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上中国文化的断裂

摘 要：中国文化是由无数个子文化所组成，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有一些子文化由于各种原因消失，也不断会有新的子文化补充进来，而那些消失的子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断裂。以巨石文化等为例，简要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断裂的一些文化。

关键词：历史上；中国文化；断裂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26-04

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具体来讲，中国文化是由无数个子文化所组成。这里要明确两点：第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有一些子文化由于各种原因而消失，但也不断会有新的子文化补充进来，而那些消失的子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断裂；第二，汉字在中国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的重要因素是有汉字为纽带，以此形成所谓的主流文化——华夏文化。除此之外，其他子文化之间并无大小、主次之分，很难断言某种消失的子文化就一定是无足轻重、没有价值的。

历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历史的秘密。为什么需要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解谜，因为今天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许多失传的文化和技艺远在现代人的知识之外。人类自从旧石器时代“走出山洞后，发生的巨大改变都是在文化上，而不是生理上。”并且，“不同于饱受删改的文字历史，考古学能够揭露我们已经遗忘或选择遗忘的行为。”（隆纳·莱特）但大多数研究者对文化或事物的起源关注较多（例如普利斯的《事物的起源》等），而对文化和事物的衰落消亡却用力不足，或语焉不详。“读书须先识字”（陈寅恪），文字的重要性对文化来讲怎么说也不为过。但仅从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字看，就有巴蜀图语、突厥文、西夏文、■文、■卢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回鹘文、契丹文、东巴文、满文等等。还有一些学者甚至极力否认中国文化有过断裂，这些人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为了强调和粉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且大一统的光环而采取掩耳盗铃式的虚伪。过去对文化的研究，多从文化的交汇融合和文化的传承延续去探讨，却很少有人从文化断裂的角度去分析，似乎融合传承便值得歌颂赞扬，断裂分割就必须回避甚至否认。岂不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既然有文化的交汇、融合和传承，那么，也必然有文化的断裂和失传，这才符合事物的逻辑性。现在各地都在积极申报或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因何在？说明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地无声无息地消失、消亡，或“濒临灭绝、几近失传”，不然的话何须抢救，这不正是一种文化断裂。

文化的断裂有横向断裂和纵向断裂。横向断裂，考古发现证明，自远古时期中华文明就是多文明、多文化中心。除了中原文化之外，还有楚文化、百越文化、巴蜀文化、藏羌文化、匈奴文化、东胡文化、突厥文化、西域文化……可谓星光灿烂。历史上民族的大融合同时也是文化的大融合，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元时期。而这种融合从民族来讲也可以说是同化，从文化来讲就是汉化（或胡化）。虽然说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双向的，但毋庸讳言，各个少数民族文化被汉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自身文化消亡、断裂的过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但宋代中国，除了中原的汉文化之外，实际上还分别有辽、金、西夏、吐蕃、南诏等割据政权及其文化，但元、明以后，辽、金、西夏、南诏等文化就已销声匿迹。

彩陶文化。4000至7000年前黄河流域有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发展到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其彩陶纹饰之绚烂让现代人也叹为观止。史前人类费尽心机绘制大量彩陶的目的是什么，现代人已经无法解读。在生产力低下，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彩陶的制作者是纯粹为艺术而创造出大量的彩陶，合理解释只能是图案繁杂的各种彩绘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寓意，是后人无法辨识的图语。仓颉造字不是一天就造出来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系统的文字，而比仓颉更早的彩陶纹饰及其刻画符号正是象形文字的萌芽。现代的中国文化中依然有牡丹象征富贵，松竹梅菊象征高洁，百合象征圆满和美，葵花象征忠诚等等图语符号。几千年前彩陶上的水波纹、菱形纹、蛙纹等也一定蕴含着不同的寓意。中国的许多考古发掘报告只是机械地按照地层学、类型学去对出土器物进行划分，去分型分式，以《青海柳湾》报告为例，每座墓葬中的随葬陶器仅限于简单的分型分式的描述，研究者是基本上无法利用其发掘材料。以基本的常识来判断，男人墓葬与女人墓葬的彩陶纹饰应有不同，成人与未成人的彩陶纹饰应有不同，地位高低者的彩陶纹饰应有不同，等等。科学严谨的发掘报告，应该是完整地将每座墓葬主人的性别、年龄分析判定出，将每座墓葬所有陶器的纹饰一一标识出。如此，对彩陶图语符号的辨识分析才能有个基本的切入点。几十年过去，专家们对少得可怜的陶器上刻画符号倾注了很多的精力去猜测分析，而大量丰富的彩陶图语却成为死物躺在文物库房里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是否有些本末倒置呢。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何为六合之外。华夏之外的非我族类应该是六合之外，而春秋时期华夏族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现在的中原一带；《山海经》之类的巫术鬼神异物应该也在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是不评论，不置可否。因此，即便是“信而好古”的孔子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被尊为孔圣人，为何却“敬鬼神而远之”，回避不语史前文明、史前文化？因为对孔子而言，有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文化断裂，夏商历史多为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故孔子也不敢妄言周礼之外以及三代以上。这也是孔子的明智之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中占统治地位，而孔子又极为推崇西周的礼乐制度，故后代通过孔子只知周礼，而对周以前的夏商文化则语焉不详。

殷商文化的典型代表一是甲骨文，二是青铜文化。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但《说文解字》的文字溯源仅至金文，并未涉及甲骨文，原因就在于武王灭商，二百七十多年的殷商都城被废毁，作为殷人文化精髓的甲骨文也随之被掩埋在殷墟之下。虽然西周甲骨也曾经在各地多个地点出土，但数量却远远少于殷商甲骨，毕竟西周的文字遗物是以金文为主。过去有周承商制之说，但这很可能是西周统治者对殷商遗民及其附属的安抚之语，王国维就认为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变革最剧是在殷周之际。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为金石学，是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古代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未溯及甲骨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涉及夏商的资料很少，孔子也感慨“文献不足征也”，以至20世纪初的“疑古派”认为夏商只是神话而非信史。而五四运动前，初到北大做教授的胡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也毅然“截断众流”，摒弃上古史中的五帝、夏、商“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周宣王讲起。这些都源自于夏商周之际的文化大断裂，使得后人无法窥见商代及其更早的历史。从王懿荣对甲骨文的偶然发现，到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唐兰等学者的释读考证，商代曾经断裂的历史文化才得以缀合起来，以逐渐清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但夏代的历史文化迄今还没有这种偶然发现的幸运，尽管也有大量的被认为是夏代的文化遗址被不断发掘，甚至更早的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甲骨契刻符号（发掘者认为是世界上迄今最早的文字），但没有被释读的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以及有限的考古发现，夏代及其更早的中国历史只能是残断不完整的。虽然我们笼统地宣称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但被国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有确切纪年的中国历史目前仅能够追溯到公元前1250年前后殷商晚期的武丁时期，这主要还是依赖殷墟甲骨文所提供的证据。

改朝换代及战争往往是造成文化断裂的重要因素。而“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好人不会赢，往好处看，我们是赢得众多残酷胜利者的继承人，从坏处上看，我们则是种族屠杀者的后裔。”（隆纳·莱特）纵观历史，改朝换代的战争往往是没文化的打败有文化的，落后文化打败先进文化。周灭殷商是如此，秦灭六国是如此，元灭金、西夏、宋是如此，满清取代明朝也是如此。这并非是历史的诡异之处，有人早已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上，文化、软实力这些东西在武力强权面前还是不堪一击。而落后文化通过武力取代先进文化的结果往往带来的就是文化的断裂。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诸国当中文化是最野蛮落后的，其民族构成以戎狄为主。秦人推崇尚武精神，这也是为什么随葬秦始皇的是蔚为壮观的兵马俑，而不是书童俑、侍女俑、文人墨客俑或文房四宝。凭借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穷兵黩武使秦能够征服六国，所以焚书坑儒的背后还有秦人轻视文化和文化人的原因。而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也造成了先秦文化的大断裂。以先秦的诸子百家为例，几乎没有一家产生于秦国，而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不过四、五，其余的墨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等都随着焚书坑儒或灰飞烟灭、或名存实亡。虽然今人对秦文化津津乐道，但这也不过是沿袭成王败寇的惯常逻辑。人们经常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不会忘记，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辞罢了。历史由胜利者任意书写，期间多有歪曲隐没，这是历史的卑劣，也是历史的无奈。

贵族文化。文化者，文字、文书为其重要标志。早期的文字为统治者专有（如巫师、卜人），甲骨文乃殷王室占卜之用，是秘不示人的，秦汉以后文字书籍才逐渐走向大众，居延汉简中就有普通士兵的家书。但从某种角度讲，读书仍然是有闲人的消遣，文化是有闲阶层的奢侈品，因此文化积淀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是文化贵族（或曰文化精英）。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所谓“礼失求诸于野”，至少也是要有相当文化的隐士才行。而贵族文化应该是最纯粹的民族文化。桃花源中的村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谈何文化。三代培养一个贵族，靠什么培养？不是金玉裘衣的堆砌，而是靠文化熏陶。因此，历史上贵族的消失往往意味着文化的消失和断裂。周灭商，商朝的贵族或如箕子远避朝鲜半岛；或如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中，不食周粟，绝食而亡；更多的则是被周王整族“分封”到各国诸侯，如鲁国有“殷民六族”，卫国有“殷民七族”，晋国有“隗姓九宗”等（《左传》），殷民大族被各诸侯同化，殷商文化也随之断裂消失。秦灭六国，也是将六国巨室贵族迁徙至关中乃至临洮，六国的普通百姓如陈胜吴广之流虽依旧不离故土，但六国的贵族被遣散了，六国文化也随之散失。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也是首先从鲜卑贵族的改姓氏、改语言文字，乃至风俗习惯入手，这是自觉的被同化。

古代的巴蜀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在今天的重庆和成都一带先后建立了巴国和蜀国，秦灭巴、蜀，分别设立了巴郡和蜀郡。而现在，除了巴山蜀水等地名，以及“巴蛇吞象”、“蜀犬吠日”等成语外，也只有三星堆、金沙等遗址任后人凭吊了。巴蜀图语有几十个独立的图形文字，本来有可能发展为独立的文字系统，但随着秦统一文字而遭灭顶，至今还未被破解释读。李白曾经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实，对后人来说，岂止是开国何茫然，整个古代的巴国、蜀国、夜郎国、滇国等西南各民族文化都是一部混沌不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西南诸国文化与中原文化是横向的断裂，及至秦汉以后，更加上纵向的断裂。以■人为例，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侯国，延续千年，明代遭中央王朝彻底灭绝。现四川宜宾一带多有■道、■人寨、■人坡、■人坝等地名。至于■人文化具体为何物，只能从残存的■人悬棺去揣度一、二了。

蹴鞠。2006年5月20日，蹴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蹋”即“蹴”，踢的意思。“鞠”，球，即古代的足球。汉代的《西京杂记》、《盐铁论》、《蹴鞠新书》、《刘向别录》等文献中都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写了一个因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做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成语“一蹴而就”可能也与蹴鞠有关。国际足联也曾经认定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可惜这种蹴鞠文化在明清以后出现了大断裂，不知所终，不然现在的中国足球何至于沦落到亚洲三流水平。

岩画。岩画是伴随人类起源最为古老的一种文化，而岩画在中国有着非常广泛的分布，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发现并记录岩画最早的国家。但由于文化的断裂，长久以来中国人对岩画的认识极其有限，1982年版的《辞海》对岩画的解释为“刻画在山洞的壁上或山崖上的图画。欧洲旧石器时代后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中常有发现，题材多为狩猎图像和野兽、家畜形象。我国的新疆、甘肃、广西、贵州、黑龙江等地也发现类似的岩画，但时代不很清楚，一般都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岩画研究才开始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以青藏高原岩画为例，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晚至公元7-9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学者大多认为岩画属于萨满教文化的范畴，岩画随着萨满教的兴起而出现，但岩画的消失却要早于萨满教的衰亡。所以近代以来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还广泛存在着萨满教，但岩画文化的内涵却已长久不为人们所辨识。

历史上曾经兴盛的一些文化或事物消亡断裂了，使后人难以窥探其本来面目。也有一些文化或事物虽以不同形式残存下来，但其本意却被后人以讹传讹，曲解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是南辕北辙，东汉的摇钱树即是一例。摇钱树曾较多地出现在四川及其周边的东汉墓葬中，魏晋之后便迅速地销声匿迹。唐代以后摇钱树一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譬如当红的妓女便被老鸨视为摇钱树。直至今天，摇钱树仍然被当作典型的货币崇拜物。但如果是货币崇拜物，按道理应该风靡全国各地且历久不衰，为何摇钱树却仅局限于东汉的四川及周边地区？这是学术界难以回答的问题。事实应当是：东汉时期道教领袖张道陵、张衡、张鲁在四川一带传播道教，借助于一段仙话（道教典籍《云笈七签》中有明确记载，道仙所植钱树上的铜钱随摇随生，用以救助贫困百姓），摇钱树被认作是道教传播者扶贫济困的神树。作为早期道教的重要法器，摇钱树随即被传往早期道教的各个治化。摇钱树的文化内涵一是宣扬修道成仙后的天界美景；二是传达均贫富思想。摇钱树是《太平经》所描绘太平、大正、平均、共乐的太平世道的形象体现。东汉末，张道陵之孙张鲁据汉中，五斗米道大行，（五斗米道，以入教者需交五斗米入义仓，教徒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故称五斗米道。陕西汉中与四川巴中之间的米仓山也应该以此而得名。）张鲁在治下广设“义舍”、“义仓”，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与摇钱树有异曲同工之意并将其实践化。及至曹魏攻取汉中，张鲁北迁洛阳，不久仙逝，早期道教组织及教义等随即散乱衰落，旧法不行，代表早期道教均贫富思想的神树也随之销声匿迹，几百年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充满铜臭味的摇钱树，与东汉道教摇钱树的精髓完全是南辕北辙。张鲁实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式的五斗米道曾被毛泽东所推崇并津津乐道，在大跃进时期号召党内领导干部认真细读《后汉书·张鲁传》，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大锅饭即由此而来。

巨石文化。由于年代久远普通人对巨石文化可能并不熟悉，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应该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人类尚未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许多史迹是依靠神话传说等口口相传保留下来，期间经过不断的加工润色和编撰删改，不免与原始史实相违，但其中的蛛丝马迹依然能使后人窥见几分真相。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就折射出远古时期巨石文化的身影。在古蜀国“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开山立石的同时；北山愚公亦在太行、王屋山下“率子孙菏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簸运于渤海之尾。”虽然说“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见《列子·汤问》）但一方面寓言毕竟是寓言，世界上不会真有什么愚公会愚蠢到要去移山填海。另一方面，在华北地区乃至渤海湾一带，倒确有许多远古时期的巨石文化遗迹，而西周以后的人们，因不识巨石文化的真面目，才移花接木，编撰出寓言故事来解释他们已经无法理解的先祖留下的巨石文化现象。夏商的势力范围北至山西和华北东北部燕山一带，南至淮河长江流域，东近渤海，西至陕西。在这个范围内多有巨石文化的神话传说或遗迹发现。《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集解引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此孔穴应为石棚之类。江苏省铜山县丘湾遗址发现商代的社祀遗址，遗址中心竖立着四块未经人工制作的大石，深深插入地中。中间最大的略呈方柱形，高1米，宽、厚约0.23米，南、北、西三面各有一石块以此方形大石为中心矗立，石块周围葬有人骨和狗骨。专家考证此处为商代的社祀遗址，也应属于典型的巨石文化范畴。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巨石文化遗迹在内陆地区以成都附近的古蜀文化和安宁河谷较为集中。成都市有天涯石街、大石路、支矶石街、武担山、石笋街、五块石、五丁担石、地角石、石镜、石马、石犀寺、新繁的“飞来石”等众多的历史地名都与巨石文化有关。直至近代，其中的大部分实物犹存。从成都平原的地形地貌来看，本地为岷江和沱江冲积平原，原本是没有巨型石块的，遗留下来的巨石遗迹无疑都是人工长途搬运而来的，应属于典型的巨石文化。其类型以立石和石棚为主，其作用应该以墓志为主。而成都平原与大石文化有关的古代传说、历史地名和文化遗迹也特别丰富。但魏晋以后的人们对于远古遗留下来的巨石文化已不甚了了，或称为石笋、或称为犀石（石牛），或名为蜀妃阙，或曰五丁石门，等等，并且附会于各种传奇。典型的如五块石，原在成都西南郊青羊宫东南，相传为古蜀国墓志，数十年前其石尚存，据《四川总志·山川》记载，“石有五块，（各）高一丈”。《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四：“五块石。（成都）府城治南万里桥之西有五石相叠，高一丈余，围倍之。”今天在成都市火车北站西侧仍有“五块石”这个地名。另据20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后编辑出版的四川各市县《地名录》来看，在双流、彭州、威远、安岳、乐山、丹棱、万县、宜宾、营山、达县、大竹等十多个县市均有“五块石”地名。此类地名因历史遗迹五块石而得名。为什么在四川及周边的很多地方曾经有这么多的地名叫“五块石”呢？其实，熟悉古代巨石文化的人就很清楚，五块石就是远古巨石文化中的石棚遗迹，只有石棚才至少为三块或五块大石搭建而成，较完整的石棚应该就是用五块巨石搭建而成，在辽宁等地的巨石文化遗迹中不难见到这类石棚遗迹。只是因为年代太过于久远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等缘故，现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已难以见到这种石棚遗迹了。成都市区内有著名的石室中学，相传因汉代的文翁石室而得名，这同样是由古蜀国时期的石棚遗迹演变而来。此外还有石笋，《蜀王本纪》有：“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迁蜀山。王薨，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笋，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今成都市三洞桥附件仍有石笋街的地名。

除成都附近大石遗迹较为集中外，在四川其他地区也同样有许多巨石文化的遗迹和传说。例如，据《蜀本纪》、《淮南子》等古籍记载，“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故有“禹生于石”的传说广泛流传。在南充市南部县禹迹山上有禹迹石。《蜀中名胜记》等书记载，在内江县下有：“石笋山，治东南七十里，有石笋者三。下圆上锐，耸峙汉表。”南溪县下有：“乞子石，在马湖南崖东，有二石，夹青衣江，树对立，如夫妇。”永川县下有：“县有莲池坝，二巨石崇耸欲合。”綦江县下有：“瀛山，其上有白云观，观前石笋参天。”大竹县下有：“雁平里有七石，参差并立，若碑林然。编户西里有亢谷，石长数丈，高五尺，厥形若鳅。”《太平寰宇记》卷八三：“石新妇，在剑阁上。《蜀记》云：‘昔有人远征，妻送至此，大泣，不忍归，因化为石。’”

是什么原因促使大石墓的建造者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情况下，花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来建筑这种巨大的墓室呢？其实这是一种大石崇拜现象，这种现象在世界的古代民族中并不少见。西欧、日本都有这类大石崇拜的遗迹。在我国辽东半岛，也有一种相似的大石崇拜遗迹——石棚。四川人的祖先之一—古蜀人，也是大石崇拜者。除了古蜀国的五丁开山之外，更为人们熟知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山愚公了。愚公移山与五丁开山的神话传说，均是典型的远古时期巨石文化的折射和产物。而从禹生于石，身后葬有禹穴和“启生而母化为石”等传说和史迹可以推断出，夏朝应该是我国古代巨石文化的鼎盛时期，直至商代依然有以巨石为社祭的习俗，西周以后巨石文化迅速销声匿迹，及至春秋战国以后，人们对巨石文化已逐渐生疏。

在中国曾经占统治地位达三百余年的满族文化随着满清王朝被推翻也被基本灭绝。民国初，伴随着驱逐鞑虏的口号，各地都曾经有过驱逐满人，甚至大规模屠杀满人的行为。这一段史实现在却无人去考证。想来当初满人入关，曾经有过扬州十日等屠城，以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悲惨一页。因此，汉人如何驱杀满人也就无人追究了。曾经在西至新疆，南至广东的广袤国土都有满族人集中聚居的城垣，大多以满城为名，满文也曾在清代成为官方文字。而现在除了各地残存的满城城垣之外，也就是旗袍和满汉全席算是满清文化的残存了。

辛亥革命以来，先有白话运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1949年以后又全盘学习照搬苏联，思想改造，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革文化的命，其结果是只有革命，没有文化。破四旧，砸烂封资修，儒释道乃至各种民间宗教习俗等所有传统文化都被扫荡一空。浩劫过后，悠久的民间文化、民风民俗基本上被斩草除根。过去在民间广泛祭拜的土地神、山神、河神、海神、树神、社神、城隍、妈祖、祖先崇拜乃至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现在除了人们趋之若鹜的财神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杳无踪影，在传统文化方面真正做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断裂。现在回过头来，只有勉为其难地去抢救发掘劫后残存的文化遗产。而所谓的文化遗产大多只能是存于文化遗产公园中和学者书斋里的文化化石了，至少在汉族地区已经很难见到传统意义的土地庙、城隍庙、山神庙之类的民间文化了。从文化史的角度讲，大量消亡的文化不正是意味着文化断裂吗？过去人们做事总还会有所忌惮、避讳，有族规家法等禁忌；有所谓人在做，天在看；白天不做亏心事，夜晚不怕鬼敲门。现如今不敬天地祖先，也不信鬼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道德信仰沦丧到肆无忌惮，这不正是文化断裂带来的恶果吗？倘若人们还相信万物有灵，相信树神、土地神等，大跃进也不至于将森林树木都砍伐殆尽了。现代的中国人最缺乏的是信仰，这正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断裂后人们痛定思痛的醒悟。

被断裂的中国文化以上仅举数例，无疑是挂一漏万。其他消失的文化如吴越文化、西域文化、东胡文化、匈奴文化、鲜卑文化、草原文化、西夏文化、象雄文化、古格文化等，举不胜举，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虽然说文化是动态的，如同人的血液一样，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吐故纳新。但民族文化乃一个民族能够繁衍生息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而文化底蕴的厚重同样需要长期的积淀传承。从中国文化的断裂看人类文化发展史，恰如熊瞎子掰苞谷一样，走一路丢一路。谁也无法说清楚，被遗弃断裂的文化中哪些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哪些又是弥足珍贵而却无法挽回的瑰宝。阴错阳差，时运使然。时至今日，西方的消费文化更是席卷全球，迅速地吞噬着世界各民族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是福是祸，已渐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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