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城,波澜之下的另一个重庆
时间：2020-08-26 07:53: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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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相信，90%以上的老重庆都淹没在滚滚波涛之中？
前不久，重庆长航东风船舶工业公司船舶码头，一艘奇特舰船正待试航。白色的船身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船身上硕大的太阳鸟图案分外惹眼。船的甲板在船后部，比一般船只更开阔，甲板两侧有可以放下的舷梯。甲板上矗立着同尺度船上少见的巨型折臂吊架，船舷左侧悬挂着工作艇和救生艇，右侧为减压舱。而诸如水下动力船舱、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潜水工作室等有着“奇怪”名头的舱室也一应俱全。这便是由国家文物局与重庆长航东风船舶工业公司联合打造的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
伴随着一声鸣笛，考古船正式首航。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劈波斩浪。它将担负起我国海洋水下考古的重任，改变此前渔船作业的落后局面。
中国的水下考古在山城重庆掀开新的一页，这绝非偶然。
老重庆的历史文化去哪儿了？
曾有考古学家打趣说，世间有两座重庆城，一座看得见，一座看不见。
重庆所在的三江盆地曾经是一个丛林密布、瘴气横行以至于不宜居住的地方。一开始，人们只能择水而居，远离丛林过着简单的渔猎生活，交通基本靠船，饮水直接靠江，倒也方便。随着人口的增长，江边的一小块空地不堪重负，于是远古冒险家们开始向未知的高处进发，并一路扩张到今天的局面。可以说，重庆的历史便是人们的生存空间不断抬升的过程。重庆的历史文化遗迹也随之纵向分布在几级地质阶梯上，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代。
当然，这本是大多数沿江城市正常的发展轨迹，倒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然而三峡蓄水让重庆变得不同，短短数年的时间里，长江水位上升约百米，将包涵重庆大批历史遗存的一、二级阶梯全部纳入怀中。虽然在蓄水前重庆的文物工作者们做了大量工作，按三峡博物馆彭主任的话说“重庆的考古人应该给三峡成立一个牌位，因为三峡锻炼了我们，三峡蓄水前，我们一年挖的，可能比这些人一辈子挖得到的都多，把子孙该干的活都干了。”但仍有不少历史遗迹被列入了沉没清单，这份清单包容万象，从部落岩画到宋明题刻，从战国古墓到明清庄园，应有尽有。
彭主任直言：“如今90%以上的重庆历史文化都可以归入水下文化的概念之中。”
水波荡漾间的历史浮光
透过这些水下的文物遗存，历史的浮光频频闪现，渐渐串成一帧帧完整的图像。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举世闻名。在雕凿平坦的巨大石榻，150余幅壁画集中在长18米、宽9米的入口处的顶壁上，红、黑、黄褐等色彩浓重的动物组成一幅幅富有表现力和有浮雕感的独立画面，神态逼真，栩栩如生，被视为人类远古艺术的瑰宝。无独有偶，在位于重庆云阳县凤鸣乡马岭村西北约800米长江南岸的石壁上，也有着一幅类似的岩画，它长年居于水下，唯冬春水枯季节现出水面，被称为牛尾石岩画。岩画约呈正方形，牵线阴刻，形有篱笆、高竿、房屋及鸟类动物图案；两高竿梢端分别穿有一鱼、虾类动物，竿根部设有竿座，座面有饰文，房间共5间，内有人物活动，图形左上方刻有文字图形四个。全图形质朴粗旷，可能是聚居部落记事性图画，从中能够管窥三峡部落先民的生活情态。
位于涪陵白涛镇乌江西岸的小田溪战国墓群同样呆在水底。作为巴国王陵，它可能算得上重庆最重要的巴人遗址，包括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青铜鸟形尊”在内的大批战国珍贵文物便是在此出土。除了丰富的随葬品，让考古学家们感兴趣的还有在众多随葬品上发现的刻画符号。它们多数用錾刻的方式刻于兵器、乐器以及岩石的表面。这些图语的形状规范，甚至有的是由几组简单的图案相互组合成一个复杂的图案，看起来很像巫师阶层进行宗教祭祀时使用的宗教符号。其中有一组复合图案是一条帆船，船的两侧是陡险的山体，山体间还有云形图案——巴人祖先乘船从三峡溯流而上的画面就此穿越千年时光，跃入眼帘。
人们大多知道白鹤梁是古代重要的水文观测站，但实际上，白鹤梁上也刻着重庆的历史。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白鹤梁就是当时重庆官员的“微信朋友圈”。有事没事大家都爱去涂涂写写，特别是身在涪陵的官员们，更是事无巨细，带过什么人玩？到哪里搞了个联谊会？甚至感叹一下最近太热上班痛苦都要一一“上传”。研究者们把当时整个时段刻在白鹤梁上的石刻结合地方志进行梳理，就可以清晰地回望到当时官员建设涪陵时的社会秩序。
明清以前，重庆相当贫穷，在宋代很多犯错或者不受宠的官员就会被流放到海南、广东、广西、重庆等地，所以到白鹤梁来题刻的官员，大多是一些仕途不得志的官场特殊群体。包括黄庭坚题刻，虽然只有几个字，但也是黄庭坚卷入乌台诗案被发配时所作。此时的题刻风格鲜明：要么破罐破摔，牢骚满怀；要么不停地歌功颂德，希望感动皇帝，回返中原。但到了明清的某个时段后，这些内容急剧减少，逐渐变得生活化、个人化起来。细细研究，发现这一分野恰好和红薯、洋芋这类高产作物传入重庆的时间惊人地吻合，人多了，经济繁荣，官员文人们也就不那么想走了——文人的情怀、老百姓的饭桌以及重庆的发展史，就这么奇妙地被题刻串成一串儿。
想见水下的重庆为何这么难？
但无论有多少亮点，人们对水下重庆的关注一直处于研究层面，长久以来，留在历史里的重庆和今日崭新的重庆就这么相安无事地隔江对望，老死不相往来。而两者之间最现实的连通方式，便是水下考古。
在16世纪的意大利内米湖，弗朗西斯科·德马奇使用简易设备潜入水中调查一艘沉船，发现了锚，确认了甲板，还测量了船体。从此，人类水下考古的序幕被拉开。可是，一直到四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的水下考古学还是一片空白。直到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中国南海打捞出大批中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并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大肆拍卖，引起学界及国人的强烈愤概，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这才正式起步。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水下考古队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以及内河地带先后进行了多项水下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成果丰硕。而在重庆，水下考古尚处于起步阶段，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据彭主任介绍，重庆复杂的地理条件是第一道难关：水下考古需要精确定位，但是峡江地区水流很急，即使知道遗迹位置，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船无法精确固定在该处：“它可能把你冲很远，一直冲到黄浦江。”第二，峡江的航道较窄，大船难进三峡，这也限制了水下考古船的作业；第三，大规模的水下考古耗资巨大，目前重庆的各个考古机构也不具备这一级别的资金条件。因此，目前重庆的水下考古，还处于派遣蛙人拍摄、定位阶段。
蛙人处于接触水下重庆的第一线，是一群令人羡慕的家伙。但35岁的潜水教练谢松认为，个体想靠深潜去探寻水下重庆，风险很大。谢松说，江河、湖泊的水下深潜与海洋潜水一样，也是一项刺激但需要审慎的活动，其间暗藏着诸多不可预料的危险，首当其冲的是低水温、减压。谢松举例称，他们曾探访过黔江小南海湖底的罗氏庄园，小南海平均深度30米，最深处47米。从潜水角度讲，该深度虽不算太大问题，但它地处内陆，且湖水是死水，因此湖底水温较低，估计在3℃左右。在如此低温下，潜水员感觉十分寒冷。由于当时他们需要在水下长时间活动，加之水底黑暗环境，及人对未知的恐惧，一些潜水员差点出现身体失温。一旦失温，轻者造成感冒、技术动作变形、智力下降，重者出现昏厥、无法操作潜水器械：“水下不像地面，潜水员遭遇险情只要一两分钟，再有经验也可能‘交代’在水底”，因此后果不堪设想。
减压也是一个大问题，下潜时不会有麻烦，但上浮时人体对水压有一个适应过程，一旦上浮太猛，潜水时间超过了免减压潜水的界限，潜水员的肺部压力不均，将面临严重危险。世界上的潜水事故多发生在这一阶段。这一过程并不是照章操作那样简单，将根据不同环境、不同水温及人的个体差异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潜水员个人经验。
如此看来，无论是依赖大型考古挖掘还是个体的蛙人探险去体验水下重庆，触摸过往的历史，短期内都并不现实，因此本刊特地将重庆的水下古迹、建筑、宝藏一一收录，供读者们先睹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