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巴基斯坦国家风险演变研究
时间：2020-09-20 07:54: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通过构建多种指标体系，运用AHP法，对2000、2005、2010和2015年巴基斯坦国家风险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巴基斯坦国家风险在不同时期呈不均匀变化状态。从研究构建的指标演变情况来看，社会因素的作用呈现稳定化的趋势，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逐年下降，政治因素对国家风险的影响程度逐步凸显。
关键词：国家风险层次分析法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众多学者对海外投资风险进行了一定的研究[1]，这种研究涉及到众多领域。有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对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投资所遭遇的风险进行了分析[2]。还有学者从战略与社会因素的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如黄平[3]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宗教风险进行研究。本文对宗教风险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评价。还有部分学者把风险研究内容推广到生态系统的安全方面，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把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安全结合在一起进行了研究[4][5][6]。还有部分学者从国家风险的角度出发对恐怖活动的根源和预防控制策略进行分析[7]。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对影响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以及极端主义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以上三种因素对巴基斯坦的社会安全构成较大影响[8]。还有学者从社会研究角度出发对巴基斯坦社会稳定方面进行了研究，得出巴基斯坦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产生不良影响的结论。他们认为，巴基斯坦作为多民族国家，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国家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损害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9][10]。还有学者认为民族问题和恐怖袭击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倡议受到日益关注的情况下，许多学者把研究视野转移到巴基斯坦安全格局方面。如有学者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重点，联系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看法及影响，对巴基斯坦国家的安全局势进行了研究[11]。
笔者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巴基斯坦国家风险程度进行了评价。首先对指标体系进行提炼并分类，也就是基于以上综述分析，通过与专家们多次沟通和分析，把国家风险影响因素概括为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指标重要性和特点予以权重，通过综合加权法，就各种不同因素对巴基斯坦国家风险演变影响程度进行了阶段性的测评。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因本文指标体系比较复杂，涉及内容较为繁琐，相关数据的获取遇到许多困难。在不影响研究工作准确性的条件下，本文数据基本上来源于第一手资料，还有部分资料从巴基斯坦各种网站、巴基斯坦相关年份统计年鉴、巴基斯坦统计网站、经济观察（http：///）、世界银行年度报告（http：///economic-statistics/country/Pakistan/）等网站获取。
经过全面的考虑，本文指标体系构建时把风险因素分成社会因素（X1）、经济因素（X2）和政治因素（X3）等三个方面，其中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文盲率（X11）、恐怖袭击损失（X12）、人口密度（X13）、宗教比率（X14）、逊尼派比重（X15）、交通事故死亡人数（X16）、文化程度（X17）；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负债比率（X21）、偿债比率（X22）、失业率（X23）、通货膨胀率（X24）、贸易赤字（X25）、贫困人口比率（X26）、人均GDP（X27）、自来水普及率（X28）、电用量（X29）；政治因素主要包括军人数量（X31）、恐怖事件死亡人数（X32）、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X33）、犯罪次数（X34）、口岸过货量（X35）、法律执行指数（X36）等一共包括22个指标。这些指标涉及到该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为研究方便，对部分指标单位和数据量进行正向、逆向的标准化。
三、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方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某种决策思维的衍生物[12]。该方法基于决策目标的基础上构建准则层目标，然后基于方案层目标来提出每个方案的重要性，结合本论文基本步骤如下。
（一）明确指标层次结构
据层次分析法机理，指标层次性结构组成一个树状层次结构图，一般分成目标层、准侧层、因素层和指标层等四个层次系统，这样可以明确表明评价的准确性。通过全面分析，将本文指标层分成3个层次，包括国家风险程度、二级指标层和三级指标层，各个层面间具有逻辑关系。
（二）构建判断矩阵
构建判断矩阵是层次分析方法的重要部分，也是最主要的步骤。构建判断矩阵有两种方法：一是专家咨询，二是专家调查决定，也就是判断矩阵的构造上专家作用较大。如矩阵（1）目标层A和因素层B的每个元素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将因素层中的元素两两比较，可构成如下判断矩阵：
2.政治因素在国家风险程度上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巴基斯坦国家风险中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一，如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在总风险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2000年占31.51%的社会因素，到了2015年时下降到10.18%，年均下降7.5%；经济因素的变化与社会因素变化同方向，2000年的经济因素所占比重是45.59%，到了2015年时下降到38.39%，呈倒“Z”型变化。也就是说，呈现出先下降后增长再后下降再增长的现象。但总体来看趋于下降的趋势，下降比率为38.29%。但是因政治因素的变化情况不一样，政治因素在不同时期带来的风险在国家风险中所占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增长的趋势，如2000年的政治风险程度是0.025，占国家风险程度的22.88%，但是到了2015年时达到0.065，在国家风险中所占比重达到51.53%，年均增长5.2%。从由此可知，巴基斯坦国家风险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程度呈逐年趋于下降的趋势，但是政治因素对风险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增长，增长程度已经占总风险影响因素的一半以上。
五、结论
巴基斯坦国家风险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现象与该国经济发展状况和世界性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巴基斯坦周边国家政治问题的错综复杂性、长期性影响有关。这些因素使得巴基斯坦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不充分、社会层面存在的分化现象一度使得巴基斯坦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富贫差距愈加明显、官方和民间之间的矛盾的日趋尖锐。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出现新的特点。
一是社会呈现出平稳和良性发展的趋势。如文盲率进一步下降、民众文明程度加深、文化素质逐步提高。另外，随着政府对恐怖袭击打击力度的不断增强，恐怖袭击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趋于下降。
二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从本文构建的反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变化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基斯坦社会经济总体水平逐步改善。如贫困率进一步下降，即从2000年64.3%的贫困率到了2015年时下降到29.5%；自来水普及率由25%增长为36%；电用量由18.7（000MW）增加为23.7（000MW）。除此之外，居民失业率也趋于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的7.8%下降到2015年的5.9%。由此可知，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向好，民众生活水平逐年改善。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经济指标并未出现好转的势头，如负债率增加偿债率下降，贸易逆差逐年增加。
三是政治因素的影响逐步凸显，重要性进一步体现。从数据资料的获取和分析结果来看，政治因素所涵盖的6个指标逐年趋于恶化。如巴基斯坦国内恐怖袭击爆发次数逐年增加，死亡人数不断提高。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由2000年的189人增加到2015年的3682人；不同规模和程度的犯罪发生次数由2000年的38680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646900人次。
四是巴基斯坦国家风险总体水平趋于略微增长趋势。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获得的结果来看，巴基斯坦国家风险由2000年的0.111到2015年的0.127，增长0.016。但是在中間阶段出现上下波动的现象，如2005年国家风险是0.096，2010年达到0.270。由此不难看出，巴基斯坦国家风险总体水平与世界政局的多变性息息相关，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局势动荡对巴基斯坦的影响比较突出。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基斯坦总体局势发生变化，更明显的是民众的生活水平趋于改善、贫困率逐年下降、文明素质不断提高。但是社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突出，尤其是巴基斯坦在不同区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逐年增加、死亡人数不断提高。由于在南亚部分巴基斯坦遭遇恐怖分子袭击的次数较多，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巴基斯坦地区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这种现象对巴基斯坦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巴基斯坦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比较到位，但是对国内问题的掌控上尚存在不足。笔者认为这一切现象的存在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经济实力较弱。政府财政收入偏少最终会降低财政支出能力，这种现象不仅会影响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也会降低政府对社会稳定的保障能力。
参考文献：
[1]施国庆，张锐连，彭胜平等.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投资社会风险探究[J].河海大学学报，2017，19（1）：59—61.
[2]赵颖新.越南投资环境及我国企业对越投资策略[J].特区经济，2008（6）：89—91.
[3]黄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宗教风险——以巴基斯坦为例[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7，25（3）：14—22.
[4]王会芝，惠芝凡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生态环境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J].河海大学学报，2017，19（1）：19—25.
[5]Geoffrey S. Cook， Pamela J. Fletcher， Christopher R. Kelble. Towards marine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in South Florida： Investigating the connections among ecosystem pressures，states，and services in a complex coastal system[J].Ecological Indicators.2014：45—58.
[6]康鹏，陈卫平，王美娥.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生态学报，2016，36（5）：1192—1203.
[7]张亚冰.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的根源、特点及政府“去极端化”策略研究[J].南亚研究，2015（4）：86—96.
[8]邱永辉.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J].南亚研究，2011（1）：82—92.
[9]陆洋，史志钦.巴基斯坦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家治理政策探析[J].国际论，2017，19（1）：66—81.
[10]戴永红，李红梅.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发展趋势探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4（3）：17—20.
[11]温琪.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看法及影响[J].军情，2017（2）：34—37.
[12]林国金.层次分析法在企业财务风险评估中的应用[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18（1）：5—7.
[13]Guozhong Zheng， Neng Zhu. Application of a trapezoidal fuzzy AHP method for work safety evaluation and early warning rating of hot and humid environments[J].Safety Science，50（2012）：228—239.
[14]葛京凤，梁彦庆等.山区生态安全评价、预警与调控研究——以河北山区为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5]佐伟.基于RS、GIS的区域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研究[M].北京：测绘出版社，2004.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课题（项目编号：040315C03）、“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面临风险与防范”（项目编号：XJNUZY201602）、“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南疆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SDKD0406）、“喀什经济特区服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研究（项目编号：XJNURWJD12017B05）”研究成果。〕
〔奥布力·塔力普、马海霞（通讯作者）、赛福丁·哈迪尔，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