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后,在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其中坚力量。提倡积极参与和公平竞争,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他们的主要政治诉求是:希望加快并参与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他们主要通过加入人大和政协、参加工商联为代表的社团和协会、参加共产党、大众传媒等途径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

关 键 词 新社会阶层 知识分子 价值观 政治诉求

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广东深圳:51806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型。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过渡性格局,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进行第二次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作为这种变化的结果,新社会阶层正式诞生,走上社会生活的舞台。在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即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其中坚力量。他们的崛起为中国的阶层理论、知识分子理论、统战理论都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为了有助于推进理论对现实的重新整合,本文拟着力研究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与政治诉求。

一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随着市场经济代替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社会阶层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首次用“新的社会阶层”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社会群体。2002年,他在中共十六大上又对这个提法进行了再次阐述,并确认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指: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据统战部权威人士估计,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社会阶层不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

相对于传统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构成复杂,既有从原来的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也有新产生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分析这个阶层时,归纳出它有八个基本特征:1.由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分化形成;2.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3.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4.聚集了大部分高收入者;5.职业和身份不稳定性较大;6.政治诉求逐步增强;7.多数是非中共人士;8.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对于这个构成复杂的新社会阶层,社会学家周晓虹先生曾形象地称之为“杂领”,以区别于传统所认知的“蓝领”和“白领”。“杂领”虽然成分复杂,但在经济身份上却有共同的特征。从总体来看,新社会阶层基本上是收入中等或中等以上的群体,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也可以说是中间阶层。对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社会学家通常将之归纳为以下三点:市场经济秩序的示范功能;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创建—引导功能;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鉴于中间阶层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前提下“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意识地推动新社会阶层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社会阶层将在未来的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新社会阶层的构成上看,知识分子占了比较大的比例。“知识分子”是个不太好界定的概念,可以从社会角色论、功能论、阶级论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在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主要是种政治身份。它附属于工人阶级,是改造和统战的对象。改革开放后,阶层概念和知识分子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阶层概念和知识分子概念同时扩大的产物,指的是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靠知识生活、依赖市场经济体系的人。他们虽然分布于不同的职业领域,但都博弈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在体制外生活。据统计,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上海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分布状况如下:学历,大专以上占86.18%;涉及20种不同业务,可归纳为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士、非公企业中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和自雇知识分子三大类;其谋职的方式86.70%通过公共市场,26.01%自主开业。[2]无论是否是自主开业,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都主动投身于市场经济体系。主动性是新社会阶层的最大特征。由于这种特征,他们正在成为在众多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群体。新社会阶层的人口仅为全国人口的11.5%,却贡献了近1/3的税收。除了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增加税收等外,新社会阶层还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比如私产入宪、物权法的制定、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等,都与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推动有因果关系。

新社会阶层的首要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一般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中间阶层占了绝大部分(如美国的中间阶层占到了总人口的80%以上)。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中间阶层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尚不到总人口的11.5%,因此,培育中产阶层的工作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可以说,能否培育出强大的中产阶层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约1000万知识分子加入到中产阶层群体,不仅从量上充实了中国的中产阶层,而且在质上优化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存在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创富主体出现了几次变迁:第一代是个体户;第二代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承包到户者、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第三代是城市改革过程中,通过承包制、采购链和服务体系转型富起来的个人;第四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在干部分流、教师下海浪潮中形成的企业家,主要涉足房地产、国际贸易、开发区投资产业;第五代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城市化加速、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迅速提升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从第四代起,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创富主体。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中产阶层的构成,用知识分子的主动精神影响着总体的中产阶层文化,将参与社会、文化、政治的热情带入中产阶层。这种对中产阶层的充实和重塑,既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由粗放型向高科技、高管理、高文化的方向发展)和社会结构(推动了其多元化),又在阶层内部和阶层外部播撒了参与精神和权利理念,对社会生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出现和不断壮大起来的。在诞生初期,他们主要处于谋生阶段,政治热情不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的政治诉求开始日益强烈。这缘于他们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基础后,开始积极谋求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参与,以进一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3]由于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此,这种共生共长共存共荣使得他们会更为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改革进程。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受益较大的阶层,其经验和知识使得他们不希望社会发生巨大的震荡,而是努力地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使得社会稳定地朝良性方向发展。同时,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一个阶层,这就使得他们秉持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关注和参与社会的改革进程,而不是采取其他的极端激进的方式,故而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进而言之,他们的参与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重要的影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到了第二次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说第一次改革是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乱”,返“以经济建设为纲”之“正”的话,那么第二次改革则要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推进社会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培育新的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化,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曾给过这样的定义:“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4]对于政治文化的认同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因此,培育良好的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来讲意义重大。在培育新的政治文化方面,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会有相当大的作为。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且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倾向于采用理性的制度化的参与模式。对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的中国来说,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参与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随着这一阶层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的参与对于培育新政治文化将起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既然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具有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那么,我们就应该研究其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价值观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世界(包括人、事、物)意义的评价和看法。作为支配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心理基础,价值观对个体和群体的政治诉求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个体和群体所处的社会位置和经济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虽然成分复杂,处境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属于中间阶层。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也存在着整合的空间,甚至具有某种共性。研究这种共性既有利于新社会阶层的整合,又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意义深远。

二

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分布于不同的职业,属于 “专业型知识分子”和“市场型知识分子”。由于成分多样,其价值观表现出明晰的多元品格。从总体上看,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1.保守型价值观:受特定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从原有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知识分子继承了求稳怕变的传统价值观;2.现代型价值观:以白领阶层为主的新知识分子提倡积极参与和公平竞争的现代价值观;3.后现代价值观:新知识分子中的自由职业者,如自由作家、自由撰搞人和自由艺术工作者等,往往最欣赏崇尚多元化和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价值观。这三种价值观在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中并非平分秋色。持保守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者在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中占少数,大多数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都坚守提倡积极参与、公平竞争、发展个性的现代价值观。这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处于现代化途中)和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具体处境(诞生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验)所决定的。

提倡积极参与和公平竞争之所以成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是因为:首先,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在体制外生存,均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积极参与而非等待救赎构成了其最鲜明的精神特征;其次,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参与者能否进行公平的博弈,因此,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既最具有公平竞争意识,又非常渴望能有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这两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位置,决定了他们最重要的利益诉求。中共中央党校青连斌教授将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归纳为五点:一是希望党和政府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二是希望降低产业准入门槛,民营经济也能进入到诸如基础设施建设、股份制银行等只向国企和外资开放的领域;三是希望享受和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如获得银行信贷等;四是希望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五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如参加政协和人大等)更多地参政议政,传达自己的呼声。这五条中可以归结为政治诉求的有三个,其基本要求则是: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公正的法治环境、有效的政府。

具体地说,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希望自己的事业能有公正而公平的环境。经验和知识告诉他们,公正和公平的环境的培育依赖于民主和法制建设。法制化是公正和公平的前提,而民主包含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平等参与和竞争。这种政治诉求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关心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一批人。他们不仅希望能建立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础的制度,更希望能参与到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过程中。因此,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主要政治诉求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希望加快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其二,渴望在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参与权,具有越来越有效的参与途径。具体来讲,新社会阶层希望在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中开辟合法的自身利益诉求渠道,全面地表达他们的群体意识,维护其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这些基本诉求成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参政的出发点。

对于第一个政治诉求,有些人可能感到难以理解。在他们眼里,新社会阶层之所以能够发家致富,是因为他们善于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如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行贿等)。社会走向法制化和民主化似乎会使他们无机可乘,他们又为什么希望加快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呢?其实,这种看法是倒因为果,是完全错误的。不可否认,新社会阶层由于成分的多样性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存在着上述所说的偷漏税等现象,但这种现象是任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症状。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性改革,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资本是以一种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形式存在的,这种不分化的资本形式会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三位一体的精英阶层。新社会阶层中的多数是属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在这种政体连续性的背景下和社会资本分化不明朗的转型期社会中,他们中的有些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壮大,有时会采取这种走捷径的、如孙立平所说的“非制度化的生存方式”,这为权力的寻租设租创造了机会。这一点也是在分析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价值观时必须要注意的。但是从整体来看,新社会阶层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体面”的方式,靠自身的能力在市场的博弈中成长壮大。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契约经济,公正和公平是契约经济的最基本要求,而维护公正和公平的终极途径是法制和民主,因此,新社会阶层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可能站在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对立面。进而言之,相对于大资产者阶层,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对法治社会、市场规范、民主政治的关注程度更高。因为前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贿赂、黑社会、渗入政治高层等方式保护自己,而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却不可能通过这种一对一的个案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他们只能通过法治的途径建立一种普遍的规则来进行自我保护”[5]。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法制化和民主化进程决定着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和命运,对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关注和希冀构成了他们主导性的价值诉求。

第二点则比较容易把握。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依旧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因而必然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和文化建构的参与精神。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原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士”阶层,理想的“士”应该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诞生的新知识分子,同样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的良知,积极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进步。由于时代语境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不再是秉道自居的“帝王师”,不再是擎烛领路的启蒙者,而是靠知识生活的专业人士、商人、企业家,但参与精神仍是他们最基本的特征。据研究,政治参与热情高低与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高低有必然的联系。在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是最高的。随着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上升,其政治参与精神不断提升:“新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并不局限于行业利益。日益成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使得新阶层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国计民生,希望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所作为,这被认为是更高层次的参与。”[6]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认为,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希望能够通过他们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力,进而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个更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通过对政策执行力度产生客观影响,变成政府对投资环境的一个考虑”。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可以传达他们的呼声,为执政党的政策制定出谋划策,而且可以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监督的作用。参与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实现自身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

三

齐杏发先生通过对2001年以来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社会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其主要群体的大多数人以参加工商联等形式介入政治;在参加党组织和政府机关方面,呈加深之势;我国民间组织快速发展,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事务显著增加;新社会阶层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不容忽视。[7]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主要途径是:1.加入人大和政协,参政议政;2.参加以工商联为代表的各种行业协会和企业联合会,以集团的形式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参与中国的改革进程;3.加入中国共产党;4.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由于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体制外人士和党外人士,如广东300万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中党外人士约占80%的比例,因此,他们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最主要途径是加入人大和政协。中国的执政党显然认识到了这点,主动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加入人大和政协提供政策保障。2006年7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社会阶层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由于新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在各级人大和政协里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模式。现在,在各级人大和政协里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身影。目前,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有全国政协委员108人、全国政协常委3人,全国人大代表136人;省级政协委员1100多人、省级政协副主席2人,省级人大代表630多人。其中,共有10多位中介组织专业人士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广东律师当中,现在有7名省人大代表、5名省政协委员。许多体制外专业人士被统战部门推荐担任检察院和监察部门的“特约四员”,即特约监察员、特约检察员、特约审计员、特约教育督导员。他们因此得以通过中国的立法机构、政治协商机构、司法机关直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并进而作为参与者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需要指出的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加入政协的主要途径是参加民主党派,因此,八大民主党派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路径。

以工商联为代表的社团和协会,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集体途径。2005年,参加工商联占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事务各种途径中的66%(2002年为79%)。[8]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新社会阶层建立了更多的行业协会、商业公会和商会组织,形成了实体性的社会力量,促进了新社会阶层的自我整合。由于知识分子在这些协会、公会、商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他们善于表达的特点推动了这些组织传送价值观和政治诉求的功能。有些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开始扮演行业代言人的角色,主动向各个部门反映意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统战部门注意到了协会、公会、商会对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政治诉求的重要意义,确立了“以社团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以网络为媒介、以活动为抓手”的工作方针,积极推动协会、公会、商会的建立,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广开参政议政的通道。2006年,中央统战部牵头建立了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参加的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搭建了有效的工作平台。可以预见,随着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成长,他们将更加主动地以有组织的形式参政议政。有效的组织可以让新社会阶层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个人的交易成本,让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更好地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因此,组织化的参与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政治诉求的趋势。

参加共产党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途径。自从新社会阶层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以后,大批新社会阶层人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5年,新社会阶层加入共产党的人数达到635万。其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加入共产党以后,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执政党的各种活动进行政治参与,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些人中,还有的专业人士担任了政府部门的兼职(包括县级以下干部和市级以上两个层次)。不过,担任政府部门兼职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比例还比较小,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主担任县级以下干部和市级以上领导机构兼职的比例分别为1.1%和0.4%。由此可见,担任政府兼职尚不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参政和表达价值观的主要方式。

大众传媒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念、强化公众意识、引导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公民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通道。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从事着与大众传媒有关的工作,因而可以较多地通过大众传媒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比如,律师、股评家、服装设计师、独立策展人等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经常被邀请到电视台、门户网站、报纸上发表谈话或开辟专栏,他们在讲解技术层面的东西时不可避免地要传达自己的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地敞开自己的政治诉求,影响社会生活。再比如,知识分子出身的民营企业家还会主动创办自己的企业刊物,在塑造企业理念的同时加强表达价值观和政治诉求的直接性(以《万科周刊》为代表的企业刊物在这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作为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体多元化的产物,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新的社会文化的生长,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也就是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未来走向,有助于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建立归属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叶晓楠、纪雅林. 中国新社会阶层有八大特征. 报刊文摘,2007.2.26.

[2]刘擎、沈亮. 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崛起:掌握财富和社会资源. 瞭望东方周刊,2006.1.4.

[3][6]新阶层知识分子参政透视. 南方,2007(5).

[4]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 宾厄姆·小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5]唐昊. 我们要重视“新阶层”的利益诉求. 羊城晚报,2007.6.15.

[7][8]齐杏发. 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社会影响实证分析.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编辑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