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的艺术：《一纸情深》的构思原点与传情路径
时间：2020-04-27 07:55: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当代散文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每一个散文家都渴望超越，并努力实现自我超越。改革开放40年，散文作为最灵活的文体，在反映时代、表现情感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1980年代散文回归“真”的艺术，作家一方面关注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透过个人命运叩问历史与现实，从而使真诚的现实情怀与深刻的历史反思再次浮出历史地表。1990年代之后散文的“分化”涌现多元格局，开创轰轰烈烈的散文时代：有作家观照历史文化与人文山水，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理性与诗性哲思;有作家融人自然，在自我与自然的双向回溯中熔铸生命诗学;也有的作家在琐碎的日常中表达“旷男怨女”的情感绵绪，甚至催生了“小女子散文”。1990年代的“热”可能造成“假象”，有的作家在热闹中搁浅，导致“繁华遮蔽下的贫困”。新世纪历史文化散文余韵犹存，依然保持文体优势。然而就总体格局来说，与1990年代相比，新世纪散文似乎趋于平淡。不过也许平淡才是本真，新世纪散文更加关注平凡人生。
新时代散文承继当代散文的历史观照与现实抒怀，以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野表现普通人的真实人生，显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刘文艳散文集《一纸情深》关注的对象是普通人，是生活在我們身边的普通人，或是褪去英雄光环的普通人。也就是说，作者在普通人身上用力最大、用笔最多、用情最深，形成她立言的根基与审美的旨趣。她以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将满载着大爱与深情的中国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精神与新时代品格融合进自己的散文中。《一纸情深》不是为自己立言，而是为人民立言。它以“人·物”为核心，以性格为聚焦，以情感为纽带，以精神为旨归，通过构思原点与传情路径的贯通与畅达，形成富有韵味的立言艺术，包蕴着作者强烈的时代精神与传播意识，这和作者的家风熏陶与身份认同等密切相关。
一、“人·物”“情感”——构思的原点与传播的纽带
除了《旅游魅力》《会心处不必在远》两篇主要关涉旅游与自然外，《一纸情深》中其他22篇散文可以说都是写人的，这些人成为作者传播传统美德、民族精神、时代品格的载体。这些人以及与这些人相关的物，是作者构思的原点，人作为载体，而物则变成沟通媒介，物之中蕴含的情感则成为联结散文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成为作者把主体意向性传播到受众（读者）的纽带。
“人·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在《难舍的礼物》中，女儿与“我”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我们在与物建立关系时，要十分慎重，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一旦与物，建立了所属关系，便难以割舍，难以割舍的东西越多就越累，因此，当你要割断与物的关系时，一定要毅然决然，否则就根本割舍不掉，割舍不掉，就为物所累。”这种现代的“人·物”观，的确有道理，尤其是在这个物化的时代。然而，作者文中偏偏对物“情有独钟”。因为这些物，不是单纯地与“自我”建立联系的物化“自我”的物，而是“自我”与“他者”联结的“中间物”。这些物，“只要起能指的作用，它们就意指着那些只能通过它们来言说的东西”。物带着“自我”的情感顺向进入到“他者”的世界之中，或者通过物，情感逆向而行，由“他者”进入到“自我”世界。这时候的物，就具有符号学的转喻意义。
物，在文本中的位置多有不同。有的物，是文本明显的核心要素，自然成为构思原点。比如“红枣”“柳”“拖鞋”“信”等。《难舍的礼物》围绕着中学同学给“我”做的拖鞋而展开，“拖鞋”因为承载了人的情感而难舍，而显得珍贵。《红枣连心》整篇以“枣”为原点生发而去，也是以“枣”为核心，辐射和枣相关情节。这样一来，枣处于圆心位置，经过圆心的直径在圆上的两点，可以看作是散文中写到的生活中的两个主体。由此看来，枣所起的作用是媒介和桥梁的作用，沟通了两个主体，或者说，两个主体因为“枣”而深联。圆上的点与圆心的关系，看似人与物的关系，其实，是通过“枣”勾连两个主体的关系，表达两个主体间的感情。“我”栽的枣树是姥爷从老家移栽枣树的第三代，姥爷一枣树一“我”的故事表现祖孙情;“我”主动送红枣给解放军，解放军却悄悄留下红枣钱（“我”一红枣一解放军）的故事彰显军民情;母亲一红枣一哥哥、母亲一红枣一“我”的母子（女）情以及嫂子一红枣一“我”的姑嫂情，也一并在以红枣为核心的圆形家族中绽放。
文本中看似并不突出的物，往往也是刻画人物性格最重要的要素，或者传递情感的最重要的载体，这也是作者隐含的构思原点。比如《爸爸的节日》中的“沙发”，《钟点工》中的“手表”，《生日的告别》中的玉雕“寿桃”，《百姓心中的丰碑》中的“雕像”，等等。女儿回家的日子，就是“父亲的节日”，为了让女儿回来住得舒适，父亲主动换掉自己喜欢的皮沙发，买了女儿喜欢的、并让女儿误以为父亲也喜欢的蓝色调的布艺沙发。沙发，凝聚着深厚的父女之情，清晰可见“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真意。《生日的告别》中岫岩玉雕的寿桃，是“我”给母亲的生日礼物，而母亲却把它转赠给一位来参加她生日宴会的90岁的老奶奶，早年母亲把病在路上的老奶奶用手推车推回家，老奶奶感恩前来为母亲过生日，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母亲以寿桃相赠祝她健康长寿。生日宴会上有许多令人感动的场面、令人感动的人和事儿，但最让人难忘的是“我”一寿桃一母亲一寿桃一老奶奶之间的故事，这个只占十五分之一篇幅的情节因为“寿桃”而意义非凡，它在文本中间部分出现，情感的传递在瞬间达到高潮。这样的“人·物”关系，拨动读者的心弦，读者在作者的泪光中照见自己。
在文本中看似与人没有构成见证性、互动性关系的“物”，恰恰是无关系中的关系显现最坚实的情感。《外公的尊严》写道，外公坐生产队“大车”去看望刚结婚不久的女儿，可到了女儿的家门口却因两手空空没有进屋，在看见女儿的背影后踏实地离开。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坐“大车”看自己，也就是说当时的她并没有自觉和“大车”构成关系，但因父亲和大车构成的关系指向是女儿，大车成为父亲看望女儿、思念女儿的见证。当这一幕后来被女儿知晓成为被反复回味的历史的时候，“大车”与女儿的关系就变得实实在在。就事件发生的语境来说，马车与人构成单向性关系，还可以说有关系的存在。然而在《外公的尊严》中，人与火车并没有构成任何关系，没有构成关系成为它的关系。但恰恰是外公没有坐上火车在文本中浓墨重彩，72岁的外公在女儿家干了两天半活儿，因火车停运步行45里路半夜到家，因为他不想再回到女儿那儿给女儿家添麻烦。如果外公坐火车回家，或女儿亲见父亲没有坐上火车，就没有这么感人的故事发生，父女之情也不会让人如此“留恋”。
散文集《一纸情深》“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物化关系，是一种情感关系和意义关系。作者以“人·物”为构思原点，以情感为纽带，联结两个主体。就如同《一纸情深》这篇散文中的信，连结了写信与读信的两个人。因而，“人·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物不是作为人的附庸存在，它唤起人的情感，激起人内心的温暖和感动，影响人的精神世界。这时候的情感，又成为联结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以《一纸情深》作为散文集的名字颇有深意。
二、性格·精神——聚焦的闪光点与传播的旨归
情感交流是主体彼此理解的基础，由此能构成传播的纽带。对于作家来说，情感不是她创作的最终指向，她的旨归是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的融合与传播。她以“多情”感人，更想以精神“化人”，因而在情感的流动之中，她以性格为聚焦，以精神为旨归，使承载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的人更凸显，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也更利于传播效果的达成。
面对不同的人物对象，作家关注的聚焦点有所不同。在写到单个人物的时候，作者比较注意通过细节进行性格刻画;而写群像时，作者则更重视通过事件進行精神写实。《最美山花》中的耿秀华、《钟点工》中的牛丽、《外公的尊严》中的外公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成功的人物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突出的性格。作者六次写到身患直肠癌的耿秀华的脸上微笑的闪光点，突出她坚强的性格和生命的韧性。通过卖报纸、手表的失与得写牛丽作为钟点工的平凡与高贵的闪光点。细节的表现力就在于它塑造人物栩栩如生，个性与性格鲜明，细节连同细节塑造人物的闪光点易于刻在读者的记忆之中，由此普通人身上所展现的美德、精神与品格会对接受的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人民立言的艺术，此时表现的是普通人成为表现的对象，性格作为聚焦的闪光点。
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事件叙述则彰显人物精神。当目光由个体转向群体的时候，作者通过一系列事件书写群像的精神图谱。《闪光的青春》写的是边防战士的事迹。丹东边防检疫站的王俊刚与持枪歹徒生死较量破获贩卖毒品案，边防支队孙超与持刀歹徒斗智斗勇，宽甸派出所教导员孙平告别妻儿带着年货准备给严守海防的战士、却不幸坠人结冰的江里壮烈牺牲，等等。作者通过这些事迹书写英雄赞歌，正是这些人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奉献精神。《星海湾的橄榄绿》写的是大连女子巡警队勇救溺水男孩、营救跳海男孩、“捞漂”历练，安慰轻生女子，开导吸毒模特，和自闭症儿童一起看大海、做游戏，帮扶瘫痪环卫工人，等等。群像系列集中推出，绘制整体的精神图谱，展示了这些人无私奉献，具有博大的家国情怀。作者并不注重个体的性格刻画，而是把他们作为新时代的群体进行整体观照。因而，这不是为个人“立传”，而是为时代“画像”。群像身上所负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使读者更加了解时代;群体身上凝聚的人格力量，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冲击。为人民立言的艺术，此时呈现的是人民、人民利益作为被保护的对象。读者在阅读中切实感受到把人民、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新时代精神。
在一般的阅读视域中，我们会感受到文本显现以性格为聚焦、以精神为旨归的读者接受意识。其实，文本还通过人物对作者的逆向塑造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传播的效果，从而使传播效果更具实证性。
毕飞宇曾经谈到“虚构人物对小说作家的逆向创造”，说的是“玉秀”这个虚构人物的生命韧性对他的精神反哺。其实通过《一纸情深》我们也可看到刘文艳散文中人物对作家自我的逆向塑造。《一纸情深》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亲情散文中的人物，在作者的成长道路中，一直对她人格的塑造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其他人物作为素材存在的时候，也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或者说，正是这些触动她心灵、对她构成影响的人，才成为她散文中的人物。而当现实中熟悉的人物进入到散文中时，现实的力量依然存在，再创作的二次加工和双重叠印，对题材的提炼、性格的凸显、精神的张扬更会对作者产生深层次的冲击，这是真正的艺术的力量。作者亲身经历和听来的故事，经过文本的再造重塑作者自身。人物的性格与品格，人物的精神，对作者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作者流泪创作的过程同时就是精神洗礼与升华的过程。浸满泪水的深情文字，从作者的笔端流出，流进读者的心田，可以看出人物对作者的逆向塑造会进一步增强精神的传播力量。
《珍贵的回报》是逆向塑造的典型例证。《珍贵的回报》写的是“党员干部走进千家万户活动”，“我”与贫困家庭对接。“我”三次到朝阳凌源市大王杖子乡小刘杖子村南沟村民组赵恩海家，给这个贫困家庭带些钱物，并派人静忙整修房子，请医生为他妻子治病，帮他们购买住房，赵恩海一家充满感激之情。作者一是感谢这个党员干部活动，使帮扶变成“一种牵挂，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一种幸福”，也感谢赵恩海一家“给我了深厚的回报”：“赵恩海感激的泪水，他的妻子邢彩双有了灵气的眼神，他的女儿赵晓晶甜美的微笑，一家人对生活燃起的希望之火，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给了我最大的欣慰，使我感受到助人之后的快乐，感受到真诚感激的幸福。”人物的回报，是对作者的逆向塑造，使作者思考人生，为人生增值。
流淌的泪水化作凝重而激昂的文字。作家的立言，站在人民的立场，她不是为自己扬名而立言，而是把笔下承载美德、精神、品格的人物写进新时代的历史里，为人民立言。
三、主体倾向与传播意识的多样表达
在当代文坛，“零度写作”曾一度被作家奉为圭臬。但刘文艳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就不是“赶时髦”的作家。她的作品一直有情感、有热度，为人民立言的意识强，主体倾向性浓。她是一个干预叙述者，从不躲在话语的背后，以“冷眼”视人;而是站在文本之中，以“暖光”传情。
《一纸情深》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非常强烈的传播意识。与中国传统散文追求含蓄与内敛不同，刘文艳在散文中非常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取向，所以她的散文情理并重。亲情散文负载传统美德，作为“亲历者”“在场者”的“小我”流韵其中，情深意长，传播意识呈现隐性状态;而当“我”作为一个聆听者、见证者和记录者时，民族精神激荡，时代品格张扬，理性色彩较浓，传播意识呈现显性状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散文都如此界限分明，介于二者之间的“我”的存在，把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有效融合。但不论“我”以何种身份存在，散文的传播意识都在时代的感召下或隐或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