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
时间：2020-04-24 07:59: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在组织与制度研究者们不断对话和反思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简要梳理了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脉络，呈现了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 理论 略述
组织理论的简要回顾
组织理论（组织学）是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学科（周雪光，1999）。早期的组织理论主要是以韦伯的关于理性组织、科层制以及一些学者如泰勒、法约尔等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而后，人际关系学派注意到了物化的组织结构（如资源分配、组织的正式制度）之外个人行为的重要性，以及“非正式的组织结构”的影响（周雪光，2003）。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组织的实际运作中与韦伯式的理性组织不同的地方，比如：社会行动者在实际行动中，受到“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的诸多限制，而后组织结构与组织目标都发生了非预期的变化，因而奠定了早期制度学派的基本思想（Selznick，1980；March& Simon，1958）。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兴起，使得组织研究在超越韦伯式的理性组织理论框架后越发深入。学者们对不同的行业组织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以衡量环境（包括不同的不确定性）与各种组织内在特征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组织理论在强调“开放系统”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集中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新的组织理论学派相继出现，如种群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以及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斯格特，2002）。种群生态学派将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学理论引入组织研究，它认为组织有如有机体，需要与环境相适应，而后才能生存下来。与其他组织研究方法不同，种群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群体，而非个体；它要解释的是组织的差异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或那么少的组织？这使得种群生态学关注的是组织生存的结果，而非组织适应的过程；此外，种群生态学预设组织生存的环境是特定的，强调了环境的选择行为，组织只能被动适应而无法发挥“能动性”改变环境。资源依赖理论则不同于种群生态学，它更多地强调了组织的适应性，认为组织为了生存必须与环境进行资源交换且可以从环境中通过努力获取资源，组织获取资源的需求导致组织对外在环境与其他组织产生资源依赖。而组织也将通过积极的策略选择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有改变环境限制的可能性。资源依赖理论主要关注单个组织，从组织优势来考察环境。资源依赖理论建立在“开放系统”框架内，它认为，如果不了解组织运作的环境，就根本无法了解组织的结构以及组织行为（斯格特，2002）。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
新制度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个充分关注组织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理论学派。它将其研究焦点放在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上，强调组织是开放系统，组织的架构以及运作都受到社会性建构的观念体系和规范所体现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周雪光，1999，2003；斯格特，2002）。
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是从迈耶与罗文于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开始的。他们提出了问题—组织为什么会有趋同现象？种群生态学、资源依赖理论以及权变理论对该问题都不能解释。迈耶与罗文发现，组织正式结构的设计往往不是基于效率与绩效，而是制度赋予的“理性神话”（rational myth），“组织结构性地反映了社会建构的现实”。并且认为，需要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分析、解释各种组织行为、组织现象，特别是制度环境，即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take-for-granted）社会事实，从而将组织研究导向一个新的理论路径。
迪马乔和鲍威尔沿着迈耶与罗文同样的问题出发，深入分析了组织趋同的动力机制（DiMaggio& Powell，1983）。他们认为，组织同形源于竞争（competitive）同形与制度（institutional）同形两种动力，竞争同形与效率机制和竞争机制有关，制度同形则更强调合法性。强迫性（coercive）机制、模仿（mimetic）机制以及社会规范（normative）机制三种机制导致了制度的趋同也就是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
应该注意到，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与组织行为的约束性并不是指组织只能被动消极地适应服从制度环境的规定，基于组织生存的需要，组织也会采取相应的策略措施以应对甚至改变制度环境的限制。迈耶与罗文指出，组织具有相当的能动性，组织在遭遇组织与制度环境的结构矛盾时，可以将其正式结构与实际活动分离（decoupling）开来，仅在仪式上遵从制度环境，而根据实际情况运作，此外，组织还运用信任机制使得组织内外人员保持对组织“正常”运作的信心，既维持了合法性，又保证了组织目标的实现。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分野
新制度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日深，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新制度主义发展的初期基本假设和基础理论完成以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向理论的纵深方向以及应用实证研究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纷纷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处理各自领域的问题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与此同时，由于各学科视野、问题、方法等的差异，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解歧义也在产生。
霍尔与泰勒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三大类（Hall&Taylor，1996）。Immergut（1998）就三类新制度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一）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结合了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ism）的一些观点，又吸收了政治学中对政治体制（Regimes）与治理机制（Governance Mechanism）关注的特点，从“比较-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制度的影响。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个体因为“有限理性”的局限而反对行为主义的观念，强调应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并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认为制度是基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惯例、规范等。制度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的遗产”（Historical Legacies）以及“关键转折点”（Critical Junctures），制度变迁遵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模式。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吸收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相关论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又引入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认为制度是设计用来克服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和有限理性的问题，并且提供规则、程序（Procedures）以减少不确定性，理性且谋求利益的行动者在追求其目标与偏好时，必须考虑制度的制约与其他理性行动者的行动策略。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属于组织理论的分支，认为制度的形式与程序包含了特殊文化的存在，它不必然是出于促进个人或组织的效率，而是以制度文化所代表的合法性遵从作为目标。因此，制度不仅是成文的规则、程序或规范，也是符号系统（Symbol System）、认知图式（Cognitive Scripts）与道德模板（Moral Templates）的集合，使得个人或组织具有行动的“意义框架”（Frames of Meaning）。霍尔与泰勒归纳出社会学制度主义有下列特征：一是采取社会学研究途径的学者对于制度的界定比政治学途径更广泛，不仅包括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更包括了符号系统、认知图式等；二是探究制度对于个人行动的影响是采取文化诠释的方法。早期的学者多重视制度规范性层面的研究，而近期的学者多从规范层面的研究转向认知层次；三是对于制度的起源与制度变迁，与经济学者的理解不同。经济学者一般从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制度的存在与变迁，而社会学者则认为制度的变迁，其重点在于提升组织或参与者的合法性地位，进而推论制度安排的合法性与社会适当性。
组织与制度变迁的动态逻辑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新制度主义视野中的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理性与效率因素之外，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take-for-granted）社会事实更对组织施加了重大的影响。与交易成本学派认为的—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交易成本降低的原因，新制度主义更强调组织的形成、发展、转型乃至消亡是一个与制度合法化密切相关的过程。而且，组织不只是被动消极地顺应外在的制度环境，它也会通过策略运作以改变环境，使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组织与制度环境不间断的互动使得组织转型与制度变迁持续进行。
迪马乔和鲍威尔将制度与组织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制度化”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在特定领域，组织间的互动增加、相互依赖关系密切、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组织间的联系方式与结构明确化；组织间信息交换越来越多，且竞争增强；组织间观念逐渐演化，共同意识形成。随着组织间网络关系的频繁化、相互依赖度提高，形成“组织场”（organizational field）。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国家制度与专业组织这两个强大的动力使得组织日渐趋同、“组织场”范围日渐扩大、制度日渐扩散开来（DiMaggio，1983）。
斯科特进而将迪马乔和鲍威尔的“组织场”概念扩展为“治理结构”。他将“治理结构”界定为组织与其所在“组织场”以及两者间的互动，而“制度化”则是多层次的互动过程，其中包括社会制度、治理结构和行动者。而制度化过程又可以细分为两个主要的反向过程，即“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两大过程，前者包括建构行动、扩散、社会化、强制、权威化、诱因与压制，后者包括选择性行动、诠释、塑造意识、建构认同、试错、创新、顺从以及再生产模式、妥协、逃避、反抗与操纵等。斯科特认为早期的新制度社会学强调“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认为社会制度的模式、选择与规范等强烈地制约组织的结构和运作。而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学派则强调“自下而上”的制度化过程，认为行动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动建构相关制度安排，以应对外在环境的约束、增进绩效。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已经注意到各自的优势与缺陷，开始尝试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视角来综合分析制度化过程，以期更全面地阐述制度与组织之间的互动（Scott，2001）。
参考文献：
1.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2.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社会学研究，1999（4）
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DiMaggio， Paul， & Walter Powell..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1983
5.Hall， Peter A. &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
6.Immergut， Ellen M..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Politics and Society，1998
7.March， James G & Herbert A. Simon .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1958
8.Meyer， John & Brian Rowen.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83（2）
9.Scott， W. Richard.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2001
10.Selznick， P.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A study of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