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艺术文化考察团”窥探我国美术考古
时间：2020-08-24 07:56: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19世纪四十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1}”在王子云的倡导下成立，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考察团奔赴西北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文物考察活动，这次大规模的艺术文物考察活动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本文以考察团取得的考察成果为线索，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相关文献，结合历史学、艺术学、考古学及美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理念，综合研究该考察团对我国现当代美术考古学科建设和西北文物研究的影响，并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重新认识其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关键词：西北 考察 美术考古
1940年，在西北文物岌岌可危的年代里，王子云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建议成立以美术学者为主体的考察团赴西北进行艺术文物考察，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国民教育部的支持，考察团迅速成立。在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考察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西北艺术文物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而严谨的考察、研究工作，挽救民族文物于万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我国的美术考古及西北文物研究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的。
一、西北考察团考察成果。
1940年6月，在爱国人士的呼吁下，王子云向教育部提出成立考察团的方案得到批准，在成都整训一个月后，考察团开赴西安，开始了正式考察。此后，该团的考察足迹遍及川、陕、豫、甘、青，行程数万公里，对我国的古墓、古寺、山窟、洞穴等地存在的艺术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搜集、整理，对我国的艺术文物进行了抢救式的保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0年上半年开始到1942年冬这段时间里，考察团对陕西地区汉唐陵墓进行了实地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陕西关中汉唐陵墓考察成果②。
在对陕西汉唐陵墓雕刻进行考察期间，取得的成果主要有：翻制霍去病墓马踏匈奴雕像、卧马雕刻、伏虎雕刻3件；为霍去病石刻猛兽吞羊、人与熊、霍去病墓做全拓片4份。霍去病墓全部石雕刻摄影各一份； 霍去病墓全部石刻文字记录1份；西汉十一帝陵全景写生图画1长幅。
唐陵考察的主要成果有：测绘唐高宗乾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各2份；高宗乾陵飞马雕刻、乾陵坐狮雕刻、四骏马浮雕、唐睿宗桥陵鸵鸟浮雕、唐武后母顺陵立狮、石膏翻制品6件；唐太宗昭陵四骏浮雕、唐玄宗泰陵飞马雕、唐懿宗简陵飞马雕刻、唐顺宗丰陵华表拓片共6份；唐十八陵石雕刻摄影各1份；唐十八陵文字记录1份；唐陵实景写生画、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玄宗泰陵共6幅；另有陪葬陵墓写生图数幅及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平面分布图2幅。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成果③。
龙门石窟考察成果有：采用了模制的方法对唐奉先寺菩萨、武士、南窟菩萨、天王浮雕、龙门东山峡谷唐雕菩萨像进行模制，模制作品9件；摹绘和速写了龙门北魏雕像、龙门唐代雕像140余幅；龙门相关研究记录1册、按比例实景测绘图12张；古阳洞的各种题记拓片30余张。
甘肃敦煌千佛洞考察成果④。
考察团的主要目的是敦煌考察。考察团在敦煌的考察是此次考察取得的成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域，这些成果⑤有：
1.临摹佛窟代表性壁画。北朝大型壁画摹本8幅。北朝佛故事和单身像2幅，隋代佛故事和供养人画像14幅，唐代大型经变图12幅，唐代单身菩萨像8幅，魏唐各代藻井图案30幅，五代供养人像和出行图6幅，宋代五台山图1幅，元代佛教故事人物3幅。
2.运用测绘、写生、绘制等手段绘制全景洞窟写生图。
3.运用现代摄影技术拍摄窟照片。在敦煌考察时，考察团拍摄最多的就是莫高窟，共计有120多张。
4.综合考察成果撰写敦煌调查报告。刊载于1943年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上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⑥，是考察团敦煌艺术考古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该文章是我国在敦煌石窟考古史上首次科学的研究成果。
5.建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机构。1941年，考察团到达敦煌考察后，同年考察团便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成立敦煌研究所的建议。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这也是考察团在敦煌考察向政府建议并得到实施的一个重要成果。
甘肃拉卜楞寺考察成果⑦。
考察团在拉卜楞寺主要考察研究了寺院建筑艺术，并同塔尔寺建筑进行了比对研究，此外还对寺院的历史、现状和寺院的内部组织进行了考察研究，最后还参观考察了寺院中闻思学院的壁画和雕塑。
河西走廊祁连山区佛窟群考察成果⑧。
1943年，在结束敦煌考察工作后，考察团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进行佛教窟龛考察。在考察了酒泉文殊山千佛洞、万佛洞、观音洞，张掖马蹄南寺、马蹄北寺、千佛洞、金塔寺、上观音寺、中观音寺、下观音寺等佛窟群后，考察团撰写了《酒泉文殊寺佛窟群》、《张掖马蹄寺佛窟群》等重要的考察报告。
二、艺术文物考察团学术成就对我国美术的考古的影响。
1940年，在西北文物岌岌可危的年代里，教育部迅速成立了以美术学者为主体的考察团赴西北进行艺术文物的考察，这次考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对我国艺术文物的保护研究、美术史学科建设、美术史教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西北考察为我国美术考古发展奠定基础。
清末的中国封建而落后，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许多文明开始向中国传播。考古学、美术史学也不断传入，这两个学科的不断传入对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有着很大的冲击，人们开始尝试着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古物遗物。国人开始关注地上和地下的各种古代遗物。迈入20世纪，当西方的许多考察队在中国以考察为名义大量的发掘、盗卖、掠夺中国文物；当探险者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量的古代写本、绘画和其他遗物时，中国封建而落后的统治者并不懂得如何加以保护，致使许多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辛亥革命后，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开始萌芽。最为著名的就是由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⑨。此后，也有像李济、梁思永、董作宾、裴文中、吴金鼎等我国第一批杰出的考古学家进行的各种考古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有力的推动着我国美术考古事业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些考古工作开展的同时，国家又面临着种种灾难。 1940年，艺术文物考察团开始成立，团员多以美术学者为主体，这些美术工作者将美术遗迹、遗物和田野考古的方法结合起来考察研究，互相借鉴或融为一体，这样全面的田野考察在我国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这种将美术遗存和田野考古法相相结合的学术考察工作，不仅对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推动作用，也奠定了我国美术考古学发展的基础。半个多世纪后，当我们捧着沉甸甸的资料时，才深刻的感悟到考察团当年远赴西北对于今天我国文博事业的重要意义。
2.西北考察为艺术文物研究提供重要的一手资料。
上世纪40年代当艺术文物考察团组建时，已经将西北定为考察的方向和目标，并以敦煌考察为重点，最终他们穿越了五个省区，行程近十万里，为我国的文博、美术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提供重要的一手资料。
回望考察团组建之前，我国也曾有一些个人和团体曾以各种方式保护和研究艺术文物。在1939年—1941年常任侠曾在重庆中英庚款董事会艺术考古研究院任研究员。其间与郭沫若、卫聚贤、金静庵、胡小石、马衡等共同主持了重庆江北汉墓群的考古发掘；在《时事新报》、《说文月刊》上，相继发表《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整理重庆江北汉墓遗物纪略》、《重庆附近发现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等论文，写成《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民俗艺术考古论集》等专著。1943年于右任、张继、郭沫若、常任侠等人又发起了成立“说文古今文物馆”等活动，以此来保护和研究文物。此外，在考察团到达敦煌时张大千已在敦煌用他自己的方式对敦煌的壁画进行保护和研究。这一方式和考察团有着很大的区别。张大千到敦煌的主要目的是临摹壁画，到达敦煌后张大千首先对洞窟进行编号，然后进行临摹，其临摹的方法是复原壁画原有的生存状态，张大千雇佣了几个喇嘛进行“复原性”的临摹。考察团主张对壁画现有状态并稍加处理并以较为客观的方式进行临摹。比对而言，张大千的临摹在没有科学而严密的体系下进行复原，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从保护而言考察团的临摹就更加客观，是一种科学的保护研究。这些信息从考察团的三次大型展览中也能看出，考察团是以更加全面、科学、严谨考查方式完成对敦煌的考察。
纵观这些团体和个人的研究活动，可看出他们的考察基本处于松散、零星和模糊的初级阶段。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既有美术知识又有新的田野考古方法，这样的结合使得他们有科学的方法和明确的目标，深入西北运用田野考察方法将中国的艺术文物调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将中国的文博事业也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些卓有成效的考察工作也是我国最早将美术和考古两个学科联系起来的学术团体，这些成就都必将影响中国今天乃至以后的艺术和美术考古事业。
注释：
①“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指：1940年由国民政府成立的艺术文物考察团，因该团考察区域基本集中在西北，多数资料将该团成为“西北考察团”，本文简称：考察团。
②{3}{4}{7}{8}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M].岳麓书社出版，2005，8（1）：22-43.
⑤⑥何正璜.何正璜文集——文博研究[M].陕西人民美术出版，2006，6（1）：165-199.
⑨李济.安阳[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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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