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

金石学之金与石，包含了铜器和石刻两个部分，它们的来源是不一样的。石刻之学源于文献。孙星衍《寰宇访碑记·序》云：“金石之学，始自《汉·艺文志》《春秋》家奏事二十篇载秦刻石名山文；其后谢庄、梁元帝俱撰碑文，见于《隋·经籍志》；郦道元注《水经》、魏收作《地形志》，附列诸碑以徵古迹；而专书则创自宋欧阳修、赵明诚、王象之诸人。”孙之谓金石学，实言石刻学，远自《汉书》《水经注》等，为徵古之石刻文献，它应该是历史文献学之一绪。而后铜器则不然，其背景是北宋收藏古器之风，“目奇异玩好之具”，士大夫热衷古代礼乐器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朝野藏器既多，由好尚而格物，由格物而致用，形成古器之学。宋仁宗时刘敞把他家藏的十一件古器摹其文、绘其形，刻于石上《先秦古器碑》，提出“礼家明其制度”，明确古器对礼仪器用的实用意义。吕大临《考古图·序》：“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每得传摹图写寖盈卷轴，尚病启未能深考，暇日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颂其言，形容彷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望正诸侯之谬。”《考古图》、《续考古图》内以图为主，青铜器内有铭无铭一并收列，彝器、乐器之外，遍及兵器、灯、漏等实用器具，并有玉器，实在是古物收藏之大观。虽然此书间有释文、文字考证，但其要在器物，故《四库全书》归入谱录类器物之属。器物之内容为石刻一门所无，而金之类，自《考古图》起，《宣和博古图》直至《西清古鉴》形成传统，皆是器物为主的著作。故而清代金石学的范围已经无限扩大，将金石铭刻与古器物混同，如清代嘉庆末年冯云鹏、冯云宛同辑《金石索》，分金索和石索两个部分。前者收商周到宋元的钟鼎、兵器、权衡等杂器，历代钱币、印章、铜镜。石索收历代石刻、有字的砖和瓦当。每器包括器形、铭文拓本以及冯氏的释文和考订，材料来源有各家的藏品，也有宋代和清代的铜器专著，是一本混同铭刻与古代器物的大杂烩之书。朱剑心云：“然则‘金’者何？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志或无铭志者皆属之。‘石’者何？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画象者，皆属之。{1}”金石之学，石重文而金重器，事实上对于传统金石学中金与石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石刻与金器孰大孰小看法不一，特别是“金”明确为“古器物”之后，认识的差别更大。罗振玉《古器物学研究议》认为古代器物学可以包孕金石学：“宋人作《博古图》，收辑古器物，虽以三代礼器为多，而范围至广。逮后世变为彝器款识之事，其器限于古吉金，其学则专力于古文字，其造诣益精于前人，而范围则隘矣。古器物之名，亦创于宋人。赵明诚撰《金石录》，其门目分古器物铭及碑为二；金蔡珪撰《古器物谱》，尚沿此称。嘉道以来，始于礼器之外，兼收它古器物。至刘燕庭张叔未诸家收罗益广。然为斯学者，率附庸于金石学也，卒未尝正其名。今定名曰古器物学。盖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学也。”马衡反之，认为金石学兼有古器物学：“宋以来为此学者，大致分为两类。其一可名为古器物之学，不论其为金为玉，不论其有无文字，凡属三代、秦、汉之器物，皆供赏玩者也。其一可名为金石文字之学，不论其物质之为何，苟有镌刻之文字，皆见采录者是也。”因为考古出土日益繁多，研究范围扩大，“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2}”他们的说法均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未能从源头整理。“金石”之成学，其正式名称始于赵明诚之《金石录》，但是《金石录》仅限于有文字者。赵“序”云：

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三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尊敦、鬲、盘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苍章断画，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因次其先后为二十卷。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为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

因而《金石录》之金石落实于刻词录文，由此而来得金石学实是文字之学，马衡云“金石文字学”大致相近，精确地说为“金石文献之学”更为妥帖。其内容为文字考证、形体探讨、史实研究。金与石，两者的共同点是铭文，接近外国的铭刻学。石刻并没有太多的形制问题，全部内容就是文字，因此有关著作特别多，例如宋之洪适的《隶释》、《隶续》，陈思《宝刻丛编》，佚名《宝刻类编》，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等。金文虽有专著，但是以附加图形，即“写其形，摹其款”为要，如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之类，此类是石刻所没有。与石刻相仿的是专收铜器铭文，如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钟鼎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直至清代众多的吉金文例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而以金石并存者，《集古录跋尾》、《金石录》至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等。此类纯粹是文字文献之作，以后出土陶文、简牍帛书、甲骨文等是金石文献学之发展，虽称金石，但是都不是铜器或者石刻材料。至于古器物著作，宋刘敞之《先秦古器记》、《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直至《西清古鉴》、《西清续鉴》之类。20世纪以来，科学考古发掘，发现的古代铜器与陶器等皆为余绪，成为古代器物研究的大宗。古之云金石，无论《墨子》“镂于金石”、秦琅琊刻石“刻于金石”等，还是早期以金石名之著作，皆是金石文字，所以古代严格的金石学就是铭刻学，而古器或古器物之学就是整理研究古代器物的学问。当然完整的古代器物研究，还应该包括博古之学，其著作也流传有绪。现在我们应该还金石学之本来面貌，区别金石铭刻学和古代器物学，至少把古代器物学从金石学中独立出来。

西方考古学进入中国，带来了古代器物研究的科学条件。“19世纪初年以来人类有两种显著的大进步；第一：对于所住的世界，经过了勇敢的探险家的努力，已经将所未知的地域，所未见的新地完全找到。第二是对于许多时代之前的民族与文明，艺术、宗教，久已为我们所忘记了，经了精敏辛勤的发掘家的努力，也已经将他们重复显露于我们之前。总之，人类的知识范围，自19世纪以来，差不多较前扩充了许多倍，无论在空间方面，或在时间方面，在地理上，或在历史上。譬如，叙述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叙述尼罗河文明，叙述希腊文明者，从前皆以古代历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诸人的著作为唯一的宝库。{3}”考古成果重现失去的古代，直接与古代的文化、历史、艺术接触，虚无飘渺的古代神话，证明存在，并且得知原因。这个近中东方的发掘建立起欧洲的考古学，在科学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掌握了地层学技术，所谓地层学技术是以层位关系断定各层的绝对年代方法，是这次考古的关键性的突破{4}。同时，从生物分类学得到启发，20世纪初蒙德留斯提出类型学，把考古遗存按照形式排列，求得标准形式。这两种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成为考古的重要理论，对考古成果的绝对年代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开始进行了田野考古工作，揭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在全国广泛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古代遗存，为古代器物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地材料。科学的考古发掘不仅避免了后世伪造的器物，明晰了器物的确切的出土地点，而且地层学和类型学保证了器物的确切年代。阎文儒说：“金石学能把古器物、古文字考证出它本身的渊源流变；古器物形态分类比较学能应用科学方法联系发掘出土地层、位置以及用科学的分类来作研究，较金石学方法更进一步。{5}”对于旧式的金石学来说，科学发掘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例如显示了器物的位置，可以给我们判断器物的用途等带来帮助。

除了提高古代器物的科学价值以外，考古发掘还大大的扩大了古代器物的研究范围。传统的金石学或者古代器物学收集的对象是有范围的，从吉金出发，主要是古代青铜礼器，从古董出发，是珍宝、金玉之类代表财富的贵重物品。这样的观念就会把许多“不值钱”的古代器物排除在外面。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西部作考察，掠去了大量古代木器、纺织品、纸制品、泥制品，这些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物品，开拓了古代器物的范围。20世纪上半叶国内南北各地的古墓发掘，其中长沙楚墓出土之物尤为繁多，出土的古物远远超出传统器物的范围。陈梦家《长沙古物闻见记·叙》：“（商承祚）《闻见记》所述，以器质分，古楚器则别为桼、木、匏、革、缯、帛、琉璃、匋、铜、石十类。而各以时代冠之，余以器用分楚器为六类：一曰祭器，铜、匋、石、竹所为壶、鼎、盘、簋之类属之。二曰用器，镜、羽觞、奁之类属之。三曰兵器，剑、戈、甲、弓之类属之。四曰乐器，鼓、瑟、埙、匏之类属之。五曰法器，木雕之龙、凤、蛇、蝠、虎及男女俑之类属之。六曰服饰，屦、带、衣、之类属之。{6}”那些非金属类的软质材料制成，传世容易损坏的器物得以重现，这些都是传统金石学所无法获得的。

我们传统的古代器物自于各种渠道，可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来源，决定了这些器物的信息残缺和可疑。郑振铎曾经说过流传古物的四个缺点：一是“不能断定其时代”；二是古董商人作假；三是出土时“被毁坏了不少”文物，四是“为学问界所知者百不过六七”{7}。他说得虽然并不全面，但是科学的考古使得古代器物来源变得可靠，这的确是事实。

对于西方考古学而言，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古代器物学有其优良的传统。第一，按照器物分类，自成体系，富有民族文化特色。如《宣和博古图》青铜器分类、《洞天清禄集》、《格古要论》的杂器分类。第二，讲究器物的称名。中国的古物大多有名可稽，称名与器物不可分割。即使后定称名也具有权威价值，例如《宣和博古图》的礼器称名至今还值得尊奉，大部分为现代学术界所采用。第三，记录器物的各方面信息。宋代的金石著作，收录的铜器不仅记录尺寸、正确描绘插图，而且摹录铭文，加以考释。在古代的物质条件下，可算全面。第四，与历史文献比照研究，以物证史，以史明物。可见，相对中国的文化背景，仅仅从西方引进的考古学是不够的。特别要强调的是，西方考古对象并没有如此连贯的历史和完备的文字文献。张光直说：“进入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背景，考古学家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专业方法的有限性。古代的记录本身并没有包含太多的意义，通常是似懂非懂，需要花很大力气去解读它，而且是支离破碎的，它们很难体现一个体系而又往往暗含着一个体系。{8}”他可能是谈的外国的考古或者史前考古问题，那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对中国三代及三代以下考古，就不合适了。承认考古如果离开文字记载，有其局限性的，同时又低估了古代的文献。客观上“支离破碎”“没有太多的意义”，主观上“似懂非懂”，这样很难让人重视古代文献。对出土文物的研究，不仅更多地关注考古发掘获得各种信息，还必须从浩瀚的典籍中寻求历史资料。中国是具有丰富文献的国家，无论传本文献还是金石、简帛文献数量之巨大，质量之高皆无以伦比。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古代文献也有不可理解、甚至记载的讹误，但是大部分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当然书面记载与出土的实物一定会有距离，这个距离是书面表达与实物、一般对于具体、抽象对于具象、一种变体对于另一种变体等，世界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物体，所以它们的差异是正常的，是合理的。充分利用丰富古代文献进行全面的研究，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之一，也是古代器物研究的优势。这种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报告《白沙宋墓》得到了充分地显示。

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北的北宋赵大翁及其家属的三座墓葬，保存较好，约在北宋后期的徽宗时期。墓室为砖筑仿木结构，以赵大翁为例，墓门正面仿木门楼，有斗拱、檐椽和瓦脊，内室也同样砌出柱子和斗拱。前室和过道成宝盖式藻顶藻井，后室为六瓣攒尖顶。所有的仿木构件上均加彩绘。墓壁有壁画，各种用品和男女婢仆，内容十分丰富。宿白撰写了《白沙宋墓》这个著名的发掘报告。此报告引证资料丰富，例如为了说明“骨朵”，除本墓葬壁画外，就引了1. 河南安阳王用墓；2. 日本大阪中商会所藏宋墓壁画；3. 内蒙林东辽庆陵东陵壁画；4. 宋人《却坐图》；5. 《武经总要》；6. 《燕北录》附图。全书引用的图版及其他墓葬的实物、壁画、古书版本插图、现存庙宇的壁画等，十分丰富。单古代绘画就引了宋《却坐图》、唐《簪花仕女图》、唐《纨扇仕女图》、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宫中图》、金《司马槱梦苏小图》、宋《高会习琴图》、唐《萧翼赚兰亭图》、宋《便桥会盟图》、宋《听琴图》、元《揭钵图》、宋《捣衣图》、宋《戏婴图》、宋《十八学士图》、宋《盘车图》、宋《清明上河图》、宋《文姬归汉图》等，计近20件。此书最大特点是正文与注文并重，即把考古叙述和文献考证的内容分开，前者在正文中交代，后者放在注释里说明。正文中提到的古物名称，在相应的注释中大量地引证。用这个办法，作出了一系列的宋代文物的考证，如第二节“墓的装饰”的注释53条，内容有：幞头、圆领、缺胯杉、酒瓶、组绶、骨多、团冠、方额、莲花冠、排箫、京纱帽、踏床子、注子、台盏、屏心水波纹、唾壶、特吉、背子、金银铤、弓袋、铁简、流苏、蕉叶饰、衣架、妇人启门、卷草纹、柿蒂纹、细锦纹、方胜纹、仰莲纹、牡丹纹等。当然我们强调报告引证文献，并不是说它不注意同类墓葬的事物比较，如“妇人启门”，引了很多墓葬和古建筑的材料。宿白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付出了几倍于同类考古报告的努力，这是值得的，他开创了一个充分利用文献进行考古研究成功的典范，使中国考古研究得到提升。“体现了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考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9}”这个报告对中国考古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孙机以古代器物为中心，独立于考古报告之外展开研究，是当代古代器物研究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接触过日本原田淑人的古代服饰、汉魏六朝服饰的著作。师从宿白，做《旧唐书》、《新唐书》的《舆（车）服志》整理研究。宿白要求他所引援的实物年代必须清楚，性质明确，所用的原始文献，要选择最好的版本。同时注意文献和实物两者的结合，应该以时间、地点、等级和形制的一致为前提。他这种踏实作风为以后在古代器物研究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起，他陆续在《文物》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有关舆服方面，时间跨度大，从先秦到明代，论文集《中国舆服志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版）涉及车马器、玉佩、冠、巾、幞头、首饰、霞帔坠子等。《中国圣火——中国古文化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有关玉剑具、百炼钢、金银带扣、步摇、五冰佩、凸瓣纹和水波纹器、七鸵纹和飞廉纹、玛瑙兽首杯、突厥式金银器、中国高层塔等，事涉中外文化交流，也吸收了域外的研究成果。并有中国第一本断代的研究《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以图为主，引用文献资料加以说明。孙机的风格鲜明，以充足的文献为基础，利用考古成果，对器物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他的研究实践对如何利用文献很有启发意义。熟悉文献，甄别文献，选择最重要的文献，然后由定名开始，研究器物的形制。

对古代器物研究而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无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特别在文献利用上取得成功之后，更是提升了研究水平，从而也促进了考古研究的发展。中国古代器物学是一门独立科学，它的历史悠久，如果从北宋中期计算，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它对古代器物的研究不是考古发现那样被动，受到发掘对象的限制，而是主动的寻找目标。因为它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器物发展历史的学科，微观考证只是一个环节，最终的目标是完成对中国古代器物整个历史的研究。它取材于考古成果，也取材于传世文物，与文献结合，综合研究。根据客观条件，大致有三种办法：单纯实物、实物与文献结合、纯文献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只有第一、第二种类型与考古有关，因此考古学不能够全面涵盖。

孙机曾说：“舆服研究作为一个专题，只能归之于文物杂学。{10}”我认为这个文物杂学就是古代器物学。这是一个老名称，陆和九、卫聚贤都有以此为名的著作，只不过内容不同罢了。为什么不叫名物学呢？名物的范围比较大，可指世界万物，包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山川江海等等，也包括人工制造的器物。马衡说的好：“其虽无文字而可予吾人真确之印象者，如手写或雕刻之图画，明器中之人物模型及一切凡具形制之器物等，皆有意识之作品也。{11}”以此“有意识之作品”，就排除了“无意识”之自然界的生物、天地万物。“器物”这个词概念有大小。《周礼·秋官·大行人》：“其供器物。”郑玄注：“器物，尊繗也。”只是指器皿一类的礼器。宋代的大类书《太平御览》卷756到卷765以“器物”标目分10部分，含器具、工具两大类。而博戏具归入“工艺部”、“杂物部”有绳、瓦等，另有“舟部”、“车舆部”，“珍宝部”有圭、璧、金、玉，“布帛部”、“资产部”（农桑渔猎具）不在器物概念之内。仅仅以上两种古籍中的“器物”概念大小相距很远，可见器物一词虽然大致有指向，范围是不很明确的。

格古之学作为传统古代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其范围比起金石学的金器要大。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的器物包含：古琴、古砚、古钟鼎器、笔格、水滴、砚屏、古今石刻、古画。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古琴、古墨迹、金石遗文、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竹、玉玺、铁券、服带、金银牌等，王佐在此书增加了文房用具。清代又增加了若干，种类又有增加。例如朱剑心《金石学》罗列甚众，以类别言，礼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杂器、钱币、钱范、蠒印、封泥、兵符、镜鉴等吉金器；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浮屠、经幢、造像、石阙、摩崖、地莂等石刻文字及图像；玉器、瓦砖、陶器、明器等。20世纪以来，古代器物依靠科学考古，不仅质量高，而且品类多，几乎无所不包了。但是还是有些器物没有物质形态保存到今天，它们只保存在文献之中，这些是不可缺失的部分。总之，今之古代器物学研究对象指人造的供使用的一切物质形态，大型城防，宫殿、住宅等成套建筑、舟车、兵器、杂器、服饰等等，既含整体也含构成的部件。《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所分“乐器”“兵器”“刑具”“舟车”“文具”“牌符”“服饰”“纺织”“床帐”“工具”“灯镜”“礼仪”“博戏”“器皿”“珍宝”“钱币”“建筑”，全面覆盖古代器物，而且包括独立的器型、系统、部件、工艺、材料、纹样、称名等有关所有信息。

古代器物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传统的同名古代器物学了。无论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地目的以及学术内部结构大不一样，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也是一门边缘学科，介于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学术的综合性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来说，古代器物学是有广阔前景的。

注释：

{1}、{11}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

{2} 马衡：《凡将斋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77年。

{3}、{7} 郑振铎：《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

{4} [英]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文物出版社，1990年。

{5}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中华书局，1996年印影本。

{8} 张光直：《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0} 孙机：《中国舆服志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

编者按：

正如栏目主持人陆锡兴先生所认为古代器物学不能等同于名物学，并对今之古器物学研究对象作了一个界定，即“指人造的供使用的一切物质形态，……既含整体也含构成的部件。”由于考虑到《南方文物》栏目设置的整体风格，所以古器物学这一专栏的名称仍就定名为“名物新证”。冀望有志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多赐佳作，以期本专栏能够成为古器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园地，并让我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有更深刻和准确的了解。

1. 研究古代器物一般着眼于完整的物体，很少有人关注部件，至于装配的黏合剂之类的工艺问题就少之又少了。除了研究者主观上的原因以外，客观上受到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些小问题成为难题。就拿黏合剂的胶来说，虽然它广泛地使用在各种器物，如车辆、兵器甚至毛笔等结合点上，但是很难找到古代实物，即使有些遗迹也难以分析，所以它只能存在于理性的概念中。王子今《额济纳汉简胶(革廷)考》就是从文献来考证胶的力作。此文主要依据额济纳（居延）、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并且广引《周礼》等经书和各种杂著，探究胶之用途、制作原料以及它的计量单位等，翔实可信，其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2. 1997年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抢救性发掘了6座两晋砖室墓，出土众多漆木器、青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珍贵文物。从木方以及名刺、印章等，可知规模较大的3号墓为东晋永和八年（352年）雷陔夫妇合葬墓。白彬《江西南昌东晋永和八年雷陔墓道教因素试析》一文就墓内器物加以分析研究，确认该墓具有丰富的道教内容。道教重生，宣扬长生观念，同时也重死，认为入葬后可复生尸解成仙。该墓出土器物，反映了道教葬礼中具体器物的种类、和组合方面的特点。传本道书的丧葬礼仪记载不详，情况不明，此墓补充了道教文献的不足。研究还指出，雷陔墓衣物疏文字表明，《女青鬼律》的成书年代当不晚于东晋永和八年（352年），前人把《女青鬼律》推定为此魏初年之作，或推定为宋初之作，显然把该书年代估计得太晚。

3. 古代器物的形制包括具体的器型、用途以及称名。关于称名问题曾经有过一场争议，有人主张用现代考古的通名，按照器型规类称名，有人主张名从主人，按照当时的实际名称来命名。这看来是西方考古习惯与中国传统学术之分，实际上结果大不一样。名从主人的原则是科学的原则，它是以古代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把名称作为一个纽带，由此可以顺藤摸瓜，得到器型上反映不出的信息。20世纪出土的“曾姬无卹壶”是重器，对于该器的铭文，郭沫若、容庚直至李家浩、刘信芳等众多学者都有考释，而“无卹”两字是读通铭文的关键之一。范常喜《“曾姬无卹壶”器名补说》肯定“无卹”应当理解为死的讳称，并且提出定名“曾姬壶”，合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