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行政：方向与方位
时间：2020-08-26 07:57: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思辨逻辑的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作为行政精神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以感觉、意识、实践、自由的形式存在。公共行政的逻辑演绎过程是争取共和的过程，体现为争取合法性存在与合法性承认。行政精神行进到第四阶段，具体化为共和行政的现实形态，其共和意象与前此两个阶段的自由意象相对。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先在地处于共和行政的第四阶段，但现实自为地仍处于第三阶段。而化解它们之间的张力并实现自在自为的同一，正是创立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行政精神；思辨逻辑；共和行政；方向；方位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2-0017-06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被摒弃之后，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相继问世，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统治地位而未果，最终造成了公共行政学理论并存的多元格局。那么，在多元格局搅乱公共行政学理论前行方向的景况下，公共行政学应该往什么方向继续发展，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界共同面对的最宏大棘手的问题。具体而言：是维持当前行政学理论的多元格局，还是重新确立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行政学理论？传统公共行政学之后的公共学理论似乎都持后一种观点，并以其创造性的成就争夺占统治地位的宝座。尽管它们未遂其愿而不能占据公共行政学的统治地位，但公共行政学的这些先辈们却以其思想和智慧推倒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自在地构成了公共行政学发展史的内在环节。因而，当我们从历史凝结的今天回望凝结历史的过去，一直行进着的行政精神就随着其作品活跃跳动起来，并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行政学现象。本文试图从思辨逻辑寻求现实难题的解答方案，并展望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创立之路。
一、公共行政的思辨逻辑
行政精神在行进过程中创造具体的内容，构成由行政学现象组成的公共行政学史。或者说各种行政学现象仅仅是行政精神行进中的过站，而行政精神正是在创设过站的旅程中，从低级形式逐渐螺旋式地演化发展成为高级形式。基于公共行政学史的这种思辨逻辑，在各个过站驻足不过是沉溺于行政学现象，永远无法理解公共行政学的历程何以能够称之为历史。因为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并非行政学现象的相继出场，在各种行政学现象之间同时贯穿着一条纽带，宛如项珠若无项线将其串联起来，绝无可能让爱美之心垂青。因而，不仅行政精神在创造行政学现象中生成思想，行政理性根据行政精神创设过站，从而使得行政精神在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中无比崇高。公共行政学120余年发展的历史至今还是自然主义的编年史，即在于普遍的行政精神仍然处于潜藏的自在状态。所以，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发展，首先必须自我规定为行政精神，才可能与行政精神共在同行。
行政精神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以感觉的形式存在。行政精神自在地存在于人类灵魂之中，由人的政治本性具体化为行政精神。亚里士多德有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1]5因而在行政精神的这一初始阶段，行政精神尚未独立自行，而是依附于政治实体，直至公共行政学的诞生。称其为感觉的形式，因其方从政治中初生，还不足以自设定在；称其为感觉的形式，因其自我感觉着律动，却不为政治所感知；称其为感觉的形式，因其对于政治的粗浅片面，政治才是本质和真理。是故此时的行政精神有如奴隶般卑贱，唯有百依百顺地服务于政治之主。然而，正如黑格尔所描绘的主人-奴隶的辩证法，行政在服务政治中自我改造而成长成熟，掌握着驾驭公共领域和处理公共问题的技艺；政治在享受服务中作威作福而自以为是，不断丧失自我进化的动力和自我生产的机能。这一历史的实践过程产生的结果是，行政由卑微的奴隶上升为掌控政治的实力因素，可以主宰着政治实体的整个生命；政治由傲慢的主人转化为温驯的奴隶，依靠行政的供养服务以求生存。离开了行政训练有素的生产服务，不仅是政治甚至整个国家也混乱不堪。所以，在政治相互争夺而由国家精神整合之时，国家实体将行政提升为政治的管家，从而获得与政治同样的合法性地位。唯当此时，政治始知行政精神久已潜藏于其生命体之中。
行政精神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以意识的形式存在着。行政从政治的领域和功能分离出来，而意识到自己能够也已经是独立的实体，对于曾是奴隶般的行政无疑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其标志乃威尔逊具有里程碑意义《行政学研究》一文，它将行政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而独立地归属于事务性的领域[2]20。换言之，行政精神在该阶段以意识的形式存在着，它作为行政意识而意识到自身和外物。它意识到自身已经独立于政治，属于事物性领域；而事物性领域和包罗万象的外物已先于自身而存在，并不断地产生出来挑战自身。一方面，政治将行政解放出来，而行政却仍然仅限于执行政治的政策；另一方面，行政在社会中执行政治政策，又遭受社会需求的压力和围攻。因而行政精神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意识到所有的外物不过是异己的存在，所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皆为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行政精神毕竟已为独立之物，具有自主行进的意识和能力。行政精神规定和限定自身于官僚制组织，并通过该定在设立行政过程的种种制度和程序，从而将异己的存在编织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政治远离社会的事物性领域，它的政策离不开行政提供经验和智慧；政治仅仅是混乱而冲突的民主，它的实现离不开行政的有效执行。公共行政正是在行政精神的理性行进中，更深入地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力量，并通过自身力量驯服异己之物。
行政精神在发展的第三阶段以实践的形式存在着。行政精神发展到第三阶段，已经谙熟和控制住了异己的外物，也不再将外物视为异己存在。不仅如此，原来对抗行政的种种力量，现在转而求助于行政的支持。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共行政的自大狂妄，将整个世界当作行政实践的对象领域，将整个社会看作行政精神行进中制造的作品。更确切地说，世界不过是公共行政对象化了的世界，公共行政不过是世界普遍化了的公共行政。所谓“理性即实在，实在即理性”，“吾身即是世界，世界即是吾身”是也。因此，行政精神在第三阶段以实践的形式存在，实践构成了行政精神在这一阶段的目的和使命。此时行政精神将外物统统视为行政对象，将整个世界视为行政制作之物[3]139。公共行政一方面满足社会对公平的政治要求，让整个社会通过行政精神体验伦理之感；一方面满足自身对效率的管理要求，将市场化和社会化因素规定为行政精神的定在。故而对于这个阶段的行政精神，整个社会既是行政对象又是行政工具。然而，行政精神在行进中不论力量有多强大，它也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种力量；公共行政越是制造行政国家，它越是难以为继。这是行政精神自大而自负的必然结果。当行政精神遭遇经济的物质力量的阻击而在政治国家中受挫，公众因缺少普遍善的中介而自主决定和生产公共服务，行政精神始而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顿悟公共行政仅仅是政治的管家，在社会生活中并无资本狂妄自大。
行政精神在发展的第四阶段以自由的形式存在着。行政精神自以为以实践的形式能够通往自由，却最终受到必然性的制约。但自由总是行政精神的真理，而行政精神也必然要以自由的形式存在。这一最高的形式可望在第四阶段得以实现，因为具有理性的实践着的行政精神在反思中意识到，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工具既然能够生产公共产品，它们与公共行政并无根本差别。事实上原先被公共行政用来生产公共产品的种种因素，被行政精神设为定在后也就成为公共行政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原来仅仅是享受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公众，还具有社会和政治民主的公民教养，能够实行自治而不依赖于公共行政。行政精神的自由发展阶段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它始而明白公共行政不应将整个世界视为对象，而是应该当作与自己一样的合作伙伴。行政精神的自由不是依靠自身孤单的实践实现的，而是唯有在整个社会获得自由的时候，公共行政才可能以自由的方式存在。这个阶段的行政精神规定公共行政于自身之中，并通过公共行政而形成公共治理共同体。换言之，行政精神将公共治理共同体设为定在，多元治理主体从而通过这一定在自由平等地发展，而公共行政也通过这一定在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所以，这种以自由形式存在的行政精神，才是自由自在的普遍精神，因而也是行政精神的行进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