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打捞沉睡的历史
时间：2020-08-24 07:53: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下午9点，天气晴好。天安门广场的入口处正排着长队，例行的安检有序进行。
广场的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正门前，照例不乏驻足留影的游客。
阳光下，建筑立面上鎏金的“国家博物馆”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在国博内的办公室中，被媒体称为“中国水下考古第一人”的张威，用他惯常的不急不徐的语速，
讲述着我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故事……
200年前的订货今天到港
英国作家盖瑞·金德在《寻找黄金船》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张威的故事也从一次沉船打捞开始。
1985年，英国职业盗宝人米歇尔·哈彻偷偷地从位于南中国海的一艘沉船中打捞出一大批中国文物，包括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和金铃等，并于次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此事引起了国际博物馆界的义愤，更激发了中国政府与考古界发展自己的水下考古事业的决心。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就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了由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广州市博物馆以及国家海洋局、交通部救捞局、外交部条法司、海军司令部等单位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研讨在国内开展水下考古的筹备工作。
而此时的张威，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刚刚开始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第5年的工作。他考古经验丰富，体格健壮，胆大沉稳，“更重要的是，会游泳”，因此被时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看中了。
彼时水下考古是个全新的名词，这个领域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张威已经拿到了继续进行研究生深造的录取通知书——这无疑是一条更为稳妥的路。在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期间，张威跟俞伟超先生进行了一次深谈，张威把这次谈话称作“围炉夜话”，并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转折和突破。31岁的他不是没有犹豫，但俞伟超先生那句“人的一生一定要干好一件事情”打动了他，他开始了这个颇有挑战的事业。
很快，他和同事杨林被派往荷兰学习水下考古的相关知识。“那时候我们真是两手空空，没钱没技术没设备，到了欧洲后荷兰人才发现，我们甚至连潜水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张威只在游泳池里学了两周的基本技术，就直接跟欧洲队员下海训练了。很快他们便加入了荷兰一艘代号为“Molengat”的沉船发掘工作，那是一艘18世纪的沉船，当地水下能见度较低，与中国近海类似。
张威和杨林卯足了劲，要把先进的水下考古技术带回国，他们的勤奋，让荷兰的同行们赞叹不已。他们与荷兰人一起，每天4点半起床，6点钟跟随工作船出发，大约航行一个多小时到达发掘现场。每天的潜水作业分为两班，第一次下潜到9点结束，每人水下工作时间合计一个小时。按照潜水安全规定，两次潜水之间必须保证六个小时的间隔。这样，他们需要在船上休息到下午4点，接着进行第二次水下作业，等到工作结束起锚返航时已接近黄昏，回到港口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算起来，他们每天在船上呆至少15个小时。在海上发掘期间，除了坏天气不能出海，他们几乎天天如此。在两个月学习中，张威和杨林共潜水14次，经历了水下清理发掘的全过程。
回国后，张威迅速开始组建团队，1988年4月，在广东省潜水学校轻潜班培训出了来自全国各个文博单位的第一批9名潜水学员，就这样，中国的水下考古带着热情和梦想，艰难起步了。
用生命拯救文物
水下考古在中国开始虽晚，但海平面底下埋藏的中国历史却已经绵延千年。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千米管辖海域、18000多千米的海岸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有5000多个。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海洋成为沟通全球的主要通道，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延展，贯通了东西方的贸易交往。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其承载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条陆地通道。
而在那个没有机械动力的帆船时代，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随时会遇险沉没，据统计，几乎每隔29个小时就有一艘船葬身大海。直到19世纪初，因遇上海盗和风暴而沉没的货船比例仍高达30%至40%。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我国东南沿海至南中国海海域，就有超过2000艘沉船。这些船只满载的陶瓷、丝绸、金银珠宝等宝物也就随之埋没，不计其数。因船沉没水下后大多保存完整，故在文化市场上，有“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对于中国考古学者来说，这些海底藏品承载着历史的密码。
现在距离“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移驻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俗称“水晶宫”）已经有7年时间，根据后续安排今年3到5月，台风季来临前，考古队员集中发掘和提取了“南海一号”货舱的重要文物。
“南海一号”是张威接触的第一艘中国沉船。“‘南海一号’被发现的20多年，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20多年。”有学者曾评价南海一号的历史价值“不亚于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甲骨和敦煌”。
张威曾经在无数采访中回忆打捞沉船的每一个细节：从1987年中英联合打捞东印度公司的“Yhrhynsburg”号到广东省救捞局发现“南海一号”，从获得香港水下考古学会赞助到国家财政部支持，每一次搜寻和打捞都令张威印象深刻。
从“南海一号”到“南澳一号”，再到协助国外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在张威参与的无数次沉船抢救性打捞中，险情是工作常态。茫茫的海面，没有任何参照物，即使有定位海图，也很难发现目标。英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基恩·马克尔瑞在他的《海洋考古学》中说到：“水下能见度受到的限制更为严重，不少海域的水下实际上是一团漆黑，而对于大多数海域，其可见距离超过20米就已经相当不错，超过50米则极为罕见。”
“除这些一般情况外，还存在着影响所有潜水者的知觉力和行为水平的种种特殊因素……每下潜10米相当于再喝一杯酒！”法国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马提尼定律”。 张威解释说：“当一个人潜到20米以下时，就会从气瓶的压缩空气中呼进越来越多的氮，引起氮麻醉。人舌头发麻、神志不清、判断力下降，就像喝醉酒一样。” “这种轻微的醉感在陆地上可能无足轻重，但在海底则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可以说，我们的考古队员是在拿生命拯救文物。”
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现在，中国水下考古队的实力已今非昔比：1987年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成立时，全国只有11个水下考古队员。现在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四五十人，这其中不仅是“中央军”，各个地方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水下考古机构的“地方军”。张威把水下考古中心与地方之间比喻成国家足球队：平时分散在全国各地，有具体项目时才集中在一起。“现在我们的水下考古队拉出去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不逊色，甚至超过韩国和日本。做到这个水平，我们只用了十几年，很不容易。”
“和20年前相比，人数增加了几倍，但和全国上千处沉船遗址以及躲在暗处的为数不少的盗捞分子相比，仍然不够用。”说到现状，张威不无忧虑。这些临时集结起来的队伍，遭遇的对手往往是全天候都在觊觎水下宝藏的盗捞者，其管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比如过去保存不错的南沙等地的水下遗产，现在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在好多渔民都不捞鱼了，因为渔业资源临近枯竭，除了养殖以外，搞盗捞的也很多。”
保护机构的执法能力较弱也是困难之一。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是文物保护主管部门，但在实践中，文物部门缺乏海上执法能力，没有船只和设备，只能依靠边防海警、海军等其他力量。这种文物管理部门的“名至实不归”无疑削弱了水下文物的保护力度。
此外，资金缺乏也成为水下考古的掣肘。据张威介绍，目前水下考古的资金主要是国家财政专项拨款和国家文物局下拨的。“国家投入也不少，但水下考古费用很高，我们仍然觉得资金很紧张。”张威说，培养一个潜水员要花费8万元，光他们的服装、设备等行头就要1万多元。而考古的费用就更高了，“比如‘南海一号’的打捞费用预计为9000万，后期的保护费用也是一个惊人数字”。
目前，我国水下文物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仅有两部：1981年实施的《文物保护法》和1989年出台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它们在保护水下文物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修改。”张威说。
张威举例：“《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水下文物考古勘探或者发掘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处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现在国际古玩市场上对中国瓷器很青睐，随便一个瓷器都卖好几万，甚至好几百万，罚一万元算什么呢？根本震慑不住盗捞的人，应该加大处罚力度。”
其中，张威认为保护水下文物的长久之计是加入联合国《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加入公约最大的好处是，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还将使一些有争议海域的水下文物管辖更明确，制止其他国家的盗捞发掘。”
张威至今记得2002年他第一次凿开窗口进入“南海一号”船内的情景：在一个面积仅几平方米的小舱内，就捞起了4000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绝大多数瓷器完好无损、灿然如新！将几千件宝贝小心翼翼地带到水面上时，“心里说不出什么是滋味，又想大笑，又想哭一场！”
水下沉睡千年的历史在水下考古队员的手中揭开神秘的面纱，而上帝写了一半的“海难”剧本，也在张威们的探索中画上句号。
目前全国的水下遗产整体状况是什么样的？
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长的海岸线，12.3万千米的内河航运里程，以及2万多个天然湖泊，历史上留存了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已陆续在福建、广东沿海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始了水下文物调查，发现了100余处水下文物遗址线索。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包括中国内海、内河及内湖的水下文物普查被列为专项工作在全国启动。这是我国首次对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全国性普查，发现水下文物点120余处。
那么水下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又是怎样的？
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以人类水下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学所特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科学考察。目前它还是一门边缘学科，需要诸多相关学科的技术支持，如海洋勘探技术、潜水工程技术等等。国际上，水下考古学的确立是在19世纪中叶，以瑞士湖上居址的确认和发掘为代表事件。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应邀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公元7世纪拜占庭时期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是人类第一次将考古方法应用于水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开创性地在水下实践了考古学方法，是水下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目前水下遗产发掘的队伍是怎样选拔的？
采用从全国文物考古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中遴选素质较高人才，以培训班的形式进行潜水培训和水下考古专业知识培训。这是目前我国水下考古专业队伍建设行之有效的方式，也是我国水下考古的成功之路。
进行水下考古发掘是不是也会破坏遗产本身？
尽管原址保护是对沉船遗址和其所携带文物最好的保护方式，但水下文物盗掘活动愈演愈烈，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一些破坏严重的古代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过度也是一种破坏，这是很无奈的。国际上的基本上还是就地保护、不干扰，但现在我们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到一点儿不遗漏、不损害地捞起来。为什么“南海一号”搬回来？实际上也是尽量减少破坏，“南海一号”遗址地能见度差，水流急，操作时间短，潜水时间有限。保护文物是为了向公众展示一段历史，而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沉船在海里几百年，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平衡。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中国的沉船，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大宗的陶瓷，一碰就坏，出水后的保护也是难题，存在盐的饱和度、氧化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