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内容提要：淮河中游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虽然属于起步晚的区域，但经过近20年的努力，获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与其他地区相比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并在同期文化中的某些领域达到了领先的程度，从而使学术界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大幅度提高。前期的工作给我们增加了信心，潜在的信息令研究者为今后的发掘和研究充满着期待。

关键词：淮河中游 史前文化 研究现状 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K872；K871.1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角度看，淮河流域是一个起步较晚的区域，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滞后了很多年，主要原因是，自古至今的淮河水患困扰了学术界，同时，也给学术界带来了不断的思考：淮河流域在远古时代是否与其他地区一样有人在此居住和生息？地下有没有埋藏的古代遗迹？当黄河、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都有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而地处中间地带的淮河流域为什么就悄无声息呢？当学术界意识到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时，便启动了“苏鲁豫皖考古大课题”，首先致力于淮河中游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在这个区域拉开了考古工作的序幕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1]。

二 史前文化研究现状

进入20世纪以后，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开始活跃起来，新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学界也对该区域的史前文化面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一）淮河中游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对淮河中游早期新石器文化的认识，主要得益于以下遗址。

1、双墩文化遗址[2]。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境内，是一处距今7300多年的单一的新石器时代台地遗址，中心面积约2万平方米。遗址于1985年发现，199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几次发掘，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骨、角器等文化遗物和丰富的动物骨骼。最引人关注的就是600多件陶器刻划符号，内容涉及双墩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几乎涵盖了生产、生活、精神方面的全部内容，堪称原始社会的“档案馆”。这些符号应该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氏族群落之间表达特定含义或以此传递信息的记录符号，同时也不排除这些符号中涵括了原始宗教意义。遗址中的刻划符号，占据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领先地位。

2、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3]。均位于宿州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于1990年春季对两个遗址进行了发掘。小山口遗址的面积大约有二、三万平方米，发掘的面积仅为一条3×10米的探沟，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在遗址下层发现了早期文化层。在早期文化层之上，还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依次叠压。

小山口遗址早期遗存的碳十四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测定为公元前6077—前5700年和公元前5958—前5650年（均经树轮校正）。

古台寺遗址的面积至少有6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为96平方米，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和大汶口文化两个遗存，为进一步认识皖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大汶口文化的面貌和性质，提供了实物资料。

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的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低，陶质软，制作粗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中夹蚌、夹草木灰的陶片占有较高的比例。陶色多数不纯，有的呈桔黄色或灰褐色，但多以外红内黑为特点。两遗址在陶质数量上的比例比较接近，如小山口的夹砂红陶占陶片总数的89%，古台寺占91%；而夹蚌和夹草木灰陶片，在小山口和古台寺分别是3%和4%；有红陶衣的陶片两遗址各占2%。陶器都是以素面为主，纹饰较简单，主要有附加堆纹、指甲纹和戳印纹，器形也非常单调，以直口器和外沿有一周凸棱比较普遍，并以釡、钵、碗等为基本器物组合。两遗址共同显示出了新石器文化较早期阶段的基本特征。

3、石山孜遗址[4]。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城东南75公里的平山乡石山孜村北面，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紧傍石山西北，地势略高于四周，由于历史上的黄河泛滥，表面覆盖沙土层厚约1米。遗址南北长100、东西宽160米，文化层厚约2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进行重点调查，1987年会同淮北市、濉溪县文物部门进行了首次试掘。陶质多为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红皮陶，少量黑陶及宽带纹彩陶，陶器纹饰多为附加堆纹（用泥系盘贴法），其次为划纹、戳纹、刺点纹、手掐纹、凹弦纹、指甲纹等。陶器最显著特点为手制，器形不规整，器壁较厚、较粗糙，甚至制作时留下的手纹仍清晰可辨。该遗址文化层厚，面积大，时代早，内涵较为丰富。石山孜遗址出土的陶器，从陶质、陶色、器形、纹饰上看，与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存有些近似，是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地域性很强的原始文化。

（二） 淮河中游的中期新石器文化

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大汶口文化在淮河中游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考古调查显示，仅皖北地区就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或含有新石器文化的遗址60多处[5]，而经过发掘的大汶口文化资料主要得益于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聚落遗址和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1、尉迟寺遗址[6]。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东150米处，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89年秋季至1995年春季、2001年春季至2003年秋季，共进行了两个阶段13次发掘。总揭露面积为10350平方米，清理大汶口文化晚期红烧土排房14排18组计73间，总建筑面积为1200平方米，居住面积为970平方米，完整地再现了尉迟寺聚落的宏大规模。尉迟寺遗址不仅是淮河流域最具特色的聚落遗址，也是国内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巨大、保存完整的聚落遗存。

尉迟寺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是以大型围壕环绕，以成排成组的红烧土排房为显著特征，再现了距今4500年—5000年间，人类历史上建筑技术的进步和改革，代表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淮河中游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经济形态、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成就，为中国史前聚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弥补了大汶口文化缺少完整聚落的空白，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突破性的发现。比湖北枣阳雕龙碑[7]、河南邓州八里岗[8]、河南淅川下王岗[9]、郑州大河村[10]等同类遗址更大且更具特色。

尉迟寺遗址的发掘收获主要体现在聚落遗存方面，可以用几个“第一”来概括：

第一次发掘出规模大、保存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存，是一处极具向心力的建筑；第一次发现具有防御功能的大型围壕，说明遗址当时具有原始城的意义；第一次发现带有祭祀性质的大型活动广场，说明尉迟寺遗址具有中心聚落或一级聚落的等级；第一次发现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儿童瓮棺葬，说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在淮河中游地区兴起了一种新的埋葬制度（大口瓮及其刻划符号）；第一次发现鸟形“神器”。该神器具有图腾崇拜或权力象征的意义；第一次发现两种农作物——稻（大米）、粟（小米）共存的史前遗址；说明淮河中游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有着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

尉迟寺遗址的资料，加快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就其完整聚落和特殊的建造方式而言，处于同期文化的领先地位。

2、垓下遗址[11]。位于蚌埠固镇县，属于淮河中游北岸，它是淮河中游地区发现最早的城址，有“大汶口文化第一城”之称，对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墙内圈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过历时3年的钻探和发掘，发现城墙外有壕沟，城内有成片红烧土堆积、窑址、水井、沟槽等。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始筑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墙（后被汉代增筑延用），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排房、台形基址、陶窑、墓葬等等。

垓下的大汶口文化城址，是淮河流域的突破性发现，它应该属于淮北地区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尉迟寺类型。因为处于中原与海岱两个文化区的交汇和碰撞地带，所以文化面貌更多地表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带有淮河中上游中原腹地文化的显著特点。

（三）淮河中游的晚期新石器文化

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与当地的大汶口文化有着密切的承袭关系，它与大汶口文化一样，仅在皖北地区就分布有60余处[12]。

说到这一区域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我们不能不提到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禹会村遗址的考古成果，主要得益于国家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2000年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把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时代，作为考察、发掘、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点。

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一般把中华文明开化的时期定位于黄帝、炎帝时代，但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因此，用考古学的手段探索三代以前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势在必行。同时，我们可以以现有的相关文献记载为线索，通过考古发掘去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重要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因为，龙山时代到夏商之间，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出现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初步发展的时期。

多年的考古学成果已经证明了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及诞生的时期，尤其是“五帝”时代后半段代表的尧舜禹时期，有着重要的可考事件（如洪水与治水）。又因为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恰恰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历史活动范围相吻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思路，即考古工作的重点应聚焦在相应的年代范围和重点区域上。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通过我们的考古工作，认为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文化迹象确立了禹会村遗址对考证大禹功绩的重要意义

禹会村遗址[13]位于蚌埠市西郊的涂山脚下，坐落于涂山之南的淮河东岸，距涂山相距4公里。

涂山一带是古代典籍所记载大禹活动的重要地区，大禹在涂山会诸侯正是夏王朝成立的前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王朝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所以，与大禹治水有关的禹会村遗址，也就自然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另外，史书中的记载，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之兴也以涂山。”等等，也确立了涂山和遗址的重要历史地位。因此，禹会村遗址在探索大禹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正是这里孕育了博大的淮河文化、大禹精神。“禹墟”，作为夏王朝建都之前华夏族重要的活动区域，已经具备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遗址中存在的大型的呈“甲”字型的人类堆筑的祭祀台基，其面积约2000平方米，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禹会诸侯”事件的重要文化现象，它在总面积为50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种人类有意识的堆筑遗迹，应该与大型的祭祀活动或某种重要仪式有一定的联系，它是否与“大禹治水”有关？是否曾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盛况？考古资料和学术界的考证，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蚌埠禹会村就是“禹会诸侯”之地[14]。

说到“禹会诸侯”事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其意义：第一，作为具有一定地位和威望的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难以征服的水患，便召会各国诸侯会聚于此，共商治水大计，体现了为民造福的举动；第二，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层意义，大禹在会诸侯的过程中，无形加强或扩大了自己的权势范围。实际上，在治水过程中，尤其在中原地区，大禹已经具备了初期的“天子之位”，后来才能在涂山召集众多部落盟会，这样才能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也就是说，涂山之会，为确立禹在“万国”中的统治地位，为文化大一统的形成，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复杂的文化内涵对考证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淮河流域乃至江淮之间地区，在龙山文化阶段，是考古发掘和研究较薄弱的地区，从文明探源角度来看，还是一个空缺的区域。在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实施的过程中，对禹会村遗址的发掘已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了解这一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乃至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所表现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现象，既有北方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又有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同时，与苏北同期文化及南方良渚文化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我们已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15]、江苏兴化南荡遗址[16]、江苏高邮周邶墩遗址[17]、江苏南京牛头岗遗址[18]等等，都能找到相同的文化因素。

一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地区龙山文化的南下和南方地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北上，在淮河流域形成碰撞，因此，在文化现象上便形成了交错复杂的现象。但是，如果和大禹文化及文明探源联系在一起，会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因为，从夏启以后才出现国家，大禹时期的活动范围就在淮河流域，中原地区目前所认为的与夏王朝有关系的遗址都在启以后，我们不能不考虑文化的传播问题，究竟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是南北文化碰撞的结果，还是由淮河流域文化直接影响了南北地区？这就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证实。

所以，我们在探索淮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进程以及后来如何发展、如何汇聚、如何加速王朝国家的形成过程，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就自然显示出了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大禹与涂山紧密相连，涂山又与禹王会诸侯存在着内在的关系，禹会村遗址的考古资料已经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禹会村遗址的时代，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这个时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是建立华夏国家文明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时期。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这个将中国带入文明社会的转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从这一阶段的考古资料中找出答案。龙山文化与大禹治水时代吻合，所以，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对揭开江淮之间地区文明化进展的程度是别的文化遗址无法替代的。也应该说，禹会村遗址作为“禹会诸侯”的发生地，在江淮地区的文明探源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从目前的资料看，淮河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基本形成了连续发展的框架，而且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在诸多方面还表现出发展过程中的强势，就目前发掘的遗址看，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同期文化相比，在不少领域已处于领先的地位。

三 史前文化研究展望

过去，学术界多认为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起着沟通黄河、长江流域两大文明中心的桥梁作用。而先秦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均揭示并证实淮河流域存在着独立发展的史前文化体系，该体系水平较高并极富个性。淮系文化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并存发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探讨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淮河文明所潜在的能量。

淮河中游地区古代文化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已经被学术界所公认。可见，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中游地区，古代文化底蕴丰厚，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

2013年12月22日，在“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认为：“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确实应该得到和黄河、长江流域同等程度的重视。随着我们工作的继续开展，一定还会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发现。”[19]

以前，我们曾经把黄河称之为母亲河，后来又把长江称之为母亲河，现在，考古资料证实了淮河也是母亲河。在这里孕育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动并促进了古代文明发掘的进程，因此，在淮河中游地区蕴藏着极大的发展和研究潜力。就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相关文化中，虽然从早期、中期到晚期，已经搭建起了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但缺环和未知还是相当明显。如我们看到了双墩文化在淮河中游地区表现出的特殊性、先进性，但从发展的程度看，它应该有着较大的分布区域，它的来源和发展去向，目前还不清楚。双墩遗址中丰富的文化现象，绝不会在短期内形成，更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搞清楚上述问题，将是今后工作的要点。

一般而言，早期文化遗址，如果没有晚期遗址的叠压，很难被发现。从目前已经发现的小山口、古台寺、石山孜、双墩等遗址来看，地域跨度并不算大，虽然在文化面貌上近似，但在时代特征上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似乎它们并没有明显的源和渊的关系，我们在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丰富内涵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才能找到一个文化从发生、发展到消失或被另一个文化代替的链条。对以上文化从交流，或发展，或延续的角度来看，都不能让学术界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对早期文化发掘和研究需要注重的问题。

在大汶口文化中具有领先地位的尉迟寺遗址，它潜在的文化内涵与不同区域的同期文化是无法比较的，我们对尉迟寺遗址本身的现象给予定性——这是一处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中心聚落。那么，既有“中心”，就应该有“非中心”，就像印证“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一样。所以，对当时聚落遗存的考察、定位，还有相应的工作要继续。

龙山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关键时期的文化，它在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承载着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我们应该花大力气在龙山文化的大遗址中做工作。

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成果显著，意义重大，让学术界增加了信心。各学术单位、研究团体、大专院校等等，都加大了关注和研究的力度，蚌埠学院作为淮河中游的一所高校，立足本土、放眼淮河，于2006年12月成立了“淮河文化研究中心与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会”，宗旨是“重视淮河文化，研究淮河文化”。近些年来，在宣传、研究、传承淮河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这个区域内的众多大专院校大都相继成立了与淮河文化有关的研究机构或团体，如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信阳师范学院淮河文明研究中心等等，都在“淮河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部署研究步骤和签署战略联盟框架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末融入了学术界“苏鲁豫皖考古大课题”以后，依据发掘的宿县小山口、古台寺，蒙城尉迟寺，蚌埠禹会村等考古资料，越来越重视淮河中游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因为前期的资料使我们不能低估地下遗存给今后研究带来的潜在能量，为此，继发掘禹会村遗址之后，便于2014年9月19日在蚌埠成立了“淮河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蚌埠院士工作站”，并启动了“蚌埠双墩遗址第二次发掘”仪式，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方面，在对较早期文化的考察、研究方面，重新部署战略方案，在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中，将进一步验证双墩遗址的重大考古价值，深挖拥有时代印记、时代符号和时代特质的优秀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在更广更深的领域开展对区域内考古文化的综合集成研究，通过多学科合作、多手段的综合运用，建立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人类活动对区域演变的响应机制，研究区域内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轨迹，试图引领学术界加深认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淮河中游地区的文明具有鲜明的特点，加强对这一区域古代文明的研究，对进一步了解淮河流域文化和文明的起源情况，了解淮河流域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味着下一步将会投入更多力量，应用于淮河中游地区的考古发掘、文明起源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谱写淮河文明传承乃至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新篇章。

[1]在“苏鲁豫皖考古大课题”确立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石器早期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淮河中游地区的早期考古学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70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安徽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12期。

[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濉溪石山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3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11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页；《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18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湖北枣阳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8]张驰：《八里岗史前聚落发掘再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25日。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11期。

[12]安徽省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中。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24页。

[14]在2013年12月20—22日的“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期间，众多专家为“禹会诸侯”的定论挥毫泼墨。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题字：“禹会考古成果辉煌 礼制建筑文明之光”；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题字：“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通过考古发掘，禹会之地就在眼前，成为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大禹伟业世代流传，考古工作者的功劳亦应永载史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题字：“禹会涂山，史存疑团，科学发掘，一锤定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所副所长王震中先生题字：“禹合诸侯于涂山，因禹会村的发掘而得到落实”；四川省社科院禹羌文化研究所所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德书先生题字：“禹会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的一座里程碑。诗曰：华夏传国四千年，禹会遗址见真传，大禹精神传万代，光辉永照天地间”、“四千年前禹会村，华夏主国由此兴”；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先生题字：“夏王朝从这里走来――为禹会遗址而题”。

[1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及收获》，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2006年；翟杨：《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16]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17]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高邮文管会：《江苏高邮周邶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18]华国荣、王光明：《南京牛头岗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张年安主编《南京历史文化新探》，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9]李伯谦：《“禹会诸侯于涂山”传说与禹会村遗址――在“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编《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责任编辑：朱国平；校对：王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