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游牧民族南下对双名的影响
时间：2020-09-30 07:51: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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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它不仅是一个人的代号，更寄托着殷切的盼望，蕴含着时代的潮流，融合着民族的文化。名字的主要类型有单名与双名之分。在先秦两汉魏晋时期，单名占据绝对性的优势，而至南北朝时期，双名所占的比例陡然提升，并开始与单名并驾齐驱，其背后的缘由很难说没有游牧民族南下这个时代背景的影响。
关键词：游牧民族 南北朝 双名
名字的单双名之别，各自孕育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封建社会中，不同历史时期单双名的所占比例有着显著的差异，大抵来说，单双名的消长变化以南北朝为分界，前期主要是单名占据绝对优势，后期单双名并驾齐驱。根据严可均编著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和1935年开明书店版《二十五史》，对其中双名所占人数进行了一番统计{1}，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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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表格我们不难发现在南北朝以前，单名一直占据着绝对性的统治地位，而到了南北朝时，双名陡然增多。单双名的剧烈变化与社会现状之更革息息相关。南北朝以前，华夏均是农耕民族亦即是汉民族建立稳固的政权统治，而南北朝时期，中原落入异族之手，各民族文化融合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高潮。此种社会现状对单双名的格局变化有很大的影响，语言与社会现状的联系极其紧密，据斯大林所言：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②
语言的发展变化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变化，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作为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社会事件，必然会影响当时的社会观念以及语言形态。一个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影像的投射。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人们的思维愈来愈细致复杂：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先进的发展，都会推动语言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相互接触也会相应地引起语言的分化统一和接触。③
不同社会的联系、交往接触也必然会推进语言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大批汉族人民则被迫南迁。各民族的文化融合造成“南染吴越，北杂夷狄”的混杂局面，因此有着“河淮南北，闲杂夷言，声音之变，或自此始”④。闲杂夷言，确切地说，是汉民族语言消化吸收少数民族语言以此适应时代社会需要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推本溯源，都离不开游牧民族南下这一社会现实。游牧民族南下对双名的影响是从多方面来展示的，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宗谱制度。“兄弟二名而用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⑤辈分排行即是宗谱制度的衍生物。因为单名不利于凸显同族之人的同宗同辈身份，而双名的先天性优势却解决了这种困扰。如德宗、德文很容易就判断出其间的关联性，可大致推断出其同宗同辈的身份，亦是区分他族之人的重要凭证。顾炎武根据考查典籍得知排行“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此时汉朝士族门阀处于起步阶段，最早到汉末，士族才初步成立，此前士人大多为个人游走而不是宗族群体现象。汉朝及先秦时期，宗族制度并不盛行于世，个人宗谱的编写亦没有发展的根基，而排行更是无从谈起。
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巩固了士族的地位，皇权与士族共天下。士族的繁荣给宗谱制度的编撰提供了政治保证，如刘宋贾渊有《姓氏要状》，南齐竟陵王子良有《见客语》，傅昭有《百家谱》等等。每一本族谱开篇均是追溯远祖，展示自己的世系传承，而追溯的结果无外乎自己为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物后裔。对于正统，三国以前大都持占据中原者为正统的观点，而南北朝及以后各朝认为传承礼仪者为正统，于此族谱发挥着强调自己华夏正统地位的作用，凸显着自孔子以来一脉流传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夷夏之辨。对占据北方中原的游牧民族予以精神上的藐视，而对自己则褒奖为是礼仪之邦、华夏正统，这其中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另一方面，对底层群众而言，族谱亦是因游牧民族的南下而团结合作的产物。修谱制度的昌盛由族谱的功用所引导，王惕吾有云：“我国族谱之功用，在于睦宗族，敦人伦，推而广之，修齐治平之道寓焉”。族谱有助于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如族谱规定宗族留有一定公共产业，经济上救助穷人；族人婚丧大事，宗族必须参与料理。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并对汉族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奴役与屠戮。值此乱世，个人的力量难以保证独自生存，于是乎同宗同族之人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各种人祸天灾。如何协调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当时的首要之务，而族谱的出现有力地缓解了这个矛盾。譬如蔚然风行的以家族为单位的庄园坞堡，其诞生的主要原因便是防护兵灾人祸，而族谱则是联系与协调庄园坞堡中同族之人关系的纽带。
二是避讳制度。我国避讳制度源远流长，据《春秋左氏传》所载：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⑥
《礼记·曲礼上》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入门而问讳”的避讳风俗流传至南北朝时已发展成一套严密的避讳体系。南北朝时讳有国讳，家讳，官讳，圣讳等类型。颜之推曾说：“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子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无■赖焉。”⑦避讳的繁琐令颜之推感到百无聊赖，“梁氏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必哭”，虽说此例有一定的夸张程度，但从中可以窥见南北朝避讳制度的严密性。
由于名字避讳遵循“二名不遍讳”的原则，即“谓二名不一一讳也。孔子之母言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⑧。这意味着双名的可选择性更为广阔宽泛，由此双名比单名更能适应南北朝避讳严格的时代背景。单名的重名概率远远高于双名，相较于单名，双名更具灵活性、巧变性。目前我国的基本常用汉字大约在3500字左右，南北朝时更少一些，因此若用单名，则重名的概率非常之大，如汉末司空张温与东吴郡吏张温同名。单名的避讳困难性令其在与双名的竞争中逐渐落于不利地位，双名的盛行也就是因利势导。
在南朝人看来，避讳制度作为一种传统的礼仪制度，是辨别民族开化与否以及文明与野蛮的标志。当时在鲜卑、柔然等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朝政权中，贵族之间父子同名的情况也很普通，据《魏书·安同传》：“同父名屈，同长子亦名屈”，安同的父亲与其儿子同名。祖孙同名，母亲嫁给儿子这些野蛮的风俗在游牧民族中比比皆是。避讳制度带有礼仪属性的制度令南朝人获得一定感官上的优越性。现实中南朝士人面对中原惨遭蹂躏而无可奈何，唯有相视流泪。于是乎变态般地强调避讳制度以此宣扬华夷之辨，在精神上获取一定的补偿。
三是经学衰微。《春秋公羊传》：“讥二名。二名非礼也”，儒家者流一直将双名看成是贱称，此种状况至儒学弟子王莽掌权时发展到极致，“王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讽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利用暴力性的政权诱导游牧民族改成单名，以此体现思想传统扬称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别。
此外，《越绝书》认为：“《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⑨“讥二名”是强调文质之分，单名是“质”，双名是“文”。自《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倘若文质不可兼得，退而求其次，舍文而取质，质胜于文的思想滥觞于世，内容比形式重要这一观点一直充斥于士人之耳。这与南北朝之前单名占据绝大优势这一现象是相符合的。现在文史学家大都认为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一个注重形式与审美的时代，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倡导文章的形式美。形式与审美的发展便是经学衰微，无力掌控士人的思想，致使文胜于质的观念抬头。文胜于质的一个表现便是双名的比重逐步上升。
南北朝时期，随着游牧民族的入侵，日益腐朽的经学不能给世人带来振兴的希望，于是乎绝大部分人沉溺于清淡的玄学与超脱的佛教之中。伴随着经学形象每况愈下，经学中的一些观念愈来愈不被时人所看重。由此作为经学认定的“贱号”与注重审美形式的双名获得了新生。经学的衰微虽说是由于经学与时代社会的脱节造成的，但假使没有游牧民族南下给予的致命一击，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经学或许能够在时间长河中自我升级蜕化，有如董仲舒改造儒家经学般。
① 张书岩：《单双名问题考察》，《语文研究》1990年第2期。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4—515页。
③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④ 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音辞》，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⑤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⑥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清嘉庆刊本（影印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⑦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风操》，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9页。
⑧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清嘉庆刊本（影印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⑨ 袁康：《越绝书卷第十五·越绝篇叙外传记第十九》，《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42页。
基金项目：该论文系温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一部分，项目编号：31606036010172
作 者：王志强，温州大学古代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
编 辑：康慧 E？鄄mail：kanghuixx@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