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不断寻找生命的震撼

余秋雨，著名散文作家、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1946年8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散文著作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曾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台湾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白金作家奖、“2006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等。

余秋雨有着多重身份，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行者，一个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用饱满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辩征服着你。但零距离接触，他又是那样的谦和平易、坦率温和。

童年的文化窗口

余秋雨的童年是在老家宁波市慈溪县桥头镇小桥头村度过的，乡村的生活是清贫而又快乐的。

余秋雨出生时，天一直下着小雨，于是祖母便给这个孙子起了一个小名：“秋天，下雨，就叫秋雨吧。”祖母姓毛，这位年迈的女性作为一家之长，带领全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活上的难关，这种神秘的感觉深深地印在余秋雨的记忆里。

母亲是从上海逃难来到这个小乡村的，她固执地穿着旗袍，成为这个村子里最抢眼的人。不久之后，母亲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识字班，教大家识字，余秋雨跟着母亲，居然在一旁认识了不少的字。“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更大的影响，应该说是整个村庄。整个村庄没有文化，突然一个上海的年轻少妇来到了乡下，一个没有人识字的地方，一个不懂现代文明的地方，而且她又愿意融入这个世界，我母亲这种对比性的存在对我的童年影响非常大。”

4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小桥头村小学。上学那天，母亲给余秋雨戴上了一个草帽，在草帽上，母亲写下4个大字：秋雨上学。

在乡村里，余秋雨的母亲是唯一的文化人，于是承担了为村里人读写家信和算账记工分的任务。余秋雨7岁时，这个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他说，是他的母亲给了他一种文化责任感。

读信、写信、算账、记工分，余秋雨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对我来说，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课程，让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民是怎么思维的。中国农村的妇女是怎么样来期盼自己的丈夫能够带钱回来，在外面不要变心，而且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读信和写信是乡亲们都在的情况下，她们给丈夫讲的话，丈夫的回信，全村都可以听的。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合，我就是从那个场合中走出来的。”

在余秋雨读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母亲为他打扫出一间书房，余秋雨在那里发现了伯父留下的《石头记》、《家》、《春》、《秋》、《世界名作选》和《芥子园画谱》等好些书籍，这些书为余秋雨的童年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他在《寄语故乡》一文中说：“故乡对文化的尊重，年轻的老师对教学的虔诚，以及四周的风土人情、典章文物、村俗娱乐、节庆庙会，对我们造成了一种多方位的文化熏染，使我们能够带着满身土气、满口乡音和一颗具有充分吸纳力的心灵，跻身文化殿堂，并越走越深。”

角色变换的阵痛

1968年，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后留校任教。“我们这一代失去了受正常高等教育的时间，这使我感到一种追赶的责任感，一切从零开始。‘文革’后，主要是系统地阅读西方原著，进行完整地研究。看懂了，就做一些笔记。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对14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典的记录做得比较细致，我的《戏剧理论史稿》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资料都是我自己翻译的。”68万字的《戏剧理论史稿》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述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理论著作，后来还获得文化部评授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不久，余秋雨又写了《戏剧审美心理学》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理的书籍，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接着，他又写了当代中国第一部以文化人类学观念研究中国戏剧文化通史的著作《中国戏剧文化史》。“它实际上是借着戏剧的话题来研究中国民间集体心理。因为民间集体心理在看戏过程中最明显。比如一首诗，没有文化的人就很难理解。但是中国的戏剧文化就不一样了，它在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掌声中被接受。民间的道德传播，乃至官场的礼仪规程，都通过戏剧来完成普及，所以戏剧是最能表现集体心理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在庐山召开，年轻的余秋雨被选为全国文艺理论协会秘书长。但是不久，余秋雨“全部放弃了，完全埋到书堆里了”。他说，“那时候我年轻，记性好，对康德的哲学、黑格尔的美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只要研究过就很难忘记，并完全进入我的逻辑结构，因而我的精力全部投入在这个上面了”。《艺术创造工程》这本用散文笔法来探析艺术创造全过程的书在当时成为了学术畅销书。当年，复旦、华师大、北京高校的教师对余秋雨的著作进行评审，联合推荐他为教授。就这样，余秋雨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晚上，在安徽省贵池山区一个僻远的山沟，余秋雨观看了一部极俗极辣的傩戏，心中翻涌的激情从这出戏上找到了冲决而出的堤口。他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而囚禁在象牙塔内的文艺精英们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余秋雨由此深受启发，开始了文化旅行的生涯，用脚板接触土地，用身体接近大自然，用眼睛获取信息，用大脑思考文化。他把这叫做“田野作业”，他希望走向“文化现场”，因为只有通过生命的投入才能消除对文化的无知。

说到为什么后来中断了学术生涯，余秋雨显得有些无奈：“我很不愿意中断它。当年，胡耀邦同志提出选拔领导干部民主化，我们学校当时是文化部的试点单位，提拔干部搞民意测验，结果连续3次我都是第一名。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方先找我谈话，让我当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

由副院长到院长，6年的行政管理工作，让余秋雨没有时间搞学问了。余秋雨自称写《文化苦旅》时，还只是一个散文新秀。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本书一炮打响，他在文化散文的写作上由此“走红”。

为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余秋雨于1992年夏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

当时有不少上级部门的领导一再劝余秋雨：“你不辞职也能从事文化研究啊，把繁杂的工作更多地分配给副手们就可以了。”但是余秋雨觉得不行——“我做什么都认真，从事行政工作时也是白天黑夜都投入，根本插不进写作。更何况，我当时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望，而精神文化还废墟重重，因此我必须花费大量完整的时间长途跋涉，去考察废墟，然后作一些系统发言。”

“封笔”和辞“作家”

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一个个文化古迹，如敦煌遗址，通常去的游人、画家，观赏的是整壁的画，一样样古物；但在余秋雨看来，这是一种文化的“空虚”。

原来，在敦煌未成址时是由一位老道士看守的。忽然有一天，老天有意把石壁开了一条缝，显现在老道士眼里的是不计其数的画卷、古物。可老道士并没有认为是什么“宝物”，只是在缝口开了道门锁了起来。之后而来的外国考古学家，用极少的钱与愚笨无知的老道士交换了洞中之物。再后来便是外来者一大车一大车地拉走了文物，一大车一大车地载走了我们中国的文化。想象一下：一大盘杂味佳肴，被人吃得只剩一小部分，不是“空虚”是什么？

《文化苦旅》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内涵有着全新的解读，余秋雨那荡气回肠而又不失温柔细腻的笔，为我们展示了散文的另一种天地和魅力。在美丽的千岛湖，游人看到的是平静的湖面，欣玩的是周围的景色，表现出来的心情是愉悦的。但余秋雨所叹息的是一条条的生命。千岛湖淹没的可是一整座县城，一整座生命的山。

辞职后，余秋雨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不少年轻作者向我讨教畅销的窍门，我总是说，窍门只有一条：好好写。”余秋雨说，我从来不愿意围绕着自己的书炒作什么，“读者是公正的，你对他们恭敬，他们也会对你微笑。炒作是玩弄读者，读者很快就会唾弃。”

研究戏剧理论的学者余秋雨，选择了把写作散文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生命领域，把多年的文化积累和学识素养都投注到了散文创作中。这种转型是彻底的，也是艰难的，毕竟学术研究和散文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运动下的产物，写出来的文章在文体形式、语言模式，甚至在视角、语气上都有区别。但他“踩”着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要害部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这一走就是好些年，这一写就是好多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一本本都是沉甸甸的散文佳作。

余秋雨的散文中的见识、语言、气势都远远超出当时“积贫积弱”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曾被称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他本人也被盛誉为“可能是20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首位诗人”。但几乎在同时，一些人也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余秋雨散文中的种种败笔。

余秋雨说，我的书涉及范围广，一定会有不少差错，我一直欢迎广大读者提出。但是，我不能因此接受诬陷和污辱。

曾有一段时间传闻余秋雨宣布“封笔”并退出文化圈。对此，他表示：“我没讲过封笔，这是传媒讲的。我觉得如果盗版如此猖獗，使我的读者分不清哪一本是我的。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不能写作了，以让我的读者知道余秋雨的书就是这几本，下面冒出《北京氓流大调查》、《南京氓流大调查》或者《夜雨苍茫》，这些书肯定不是余秋雨的。针对盗版书，我用一个作家的方式提醒我们的版权管理部门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一直是个自由人，我没参加作协，没参加文联，除开我自己写的文章外，和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完全脱离所谓的文化圈。”余秋雨强调，“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作家’。”余秋雨认为，身份其实就是一个“圈套”，承认了身份，也就为“圈套”所束缚，因此他不愿意接受人们给他冠以的“文化散文作家”的头衔。

2006年底，余秋雨名列“作家财富榜”首位。对此，余秋雨说：“我有点吃惊。统计者大概是从我书籍的发行情况来估算的，结果把远远高于正版书的盗版本也算进去了。现在的盗版本与伪钞一样，已经很难分辨。另外，也有一些正规的国家出版社出了我的书，却从来没有支付过报酬。 因此，这个‘作家财富榜’最好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含高质量的盗版者和装糊涂的出版社’。”余秋雨说，在排除“反面干扰”和“正面干扰”后还能长久地获得广大读者的信任，这是我要深深感恩的地方——对于写作者，这是最大的“财富”。

挖掘中华文化的DNA

作家白先勇曾如是评价说：“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了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让全球华人读者莫名地获得普遍感应。余秋雨先生为了挖掘中华文化的DNA，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文明遗迹，所走的路，可能是现在活着的作家中最多、最远的。”

1999年，香港凤凰卫视制订了一个“千禧之旅”的计划，余秋雨作为特邀嘉宾，跟着考察队从香港出发，途经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10个国家，跋涉4万公里，踏上了一条新的文化考察和传播之路。这一路，考察了曾经与中华文明同时存世的人类其他重大文明遗址，例如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犹太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使余秋雨“真切地体验到那些文明逐一消亡和中断的原因，因此也发现了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他说，“这是一个重大命题，也有人谈论过，却从来没有人以中华文明立场来系统考察过。我的考察过程，天天由凤凰卫视同步直播，因此全球华人观众都一起参与了”。

在“千禧之旅”的途中，很多住地无法写作，余秋雨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甚至造成了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不少错讹。

余秋雨认为，“行走”本身比写作重要，脚板比笔头重要，文字只是脚步和情感“现在进行时态”的实录。“我写文章，就是为了与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作深层交谈，而不是为了自我消遣。这么多地方，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走。因为我们走过塔利班控制的地区，没有任何保护，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着。一路上我很少看到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那种马可·波罗时代的考察雄风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考察，而且从文化意义上考察，我们感到骄傲。我的妻子马兰在家里每天抱着电视机，希望丈夫能回来。但是，我得到的是什么呢？是谩骂！说我作秀！”

在伊拉克，节目组失踪了两天，整整两天，余秋雨的妻子马兰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睡，为丈夫担心，为丈夫祈祷。

马兰说，那时候我只有一种感觉，他在用自己的生命走这条文化的路，我为丈夫感到骄傲，我支持他这样做，我鼓励他这样做。有了这些东西，就埋没不掉余秋雨。

“有人说我是走得最远的文人，我喜欢走来走去。我喜欢的文人也老在路上走来走去。”余秋雨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局限的，时间变化其实很小，人生不过百年嘛，但空间度量是很大的，可以说，空间距离决定你生命的质量，只有对空间有了足够的了解，你才能摆脱卑微的状态。”

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起初谁也没有指望余秋雨这位不仅文弱且年已半百的书生能够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地走完。由于工作需要，多位主持人、编导、摄影、司机都在一批批轮换，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始终坚持了下来，其中一个就是余秋雨。

余秋雨那别具一格的文化游记风格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写文化游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历史遗迹中所产生的震撼型感动，我要抓住它并努力寻找其产生的原因。每到一处，当我被深深震撼以后，没找出原因之前我绝不动笔，我要给自己留出好多问号，一个问号就是一篇散文。寻找景点内涵，实际上就是寻找我生命中的震撼。”

“收获是蛮大的。我是在走出了中国之后，反而更加了解中华文明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学问。”余秋雨再一次阐明，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而必须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眼睛去获得：“到过那些地方才明白，中华文化从几千年延续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因为有的地方同样有过几千年的文明，但文明已经破碎，而中华文明仍然活下来了。”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经济能给一个民族带来富裕，但只有文化才能给一个民族带来尊严。”为此，余秋雨焦急地要向海内外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现状和出路。正好海内外也迫切地期待着这样的演讲，纷纷来邀请，因此他找到了自己新的讲台。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国会图书馆、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等机构巡回演讲时，每一场都人满为患，连中国领事也只能坐在礼堂外的台阶上听里边传出的声音。

从美国回来后，余秋雨又到联合国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世界文明论坛发表专题演讲，论述差异共存的重要性，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威胁论”的虚假性。“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余秋雨强调说，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耗损的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

大量演讲，使余秋雨切身感受到世界各地渴望了解中华文化，“而我们以前的话语范本又实在太死板，太老旧，早已失去与外界对话的可能。但我年岁已经不小，不可能老是这么巡回演讲，因此受邀于香港凤凰卫视开设《秋雨时分》，系统讲述中华文明的当代误区、中华文明的长寿秘密、中华文明的历史欠缺和中华文明的珍贵记忆4个部分，让全球各地的华人观众都能听一听。”

两颗星星比一颗星星更灿烂

“近几年来，几乎每3个月社会上都会风传一次我与妻子马兰离婚，每次都言之凿凿。于是，每隔3个月总有一批朋友打电话来，口气闪烁地呐呐动问。一听便知，我便大声喊妻子，叫她来听。她也这样，接到这种电话后拿着话筒要我去听，每次都笑成一团。”余秋雨说，“每3个月后大笑几天，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

很多观众一定还会记得，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黄梅戏演员马兰那惊鸿一瞥的出现。当时才二十来岁的她，剪着短发，穿着格子短裙，整个人清纯得就像一朵馨香的兰花。她一开口，声音甜美，唱腔婉转，顿时技惊四座，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此后她的舞台形象也深入人心，《西厢记》、《红楼梦》、《女驸马》、《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直到后来在电视剧《严凤英》里成功地扮演严凤英等，她因此而获得了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女主角、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她把黄梅戏的美酣畅淋漓地展现给观众，观众也因此记住了黄梅戏，记住了马兰。

马兰第一次知道余秋雨的名字，是一位老专家送给她一本余秋雨的理论著述《艺术创造工程》，并叮嘱她，艺术工作者一定要读读这本书。她翻开书，惊讶地发现，老专家在书的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批注了很多字。马兰心想，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啊？

余秋雨初次和马兰相见的时候，已经40岁了。那是1986年，马兰从安徽赴沪演出《遥指杏花村》，她给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余秋雨写了一封信，信中夹了一张戏剧说明书，希望他能来看戏。谢幕时，马兰四下张望，只见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健步登台嘹亮地招呼她：哎，马兰！我是余秋雨！

后来，马兰说过一句很令人回味的话，表达她刚刚见到余秋雨的感受：“没有见到余秋雨时，我以为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见到了他之后，才发现自己很苍白。”余秋雨的学问、智慧、幽默……都深深打动了她，这个“苍白”，就是马兰对于余秋雨厚重的文化底蕴的一种倾慕。马兰上台，余秋雨在台下看着她；余秋雨在台上，马兰在幕后默默地关注着。马兰对此做了个评价：“我们是相互站在背后关注对方的人。”这一对才子佳人因为互相倾慕而结合，当然就有了延续他们的幸福的基础。怪不得马兰会说，中年结合的他们却仿佛有了前世的因缘。

“我们感情很深，感觉很好，思想同步，我们属于一见如故，从始至终关系都是非常的和谐与亲密。我们既是夫妻，又是艺术伙伴，我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父母，我的文化活动跟我的专业有关，也跟我太太的专业有关。她很喜欢清唱一些在音乐上有较大唱段变化的剧目，而且她希望能以个人的方式代表东方的古典美与现代对比。”看得出余秋雨对妻子的真情。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余秋雨和马兰都会携手出席，这样两颗星星发出的光芒比一颗星星更加灿烂。

行者无疆

2003年初夏，中央电视台要拍摄余秋雨的一些早年生活片断，几位编导特别希望他领着他们去寻找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到浙江奉化的一个半山腰上称病避暑、潜心攻读的那个屋子。一幢被称作“中正图书馆”的暌违30年之久的老楼，居然被他找到。“那时，我通过早年一位老师的关系借住在老楼的一间小屋里，整幢老楼绝大多数时间就是我一个人。我几乎翻遍了蒋介石要他儿子蒋经国读的所有书籍，以至今天打开那些陈旧书架时的熟练程度，仍然把真正的管理员吓了一跳。”余秋雨说，当时他在这里，举目无亲、吃食无着，更找不到电话、邮局、电视、报纸，是彻底的放逐和封闭。废弃的老楼外是密密的树，树外是层层的山，山顶是厚厚的云。“山外的政治运动我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从两个山民口中听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才大吃一惊，离开那里。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以《四部备要》作靠山，比较深入地钻研了中国文化。”

这些年来，余秋雨养成了一个读书习惯：绝不东翻西翻、浅尝辄止，绝不见缝插针、手不释卷；要读书先把大门关上，电话拔掉，收起精神，稳住气息，而且，桌上只能有一本书。他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朋友因事犯法，要关4年，余秋雨便写信到监狱，祝贺他这个大忙人竟然能获得这么一个静心读书的机会，并建议他主攻英语。4年以后，他的这位朋友带着一部60万字的译稿走出了监狱。

“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您最希望给社会留下什么？”余秋雨想了想说：“这些年来我一直通过实地考察在探索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但现在资讯发达、信息爆炸，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估计什么也不会长时间留下。不留下才好，让大家在精神上轻松一点。为什么孔子、孟子比我们伟大？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那么多遗产。他们所看的书，所知道的‘知识’，一定比我们少得多。结果，他们心地疏朗，精神空阔，可以静静地与天地对话。我们心中已经塞满了文化垃圾，因此也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垃圾塞给后代。什么也不留下，还给世间一个干净的天地。”

他从学术研究、教育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经历了不少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一遍遍地从零开始，可称得上是自弃自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然而为的只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他说：“我是个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断裂，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论、争夺，而任何都包含着毁损。”

采访结束前，余秋雨在题词本上认真地题写“行者无疆”4字。是的，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永远行进在无涯的生命追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