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隋唐时期的“汉化胡化”看北魏孝文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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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胡化，汉化，北魏孝文帝改革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42—04
在《国史十六讲》中，樊树志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时代。“汉化”与“胡化”的说法最早由陈寅恪先生于1940年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这一观点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过程，深入理解这一观点将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北魏孝文帝改革。
一、“汉化”与“胡化”的涵义
“汉化”是指中华各少数民族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及其核心儒家文化的过程，其实质可认为是“儒化”过程。“汉化”的倡导者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为巩固其统治，通过非暴力的形式自上而下推行翻。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关于“汉化”“胡化”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汉化”，关注“胡化”的较少。实际上，民族间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古代华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对华夏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只谈汉化，不谈胡化，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胡化”是指汉族采纳和接受少数民族的文化或习俗。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对汉族人民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音乐舞蹈、语言文学等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认为：“汉人与胡人之区别，在北魏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在我国古代“汉化”与“胡化”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民族的和谐交流与融合，民族的多元文化也逐渐形成，并产生了共同的价值观。
二、“胡人汉化”：
儒化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
自东汉末年三国分裂，经过西晋短暂统一后，国家又陷入分裂状态，由此进入十六国时期。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一齐涌人中原，战乱频仍，政权林立，社会动荡。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各少数民族均出现不同程度地“汉化”。拓跋氏是鲜卑族中相对落后的一支，在入主中原以前，过着游牧的生活，保持着血缘群体组织，处在奴隶制阶段。进入中原之后，开始以中原之主自视，努力建立正统地位。由于农耕较畜牧在食物能量、生产力及人口供养能力方面都存在着较大优势。随着与农耕文明接触的增多，“汉化”成为大势所趋。道武帝时代开始定居划分新土地，“太祖(拓跋珪)平中原……其有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外戚‘贺讷传》)。吕思勉先生曾指出，“野蛮之人多好肉食，然后卒改食植物者，实由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之故”。同时北魏统治者也开始吸收汉族的世家豪强进入政权，如拓跋珪时的上谷张衮、清河崔玄伯，拓跋焘时的崔浩、寇谦之等，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可见，北魏的汉化政策并非孝文帝的独创，是带有一定延续性，只是前期统治者的汉化带有不自觉性和不系统性。
到孝文帝时期，北魏立国已历经八十五年，虽然经过前代的努力，以武力统一了北方，但是社会面临着诸多严重的问题，影响着北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凋敝，农业恢复缓慢
公元41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接手的是一个因长期战争而残破不堪、土旷人稀的“荒凉之境”，“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虽然政府注意招抚流亡，奖劝农桑，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究其原因：其一，由于拓跋部长期塞外生活的影响，畜牧生产仍占较大比重，大量的农田被圈占为牧场，史载：“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到了孝文帝均田之后，仍有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的事。其二，因北方长期战乱，民众为自保依附于豪强地主门下，豪强地主筑有“坞堡”，占有大量依附人口，拥有武装。北魏政权初建时无力改变这一历史现实，只得任命这些坞堡主为“宗主都护”，行使基层管理职能，向农民征发租调力役，维护统治秩序。这些豪强地主荫庇人口，“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而且，由于豪强地主随意抬高普通民众的户等，把一些租税负担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造成“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所以才有了李安世首创均田之议：“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
2.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
战争年代，因为军事的需要，北魏统治者经常强迫其他各族人民当兵，“每次骑战，驱夏人为肉篱”。民族矛盾尖锐。汉族世家大族因怀揣着儒家文化的优越感，往往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对汉族的世家大族也怀有敌意，双方存在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崔浩等汉族地主被杀就反映了汉族世家与鲜卑贵族间矛盾的激化。如何使鲜卑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和谐相处，巩固北魏的统治，就成为孝文帝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同时，因战争耗费巨大，赋税繁多，百姓负担沉重。南朝谢灵运曾说：“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阶级矛盾的尖锐还与北魏在统一北方过程中所造成的北方人户复杂化关系甚大。北魏存在以下各种人户：第一种：“新民”，即被迁徙到京师的各族人民。政府对其多实行计口授田，收纳赋税。如：拓跋珪“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第二种：“杂户”，即被奴役的人户。包括：细茧罗觳户、隶户、城民、兵户、平齐户、僧祗户、百工、技巧等。第三种：生口、奴婢，此类人户来自于战争的掳掠。这种不平等使得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再加上北魏初期官吏没有俸禄，贪污成风，吏治败坏，更加剧了阶级矛盾。孝文帝即位后，从471—487年的16年中，就发生农民起义29次。
面对诸多问题，北魏统治者冯太后和孝文帝感到要想巩固统治，就必须改弦更张。“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实行了官吏俸禄制。为了解决“地有遗利，民无余财”这种劳动力和土地脱节的现象，太和九年(485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魏书·食货志》中详细记录了授田的方法，“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均田制使得北方自耕农增加的同时，也使得拥有大量奴婢和牛的鲜卑贵族与大土地所有紧密联系起来。太和十年，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和租调制，农民从地主的荫庇下转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同年推行租调制，“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孝文帝亲政后，首先迁都洛阳，迁都既
考虑到平城荒寒，交通不便，又有其政治目的：“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迁都洛阳是为下一步吞并江南，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铺平道路。迁都后大力推行汉化和儒化政策：禁胡服，断北语，改籍贯，变姓氏，通婚姻，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也极大地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
三、“汉人胡化”：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独特魅力
提起“胡”“胡人”，一般的看法往往认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文化较为低下，是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我国古代“胡”的说法出现比较早，春秋战国时期，《战国策》中就提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在其《过秦论》中也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句子。这时的“胡”主要是指匈奴，也包括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比如东胡。秦汉时期“胡”的称呼还不是很普遍，真正出现较多的时期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当时因为西晋王朝统治的衰落，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民族纷纷人驻中原，建立政权。这时关于“胡”的称呼大量出现。“胡”的概念是相对于中原王朝提出来的，并不带有感情色彩。它实际上是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称谓，是对居住在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并没有贬义。如西汉时，《汉书》中就记载了匈奴单于狐鹿姑在给汉朝皇帝的书中就自称为“胡”：“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胡”在匈奴人看来，是“天之骄子”，是褒义的意思。《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被俘后，羌族首领姚苌向他索要传国玉玺，他满脸不屑的斥责姚苌：“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作为前秦的皇帝，苻坚以自称“胡”为荣，可见“胡”并无贬义。
实际上，古代游牧文明在长期的发展繁衍中，逐渐形成了很多与其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独特的文化，包括优秀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等，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很多都成为华夏文明模仿的对象。陈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向我们展示了“汉人胡化”的诸多表现，如在音乐方面：“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北齐之宫廷尤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在礼仪方面：“(北周)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后周之君臣，前此皆胡服”；在都城设计方面：“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等。
汉人胡化多是在文化交流中自然发生的，异域文化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汉人。中唐诗人元稹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人服饰的便利与实用使胡服在中原地区颇为流行，在陕西昭陵唐墓出土的大量陶俑中，有许多窄袖紧身、翻领左衽、腰系革带，脚穿皮靴、头戴“浑脱帽”的妇女形象，就是唐代妇女崇尚胡服的真实写照。唐朝丰富多样的音乐舞蹈，也深受各族文化的影响。太宗时的“十部乐”，包括燕乐、清商、西凉、高丽、扶南、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除了清商和燕乐，其余八部全来自西域和域外，可谓充满胡音胡调。许多乐器如揭鼓、答腊鼓、空侯、腰鼓、琵琶、五弦等也多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和域外。来自西域胡人的“胡旋舞”，以其快速的旋转曾盛行于长安。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也别具特色，胡饼、胡炮肉、牛羊肉等逐渐在中原地区推广开来，丰富了中原的饮食文化。游牧生活更为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和内容，很多鲜卑语的民歌被翻译成汉语，北朝乐府民歌原多是少数民族鲜卑语歌辞。《乐府诗集》卷二十五《企喻歌辞》说：“《古今乐录》曰：……企喻本北歌。《唐书·乐志》日：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始有北歌，……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敕勒歌》这种曲调动人，悲凉大气的塞上之歌，在中原地区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正是这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四、“汉化”“胡化”过程中的冲突和融合
民族之间的融合，关键是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是在长期不断交往、冲撞中逐渐融合在一起的，这一过程也常伴随着激烈的冲突与反复。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以穆泰、元丕为代表的鲜卑旧贵族势力对儒家文化的排斥，形成了对改革的阻碍。其冲突既有鲜卑贵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也包含着对鲜卑贵族政治利益的维护。后来六镇起兵也主要是因为原来军卒中的强宗子弟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社会地位下降，变为低下阶级府户。元朝马端临曾说：“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宗文鄙武，六镇兵卒，多摈弃之，有同奴隶，边任浸轻，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实肇于此。”
实际上，北魏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北魏宫廷、贵族、官僚的奢华颓废以及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如宣武帝即位后，“政道颇亏”。外戚高肇专权，广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朝野侧目”、“怨声盈路”。君臣离心，吏治败坏，终于激起了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强烈反抗，埋葬了北魏王朝。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有一段精辟的总结：“凡历史上有一番改进，往往有一度反动，不能因反动而归咎改进之本身；然亦须在改进中能善处反动方妙。魏孝文卒后，鲜卑并不能继续改进，并急速腐化，岂得以将来之反动，追难孝文!”
北魏于534年灭亡，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依靠六镇军人建立起来的东魏与继起的北齐政权，保持强烈的民族性，排斥汉文化。而西魏政权则实行鲜卑与汉族休戚与共的措施。下层有财产的汉族农民可以担当府兵，扩大了军队的社会和民族基础。上层实行权力共享、鲜卑与汉族贵族间通婚，从而成功形成关陇集团，为最终形成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内之胡汉诸族人之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
恰恰是因为采取了少数民族文化和儒家文化相结合的措施，西魏、北周政权日益强大，为隋朝统一打下基础。这一结果也表明儒家文化已逐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最终成为被各民族所认可和接受的共同文化。正是在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进步，相互融合中，中华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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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全骜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