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末代皇帝》看贝托鲁奇对人物的塑造
时间：2020-08-17 07:54: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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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是中国电影观众较为熟悉的西方导演之一。贝托鲁奇之所以为国人所熟悉，得益于1986年在中国故宫实景拍摄、并拿下9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末代皇帝》。影片讲述了溥仪从3岁进入紫禁城登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60年的跌宕一生。这部影片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英若诚、陈凯歌等大师甘为绿叶，在影片中分别客串了监狱长和皇家侍卫队长的角色。清宫题材的作品对广大观众而言并不陌生。从早期的港台影视作品《戏说乾隆》，到内地火遍大江南北的《康熙大帝》《还珠格格》，再到之前热播的《甄嬛传》，每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影视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主要以宫廷人物为主，而且主要是以戏说、传奇为表征。末代皇帝溥仪给观众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所不同的是：末代皇帝的一生由于牵涉到近代中国历史事件，而这一时期恰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生死危亡的关键时期，因此戏说与传奇显得不够严肃，甚至会影响到当今世界政治外交。因此，影视作品以末代皇帝作主要人物的并不多见。人物是电影艺术创作的灵魂。贝托鲁奇在人物塑造上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启示？本文尝试从贝托鲁奇在《末代皇帝》这部作品中塑造的末代皇帝来阐述导演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政治与性。所谓政治，就是把人物放在政治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去表现人物面临的选择与无奈；所谓性，是通过人物对女人和性的态度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和内心世界。
一、 贝托鲁奇善于在宏大、动荡历史背景下塑造人物形象
贝托鲁奇非常善于从政治层面塑造人物形象。也许是受具有共产主义抱负的戈达尔和帕索里尼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师的影响，贝托鲁奇在电影创作中毫不掩饰的表达了他的政治情结。这一点可以从他早期的电影《一九零零》中找到根源。被称为电影史诗的《一九零零》，从1900年的意大利跨越40年，讲述了动荡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人性。在欧洲这部作品被视为阶级斗争电影的范本。《末代皇帝》无论是人物还是历史环境，都十分符合贝托鲁奇的审美要求，他对革命和社会动荡时期的人物尤为青睐。同1900年的意大利相似，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革命热火朝天的年代；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各地革命如火如荼。电影《末代皇帝》中的主角爱新觉罗·溥仪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3岁成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辛亥革命爆发后退位；1917年王朝复辟，一个月后被赶出紫禁城；“九一八事变”后，又在日本人控制的“伪满洲国”第三次登基；1950年从苏联押解回国接受改造；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在表现历史人物的时候，很过影视作品都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塑造人物，如电影《林则徐》就是从虎门硝烟这一历史事件去塑造人物的，电影《孙中山》主要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塑造了国父孙中山的丰功伟业。而贝托鲁奇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方式——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动荡的社会环境塑造人物。
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表现在电影里，导演是通过哪些视听元素建构的？我们看贝托鲁奇在电影中塑造的末代皇帝，第一次跟观众见面是1950年的一个火车站。导演通过这个火车站还原了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火车站的窗户看不见外面的阳光，显得压抑，车站里排队行走的人群，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强调秩序、纪律的地方，袅袅升起的白烟，给空间增加了几丝神秘感，这就是主角入场的环境。贝托鲁奇在塑造溥仪这个角色的时候，选择这个时间和场景是非常巧妙的，首先1950年是溥仪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分界点，因此，从这个时间段引入人物可谓切中要害，而火车站似乎是终点，同时似乎又是起点，也非常符合人物的人生经历。从1950年开始塑造人物成为影片基调的一个平衡点，连接过去和未来，而火车站是这个时空最佳的载体。
影片中故事的空间随即从火车站转向了主人公人生的起点——紫禁城。在宫廷大院内，伴随着雅致的音乐，暖色调的空间环境，很难想象到这是一个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刻，而我们的主人公虽然只有3岁，贝托鲁奇还是把溥仪带回到了那个充满神秘传奇的时空里去。因为这个时空是导演无法回避的，他要让我们的人物从这里开始，理由很简单：这个时空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暴风来临前的沉寂，他要在这里开始塑造我们的人物——末代皇帝。溥仪进入皇宫，举行登基大典是影片主人公人生的开始阶段，新皇帝登基是历史事件中的大事，塑造主人公溥仪，导演当然没有错过这一历史性时刻：登基大典。把人物定位在这个时空之后，怎样丰满人物形象呢？贝托鲁奇在表现人物的时候，尤其注意到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比如小皇帝登基的时候在龙椅上跳来跳去，他的父亲为了安抚小皇帝有一句台词：“快了，快完了。”这句话本意是安抚小孩子的，可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明白，快完了，这分明是在说大清王朝快完了。为了证实这一点，导演安排了一个角色在听到这句话之后，用极其夸张的表情对着小皇帝的父亲连连摆手说“不”，使得这一句小小的台词，把当时的社会氛围巧妙地传达出来。
在登基大典上，贝托鲁奇没有采用历史叙事的视角去展示人物，而是在大历史背景下去窥视一个皇帝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还是一个只有3岁的孩子，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时刻面前，童心依然主宰着主人公的一举一动，而不是国家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正是导演贝托鲁奇所需要的。他就是要通过宏大历史背景下，展示人物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样才会使得人物更加真实。如小皇帝在登基大典上，听到蝈蝈叫，于是小皇帝便四处寻找蝈蝈，终于在一位大臣那里找到了，并留在自己身边。在王权面前，只有这只蝈蝈才是真正属于孩子的。影片结尾主人公经历半个世纪的磨难买票回到故宫，重新走上了太和殿，3岁从这里登基，再历经无尽的沧桑之后再回到这把龙椅之上，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孩子跑过来，让他证明自己是皇帝，溥仪在御座之后拿出了那个蛐蛐的筒子，爬出了历经半个多世纪还活着的蛐蛐……[1]通过宏大历史背景和动荡社会环境下，展示人物普通生活的一面，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贝托鲁奇通过大政治小人物，实现了塑造人物的独特风景线。同时通过把握细节来表现人物。贝托鲁奇表现细节的时候选择的载体非常具有代表性。如这只蝈蝈。这只蝈蝈不仅象征着没有泯灭的童真和没有被剥夺的自由，同时这只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蝈蝈也像历史的见证人一样见证了溥仪一生悲剧性的命运。[2]
作为政治最佳的想象载体——门，在影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影片一开始，在火车站的站台大厅里，就是通过一句“open the door（开门）！”把我们带到了故事发生的地方——紫禁城。从紫禁城的门，到伪满洲国的门，最后是监狱的大门，始终有一道门挡在主人公面前无法走到现实中去，也使他失去自由。《末代皇帝》这部作品，导演贝托鲁奇通过政治塑造人物的手法是在宏大历史和动荡社会环境下去表现人物普通的一面，同时通过精心设计的对白和门这个载体，通过细节表现人物，使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
二、 性：人物潜意识的表征与隐喻
与其他奥斯卡最佳影片不同的是，这是第一部被美国电影协会MPAA评为PG-13级的奥斯卡获奖电影。PG代表的是普通级。这种标示表示该影片建议在父母的陪伴下观看，有些镜头可能让儿童产生不适感。PG-13代表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西方电影中普遍出现的性画面除了一些迎合商业目的追求刺激情色的之外，还有一部分艺术电影从人性出发对性提出了新的解释。关于性与人的潜意识之间的关系，西方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人的一切能力和意义都源自于性欲的需求。[3]这种观点集大成者是奥地利人弗洛伊德。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1897年，提出了恋母情结，即仇父恋母的情绪倾向。①在古希腊这种现象被称为“俄狄浦斯情结”。在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从主人公儿时的经历发现这种情结。小溥仪在宫里待到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只是远远地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等小溥仪跟母亲说完话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溥仪小时候由奶妈带大，影片中有一个段落：年幼的溥仪躺在奶妈怀里，奶妈掀起衣衫给他喂奶，奶妈抱着并抚摸着他，不说话。贝托鲁奇一直以来关注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体现。[4]溥仪对奶妈的迷恋表现在对奶妈乳房的迷恋，电影里这种画面毫不遮掩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也是小皇帝唯一能得到满足和慰藉的事。然而享受这种满足的权利并不属于主人公，随后奶妈被带走，对于溥仪而言这种痛苦是强加给他的，而且没有余地。通过对奶妈的迷恋，表现人物内心一种男性意识的成长，奶妈被带走隐喻了溥仪的一生始终在被剥夺、被控制和压抑的状态。在影片中溥仪完婚的场景中，大红色的背景，和鲜红的口红印，给了主人公许多美好的想象，然而这并不是美好的开始，而是一种新的梦魇的开始。溥仪对两个女人的选择和失去，其实隐喻了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选择和失去。
三、 贝托鲁奇塑造人物的视听语言
影片中贝托鲁奇通过色彩和光线塑造人物运用的非常巧妙，整体而言，整个电影的色调分为冷灰色调和暖色调，溥仪在故宫里的画面以暖色调为主，尤其是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溥仪离开故宫之后，画面基本上是冷灰色调为主。这种色彩处理也符合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影片中溥仪在故宫打网球那一场戏，本来色彩是明亮的高饱和度影调，随着一群士兵的闯入，导演利用恰当的镜头调度，巧妙的把空间色调变成了灰暗的冷色调，色彩的处理实现了和剧情紧密结合，与人物的心理同步。在音乐的处理上，《末代皇帝》的音乐作曲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大气而又不失婉转，体现了一种东西方文化的交融。“bed”是一首挑逗性的曲子，用在影片中成年溥仪和皇后妃子在床上相互挑逗的激情戏处，并一直延续到太监纵火事件。[5]音乐节奏始终同人物的情绪保持一致，浑然天成。
贝托鲁奇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是站在西方视角审视人物。如一些评论家所言：这部作品“即体现了中国博大精髓的传统文明，又反映西方文化界眼睛里的中国文化”。[6]在贝托鲁奇看来，东方充满了专制与神秘，表现在《末代皇帝》这部作品中，导演采用的视听语言非常符合这样的猜想。在影片开始，溥仪第一次进入故宫，首先出现的是一群待斩首的犯人在午门前游荡，画面景深处就是紫禁城的大门，贝托鲁奇让这扇门看起来金碧辉煌，仿佛让观者感觉到有一束光从紫禁城的大门里映射出来，产生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感。进入故宫，两侧是一群西藏的红衣喇嘛在为慈禧进行超度做准备，溥仪新婚的时候一面墙上是金灿灿的佛像，显然贝托鲁奇试图用宗教来弥补他对中国文化理解的不足，也是西方视角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这些描述，贝托鲁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华丽而又神秘，充满着与“我们”不同的“他们”。[7]
参考文献：
[1]蓝白红电影沙龙（寒江雪）.一生一世一囚徒——贝托鲁奇《末代皇帝[EB/OL].（2015-6-17）[2015-09-15]http：///p/gb1q1l.html.
[2]胡新富.人是历史的人质——评《末代皇帝》[J].电影评介，2008（15）：33.
[3][4]谢芳.意大利导演伯纳多·贝托鲁奇电影艺术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
[5]贾力娜.电影末代皇帝配乐赏析[J].电影评介，2007（24）：65.
[6]邹霆.影片《末代皇帝》的启示[J].今日中国，1988（10）：32-34.
[7]崔向东.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末代皇帝[J].东南传播，2009（6）：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