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谦虚严谨的档案学人

潘连根简介：潘连根，1964年12月出生，浙江上虞市人，“九三学社”社员。现任绍兴文理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系中国档案学会会员、浙江省档案学会理事、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秘书学会会员、绍兴市档案学会理事、“九三学社”绍兴文理学院基层委员会副主委、绍兴市越城区政协委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迄今，已在国家级、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档案学》上全文转载20余篇，出版著作5部(含合著)，科研成果曾十余次获省市级奖励。

访谈主持人：孙大东

“谦虚”，是潘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初次联系访谈事宜，潘老师的谦虚就让我碰了“壁”——“我不是名家”。好说歹说，甚至向一尘舵主建议改名字，才终于说服了他。潘老师说是我感动了他，我很汗颜，其实，是他感动了我，他让我明白了不能只为访谈而访谈，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为之付出努力。

“严谨”，是潘老师给我的第二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读完潘老师的《文件与档案研究》、《数字档案馆研究》两本书，竟然连一个错别字也没发现，心中小小的失落后是佩服。

第一天给他发邮件，第二天就能收到他的回复。

他的谦虚和严谨并不是一时的外露，而是已渗入他的思想，成为一种常态。研究模式、指导理论乃至著述作文的言辞，无不显示出他的这种品质；当看到他对我的两篇读后感发表的回复，恍惚之间，我竟把他当成了一个初学写作的学生一一对学术研究敬畏而向往，谦虚而又自信，自豪而又不自满。

孙大东：欢迎潘老师光临论坛，接受我的在线访谈。您以前关注过《档案界论坛》吗?

潘连根：说实话，早就听说过，但很少来。

孙大东：那老师以后得多来指导啊，这儿还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

潘连根：既已成为会员，那是理所当然的。

孙大东：潘老师可否给我们这些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潘连根：哪方面?这话题太大了。

孙大东：比如，我刚到“陕师大”档案馆工作，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

潘连根：首先，当然要做好本职工作。特别是新人，千万不要挑三拣四的。肯做事，这很重要，给人留下一个踏实肯干的印象。其次，要会做事，即在工作中要开动脑筋，能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最后，你们都是学历较高的实际工作者，有着良好的学术素养，因此，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研究一些问题，这应是你们得天独厚的条件。

孙大东：老师说得好。这两天，馆里面的老师也这样跟我说，将我以前的茫然一扫而光。

潘连根：“态度决定一切”，对待工作一定要有个正确的态度，那就是认真负责。

孙大东：读过几位老师的文集，发现他们都对某种档案刊物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如《档案工作》(即现在的《中国档案》)之于肖正德老师，《福建档案》之于翁勇青老师……它们都在老师们的档案生涯中扮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都对老师们的档案职业生涯产生过重大影响。我发现潘老师对《浙江档案》也有这种特殊的情怀。

潘连根：据说中国的档案刊物有几十种之多，但实事求是地说，有影响的并不多，主要也就是列入“中文核心期刊”的档案刊物。《浙江档案》作为地方性档案专业刊物，在同类刊物中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它对我个人的成长有很大帮助，使我在个人学术的进步上受益匪浅。我的不少学术成果是发表在《浙江档案》上的。在此，我向《浙江档案》杂志社表示衷心感谢，他们给了我许多和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

即使是在网络时代，专业刊物作为学术成果展示交流的平台的功能依然十分重要。相信有不少同行会有这种苦恼，即辛辛苦苦出了成果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我在起步阶段就为此有过不少的烦恼。因此，专业刊物不仅要发表优秀作者的学术成果，也要承担发现、鼓励和培养人才的功能，对于普通作者要加大扶持力度，使之不断进步。现在，不少地方的档案专业刊物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

孙大东：我发现您发表的专业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发在《浙江档案》上的。

潘连根：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也。

孙大东：说说您的两本著作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本书竟然连一个错别字都没有。您是怎么做到的?您在出版《数字档案馆研究》和《文件与档案研究》这两本著作时，在文字校对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对自己或出版社提了什么要求?

潘连根：平时，我写文章很仔细的，发出去前都校对过，咬不准的字还查查字典。书稿是自己校对的。

孙大东：是这样啊，看来，这是您的习惯使然了。

潘连根：“要对读者和自己负责”，这是我的认识。

孙大东：掷地有声啊。看过许多档案学著作，文字校对方面都存在问题。我甚至在想，这是不是跟学科不严谨的学风有关，这下释然了。

看到您探讨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我联想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国情有适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根发芽的土壤。那么，您认为，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适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生长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有学者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适合中国，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中国不具备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生长的背景和条件。

潘连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以后，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反对者当时的主要理由是：我国没有该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一一文件中心；我国没有半现行文件的概念；我国的档案概念具有特殊性，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文件运动过程不符，等等。因而，断定该理论不适用于我国。当时，我受何嘉荪教授的影响，也十分关注该理论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参与了学界的讨论。我对该理论的一些认识，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那些文章中已表达得很清楚了，在此，不再重复。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争论已基本消失。为什么会如此?我个人认为，主要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如文件中心或文档中心的不断涌现，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实施等，已经印证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正确性(或者说，原来反对者持论的理由正在消失)，当然，该理论也是需要完善的。此外，随着档案界国际交往的增多，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广，对不同事物的包容性也越来越强。

至于你说到的，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适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生长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可以从几方面说。

一是观念的更新。我们知道，文件生命周期的立论基础是大文件观，如果从狭义的文件观出发，那么连理解都会发生困难，更谈不上

应用该理论了。是否可以这样说，目前，越来越多的同仁已经接受了大文件观，相关的内容也已反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

二是实践的发展。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一种理论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总结归纳出来的。国外对文件中心的实践总结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国依据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分别管理的体制，对归档后的档案运动过程总结出了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但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我国目前的档案工作实践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已经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条件，或者说，实践的发展已经印证了该理论适用于我国的文档工作实践。

三是理论的完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上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由于文件管理及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该理论的不完善之处也显现出来。如文件运动的特殊现象问题、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问题等，都没有涉及也不可能在当时涉及。理论是需要指导实践的，因此，必须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我国的学者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四是影响的扩大。由于现有的教科书中都会讲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相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高校培养出来的档案人无人不知道该理论；现在，实际工作者的论文中也能经常见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字样。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不再是部分档案学者关心的话题，也已成为普通档案工作者感兴趣的理论，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应用。

孙大东：您在文章中说，阻碍我国档案学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体制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文书学和档案学独立发展的体制。那么，我们现在提倡的“文档一体化理念”是否会对这种体制带来冲击，乃至成为我们冲破体制障碍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先导力量?

潘连根：应该说，是由于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分别管理的体制，导致了长期以来我国的文书学和档案学各自为政、分别发展的局面。尽管这种学科发展的格局让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利的，因为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过程硬生生地分成两段研究，缺少系统全面的研究，必然影响研究的深入进行。事实上，现在，许多学者的研究视角早已扩展至整个文件运动过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已取得了不少。可以说，不光是文档一体化理念，事实上，电子文件的管理更突出了文件和档案之间的紧密联系，导致文书学和档案学之间的整合不可避免。学界是有人提出要建立文书档案学，但许多成果很难说是文书学还是档案学的。文书学和档案学的整合就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孙大东：但我觉得，要整合困难还是太大。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厢情愿就可以办成的，需要深入发掘两者的共同点。

潘连根：事实上，已经在整合当中，虽有难度，但我觉得趋势是这样的。

孙大东：您觉得要整合，我们最容易入手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呢?

潘连根：将文件管理的内容融入到档案学中，进行全过程研究。

孙大东：关于档案学的逻辑起点问题，您以大文件观为理论背景，认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是广义的文件，而我在《档案界论坛》提出此问题时，一些老师从档案工作和研究实际的角度出发，认为是档案。我想，对于此问题的认识，是否存在因理论和实践相冲突的原因，导致对档案学这一本源问题认识的不同?

潘连根：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而体系必是有逻辑结构的，因而，必然有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逻辑起点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直接的影响。

从传统观念说，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是档案应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档案学还是传统的档案学吗?我在书中说过，我所说的档案学是文书学和档案学整合后的学科(我仍称之为“档案学”)，其学科的逻辑起点必是广义的文件，其理由已在我的《文件与档案研究》第2～6页讲得很清楚，不再重复。最重要的一点，以广义文件作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将导致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重构，从而促进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

孙大东：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和学习，我发现大档案观也给我们的档案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就拿档案接收来说，许多立档部门不管形成的什么东西都想往档案馆交，因为这里安全他们放心，查起来也方便。可是，许多东西是归档范围之外的，这就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陷入了两难境地：接收吧，这些东西不在归档范围之内，不仅要消耗档案馆有限的人力、物力，而且要占库存；不接收吧，人家认为这就是档案，而且，从大档案观的角度来说还不能认为人家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潘连根：有大文件观，并不一定就有大档案观，这是两回事。大档案观的提法我是不赞同的。因为，大档案观提出的背景是当时要进行档案的集成管理，将城建档案、房产档案等统统交地方综合性档案馆，然后，说是大档案观指导下的档案改革。所以，不是你说的这回事。文件未必全归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孙大东：是我理解有误。

潘连根：不怪你，这个提法也只是昙花一现，现在，基本上不提了。

孙大东：数字档案馆是您研究的又一项重要领域，由于建设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给人感觉对此的理论研究有些虚。而且，您也承认对此的研究还处在探讨阶段，存在设想的成分，那么，我想问，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有多大?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况：从逐步开展的建设实践中获得的理论总结与纯理论成果产生很大反差，从而进一步拉开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潘连根：由于我国的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是一项新生事物，在建设初期缺乏相关经验，更迫切地需要理论的指导参与，尽量避免建设中的盲目性。当然，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都处在摸索之中。这就显得很为难。一方面，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对于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所需要的理论，特别是应用理论、应用技术还是很欠缺；另一方面，理论是要来源于实践的，而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实践不足，也导致了相对系统、成熟的数字档案馆理论难以产生。这就有点悖论色彩。

尽管如此，从现在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技术成果来看，还是对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有关电子文件的一系列标准的制定，数字档案馆如何与电子政务对接，传统档案的数字化问题，等等，对数字档案馆建设时的规划、功能模块的设置、安全问题等就具有指导意义。现在缺乏的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能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数字档案馆的，相对较成熟的建设规范。

至于你提到，从逐步开展的建设实践中获得的理论总结与纯理论成果产生很大反差，从而进一步拉开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这个所谓的

纯理论，我想，你指的应该是基础理论吧。对于数字档案馆建设实践中抽象归纳总结出来的基础理论，本来就与实践是有距离的。基础理论不是实践的简单图解，它应该是高度抽象的。我们平常不是说“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高于实践”吗?这是对的。但问题是，我们又说理论要指导实践，因此，有些同志抱怨我们的理论缺乏指导性。对此，我是这样认为的，基础理论要指导实践，必须转化为行动的规则、方案等(可以说是“应用理论”)，才能去具体指导实践。因此，从本质上说，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一方面，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需要相关理论的指导，同时，从数字档案馆建设实践的深化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新的理论或对原有理论进行验证、修正。

孙大东：虽然理论最终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可是，目前而言，我国许多地区根本不具备数字化、信息化的条件。我曾经调查过我们县的档案馆，发现他们既没有档案网站，也没有局域网，甚至连电子档案也没有。但我们县是全国“农业示范县”之一，经济、科技等发展水平在整个甘肃省乃至西部来说，都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因此，档案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水平亟待提高。我看论坛“研修班”有一位学员调查的中部的几个基层档案馆的生存状态跟这差不多。可以想象，中西部一些经济和科技欠发达地区的档案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水平会是什么样子。这也难怪，许多一线工作者会埋怨我们的理论研究不符合实际了。

潘连根：地区差异是肯定存在的，从目前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来看，投入主要还是依靠地方财政。

孙大东：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是高投入和高收益。那么，您说的高收益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最能打动政府高投入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潘连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高投入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建设后系统的升级、维护更是长期需要不断投入的。数字档案馆的高收益显然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方面。大的说来，一是体现在档案／文件信息资源的集成管理方面，使之成为社会重要的信息资源库；二是能更好地体现出档案馆的公益性，为社会公众提供全天候的档案／文件信息服务；三是通过馆室交互、网站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四是成为社会数字记忆库，保存社会发展的历史。

政府对于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投入力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财政的状况，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对这项工作的认识程度。个人认为，如何确保政府部门产生的电子文件安全和长期保存、利用，是目前信息时代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的数字档案馆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部门还是会乐于投入的。

孙大东：要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太难为档案馆了?我所接触过的档案馆，基本上都是人手少、工作量大，基本的“收、管、用”都忙得够呛，无心顾他。

潘连根：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不一样啊。现在，一些简单工作都是由临时工做了。既要直面现实，但也要对档案馆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如果连自己都丧失了信心，那么，我们的档案事业真就失去了希望。

孙大东：虚拟档案馆是您认为的数字档案馆发展的高级形态，您认为，它能实现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从纯技术的角度而言，它的出现确实是顺理成章，可是，我发现目前的实际是：一个档案馆就是一个“孤岛”，要分享信息还存在许多困难，单就思想意识形态的桎梏就难以解除。

潘连根：虚拟档案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技术上来说应该是可以办到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缺少一个统一的建设规范，数字档案馆建设往往各自为政，从而导致“孤岛”现象，所以说，数字档案馆的顶层设计规划很重要，我在前面说过，现在缺乏的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能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数字档案馆的，相对比较成熟的建设规范。或者说，这就是虚拟档案馆实现的现实基础。

孙大东：从目前情况来看，虚拟档案馆的建设还是得“先富带动后富”。

2004年，您一口气发表了7篇探讨数字档案馆的系列文章，它们也成为您此研究领域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什么激发了您的灵感呢?

潘连根：当时，已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数字档案馆，我个人觉得较为分散，不够系统，加上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是我国档案馆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一开始就打算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当时，仅有的一本数字档案馆方面的著作是《数字档案馆概论》(李国庆同志主编的)，读后，觉得是偏重于技术方面的。个人觉得，数字档案馆的技术必定是飞速发展的，但数字档案馆的基础理论问题既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又是构建数字档案馆学分支的重要理论支撑，且技术问题也不是我擅长的，因而要扬长避短。同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也已取得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理论。为此，当时我列出了一个写作提纲，边写边发，最后，集成了《数字档案馆研究》一书。前后历时一年半。当然，现在看来，由于数字档案馆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此书的内容特别是与技术有关的部分，还是有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孙大东：关于研究方法问题，我在读您的著作和论文的过程中，发现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哲学理论的融合和应用，另一个是分析综合方法(即我所称之“综述法”)的应用。给我的感觉，它们的应用确实增强了您的观点的说服力。那么，您认为，这两个方面在您的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潘连根：哲学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最高产物之一。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专门学科，但哲学的理念是超越于任何一门专门学科的理念，它并不在乎专门学科的个性特征，是能够涉及任何一门专门学科的理念。哲学是“智慧的学问”，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力。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特别是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借鉴相关哲学理论，确实可以帮助我们释疑解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至于说到你的综述法，我认为这是“笨人笨办法”。因为，我们平常经常讲“论文要有新意”，但要写出新意，首先，得了解别人或前人的研究到什么程度，这样，既能避免人云亦云，又能理清自己的研究思路。

孙大东：老师您不知道，我一看到结合哲学理论的文章或专著就肃然起敬。因为，我觉得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学问根基才是扎实的，也才有说服力。

潘连根：哲学本来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也是指导各门专门学科的方法论。但要结合得好，否则会给人“卖弄”的感觉。

孙大东：至于综述法，我觉得这应该是做学问、搞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可是，很少在我们的档案学论文和著作中看到。

潘连根：综述法是治学的基本功。

孙大东：有时，感觉档案学刊物似乎不允许我们用(因为论文字数有限制)。

潘连根：这确实是个实际问题，因为版面有限。但作为作者自

身，这个功课是一定要做的。

孙大东：“停止争论，开始行动”一一这是您在文章中经常引用和说的一句话。首先一个问题，您认为争论对于学术发展的利弊如何权衡?您是否觉得目前档案界的某些争论已沦为“口水仗”，消耗了档案学研究的有生力量?其次，对于研究者来说，行动如何开始，开始什么行动?

潘连根：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强大动力。通过学术争论，能激发科学新思想的萌发；能促进原有理论的不断完善；会导致不同学派的形成。因此，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之间的科学争鸣，我们也是一贯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但事实上，我发现在某些学术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文人相轻”、“永不服输”的现象，甚至于出现“马拉松”式的商榷，变成了你所说的“口水仗”，既浪费读者的时间精力，也浪费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占了刊物大量的版面)。因此，我说的“停止争论，开始行动”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当争论各方在某些问题的理解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能够求同存异就求同存异，甚至于无同可求就存异吧。不要做无谓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不如将各自的理论付诸实践，以实践检验来说话。

对于一个研究者或对我来说，当有人对你的观点不赞同，与你商榷时，首先，得表示感激，因为，至少他对你的观点有兴趣，去认真阅读了，付出了劳动；其次，对他提出的看法，看看哪些是合理的，就该虚心接受，有助于完善你的理论观点；至于哪些是你不能认同的，你可与之商榷(也不一定要写成文章发在杂志上，也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如电子邮件)，也可一笑了之。总之，心态很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无谓的争论，不如踏踏实实研究一些问题更好。

孙大东：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大文件观是档案界求得尊重和重视的无奈结果，还是档案学发展规律孕育出的自然果实?

潘连根：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本意是什么，我个人赞同和推崇大文件观，并不能等同于档案界所有的人都来赞同(事实上，目前仍有人持不同观点)。

但从实际情况看，确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同大文件观。这当然是档案学理论发展的自然之果，否则，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为什么没有出现呢?可见，随着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其中，许多现实问题用传统的文件观去理解已经难以解释清楚，更不要说指导了。再加上国外文件／档案管理理论的引进，迫使我们反思原有理论，加以修正。因此，大文件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实践和理论共同发展的结果。

孙大东：我觉得，现在，档案学研究中那种“打擦边球”的风气和做法，可能会对档案学研究自身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想借这个问题听听老师的看法。

潘连根：档案学的发展不是求来的，是要实实在在努力出来的。身在档案界，你、我、他皆有这个责任去为之努力。

孙大东：感谢潘老师的精彩回答，也感谢各位老师和广大朋友的关注和支持。

潘连根：谢谢各位的支持，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