城设立太学，招收生员，依靠汉族人士建立起适合汉族地区的统治机构与制度体系。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时，重用崔宏等汉族官员，并组成鲜卑与汉族联合的臣僚团体。世祖太武帝拓跋焘重用崔浩，所有军国大事均由崔浩定夺，称之为“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同时开始参用赵魏名门望族，利用汉人统治汉民。冯太后任用高允、高闾、贾秀等汉族人士共参大政。其改革方案均由汉族人士提出，汉族势力一度在宫中占据上风。显祖献文帝拓跋弘执政时期，接纳了许多降魏汉族人士，如南朝内乱，刘宋义阳王刘昶自彭城降魏；后刘宋司州刺史常珍奇降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时，高闾、李冲、郑羲、高祜、傅思益、李世安、王肃等均受到重用。
任用汉族人士，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分配，也包含着采用内地政权的治理体系。这就是改变游牧政权长于迁徙移动而乏于定居农耕的习性，使北魏统治能够适应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早在昭成帝什翼犍时期，不仅重用汉臣，而且开始设置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官僚系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特别是道武帝拓跋珪开始设置中原形式的政治机构与制度，并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祭周公、孔子。在冯太后临朝期间，实施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使北魏面临的诸多重要社会矛盾得到了深层次的解决。孝文帝迁都后，重用南朝人士王肃，发表《后职员令》，一依魏晋制度，使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完全内地化。用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的观点说就是，到这一时期，“北魏前期以来双轨式政治制度至此结束，北魏政权机构的封建化至此完成”。
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魏在文化上自觉推行汉化、农耕化，使鲜卑的文明程度得到了极大提高。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孝文帝拓跋宏强力迁都，北魏都城从靠近草原的平城迁至中原核心地区洛阳。同时强力改革鲜卑旧俗，推动汉化。改语言为内地官话，不得使用鲜卑语；改服装为内地民众的服饰，不得再服左衽夹领之鲜卑旧服；改籍贯为洛阳，不得再认代北为故乡。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婚姻与改姓氏。孝文帝特别重视婚姻关系，认为这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大事，关系到鲜卑族的后世永续。同时，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北魏政权才能与中原民众结成血亲关系，进而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广泛推行胡汉联姻，不仅自己纳汉族高官之女，而且命鲜卑各王迎娶汉族之女。在民间，鲜卑族与汉族的联姻成为一时风气。在改革婚姻的同时，孝文帝更强力推行全面系统的改姓氏举措。由于鲜卑旧语被禁，原有的鲜卑多音复姓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孝文帝决定将鲜卑姓一律采用单字汉姓。皇室拓跋氏改为元氏，与皇室有关的九个鲜卑姓氏也改为单姓。其中如纥骨氏改为胡氏，伊娄氏改为伊氏，丘敦氏改为丘氏，车焜氏改为车氏，等等。此外，在太和十九年下令“定四海土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成为鲜卑族中的第一等贵族。姓氏的改革对鲜卑族来说，十分关键。伴随着其文化上的改变，迁居洛阳的鲜卑族在经过数代后完全汉化了。
一个民族被另一民族同化，最主要的表现是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有几个层面，一是生活生产方式的同化，二是外在行为的同化，三是内在价值体系的同化。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拓跋鲜卑在建立魏国后，不断向中原核心地带迁徙，终于在洛阳这一中原之中心定都。在生产上，从以游牧为主转向了以农耕为主；在社会治理上，借用了中原政权的一整套管理模式；在人员的使用上，尽管不同时期或有消长，但总的来说并不排斥内地汉族人士为主的贤良之士，而是对他们非常重视，汉人有时甚至对政策的决定发挥关键作用。再加上孝文帝时期，强力推进汉化，使鲜卑民族的游牧特色逐渐消退。但是，这种文化表层上的转变还不能说是根本的，根本性的转变在于价值体系的变化，这就是遵从中原价值体系。至少在道武帝拓跋珪时期，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内地中原文化。在冯太后执政时期，其力度进一步加大。如冯太后严格规定等级、尊卑秩序，以及不同身份人士的车马、住宅、婚娶丧嫁及祭祀的制度。同时，制定五等公服，命改撰国史，禁止同姓联姻，定制雅乐以和风改俗，等等。至孝文帝，不仅命南朝世族王肃改官制，同时也对礼制进行改革，包括祭祀制度、方式及宗庙礼制等。在教育方面，孝文帝自己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教育，他大力推行儒家政治思想，以禮教化人民，儒家礼制在北魏得到确立。
以拓跋为主的鲜卑对中原文化的追求，显示了鲜卑贵族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这就是为了本民族能够在更优越的地区站稳脚跟，得以发展，并占有长期的统治地位。从这一出发点来看，以冯太后、孝文帝为代表的鲜卑政权执掌者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历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北魏由于内乱分裂后，北周以鲜卑宇文部为代表的鲜卑贵族又恢复鲜卑复姓，汉化进程至少表面上被中断。但随着隋的出现，实际上鲜卑与汉的同化是加速了。
赵汀阳在其《惠此中国》中分析，历史上西北游牧部族进入内地建立政权后，均有一种占据中原地区的努力。他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经济相对发达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就是这些草原部族期望通过占据中原来确立自己政权与统治的“正统”性。这种所谓的“正统”，乃是对中原文化的一种接续。就是说，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原文脉的承继者。赵汀阳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漩涡现象”，即从草原边缘地区向中原中心——漩涡中心迁徙。一旦进入内地之后，即被中原这一巨大的漩涡所吸引，不自觉地被陷入漩涡之中。在漩涡的巨大作用下，又产生了溢出效应，从漩涡中心向四周扩散。鲜卑部族的经历应该是这一效应的典型例证。他们首先活动在北方草原，处于中原文化的偏远地区。然后不断向中原地区靠近，进入中原的边缘，直至据有了中原，并亦因此而使自己控制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几乎控制了中国北方的所有地区，以及北方草原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北魏的分裂致使鲜卑终于失去政权，民族也渐消亡。但其向往中原，力图证明自己在文化与政治上的正统身份却是极为突出的。
中原地区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原农耕民族，也是中华主体民族华夏族的形成地。当然也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地区。从政治统治来说，中原因其为民族及文化的形成地、发祥地而具有正统地位。而据有这种正统地位的民族正是炎黄后裔，或者说是炎黄融合之后的华夏部族。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华民族，从其民族与文化言，均与炎黄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诸如羌族，一般认为是非华夏的部族，但实际上他们正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至西北地区，而后又迁徙至西南地区的炎帝部族成员。而生活在西北地区的草原游牧部族，与内地华夏部族的关系同样密切。被内地农耕地区视为强患的匈奴部族，其先人乃“夏后氏之苗裔”，是夏人的一支。只不过是他们长期生活在草原漠北地区，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与内地华夏部族之间的区别逐渐增大。虽然鲜卑部族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游牧民族。但其先却也是黄帝后裔。《魏书》曾记载了鲜卑的形成历史，其中说黄帝有二十五子，他们“或内列诸华，或外分皇服”。就是说，黄帝的这些后人，有的在内地中原华夏地区被封，有的则在中原华夏之边缘来分享帝恩。其中之一就是黄帝之子昌意，他的少子被封在北土。那里有大鲜卑山，因而以“鲜卑”为号。在尧当政时，昌意的后人始均曾任职于尧，所谓“入仕尧世”，并受到了舜的嘉奖。后来，鲜卑人一直在遥远的“北土”生活。因为匈奴等的阻隔，与内地断了联系，“不交南夏”，音讯不通，史籍也没有记载，以至于后来人们就不知道黄帝的后裔中还有一支在远北之地。所谓“不交南夏”，“南夏”指的就是中原地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夏”。相对于北方而言，中原成为夏的南部，而鲜卑则在北部。就夏，或者就华夏而言，“南夏”与“北夏”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地域文化概念。这其中的含义就是，鲜卑掌握了内地中原地区的政权，对内地进行治理统治，并不是鲜卑人进入内地抢夺别人的政权，而是我们从北地回到中原，回到了本来就是自己的地方。所以从血脉上讲，鲜卑与中原是一体的；从文化上讲，鲜卑与中原也是有传承的。鲜卑部族的政权是具有正统地位的“自己”的政权，其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是于情、于礼、于法均具备正当性的。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册封沮渠蒙逊的诏书中就说：“昔我皇祖胄自黄轩。”孝文帝曾下诏，说明之所以叫“拓跋”，乃是因为黄帝以土为德，而北人，就是拓跋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这就是说，黄帝的后裔鲜卑之拓跋部，之所以叫“拓跋”，是因为拓是土的意思，而跋是“后”，也就是王的意思。以土为王的鲜卑人，在鲜卑人来说就是“拓跋”。拓跋的意思就是以黄帝的土德为王的人。而拓跋氏改姓为元，是因为“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黄帝的土德，是万物形成的根本，即“元”。所以，作为皇帝后裔的鲜卑族拓跋部，既然具有了黄帝的土德，就应该体现土这种万物形成之根本的特性，姓“元”。孝文帝的这种论述，除了强调拓跋氏的“根本性”与至尊地位之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含义就是强调鲜卑部族与黄帝的血脉联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具有正统意义的族群。至少从拓跋焘至孝文帝，及其之后，鲜卑人均认为自己的先祖是黄帝。可以看出，他们对华夏文化的追寻与认同是一以贯之的。不过也有人认为鲜卑乃内地汉人。如东汉时应奉曾上书桓帝，言秦筑长城时“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如果是这样的话，其正统地位更应无可置疑。但这种说法似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