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新秧歌运动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文艺工作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倾向得到了彻底改观。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主动地深入到农村、工厂、部队、学校，广泛接触人民群众，自觉向他们学习，从民间文艺、陕北民歌中汲取营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创作。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各艺术门类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新秧歌运动。1943年春节，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了“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运动，在陕北民间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影响的民间歌舞秧歌——这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一下子成为文艺工作者联系广大群众的最便捷的形式，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秧歌队走向街头、村落，使延安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之中。新秧歌运动最先从小场子秧歌开始，产生了《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拥军花鼓》(安波填词改编)这样的优秀作品。随着新秧歌运动的不断发展，延安文艺工作者利用原来在群众中广泛流行的“二人场子”、“打花鼓”、“推小车”、“运盐”等被称为“骚情秧歌”的旧形式中，加入生产劳动和革命、抗战的新内容，创造出了具有丰富故事内容和戏剧性情节的新秧歌——“斗争秧歌”。新秧歌融合了话剧、戏曲的表演方式，在音乐上除了原来的民歌曲调还加入了关中邱鄂、陕北道情等戏曲音乐曲调，增强了秧歌剧的表现力。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是新秧歌运动的代表性作品。这些秧歌剧一般短小精悍，情节比较简单，人物只有两三个，叙事线索也往往比较单一。但随着文艺工作者不断地深入生活和学习社会，他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需要文艺来表现，这就迫切的需要一种更为宏大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这种深刻的思想主题。尤其是在音乐上，“原有的戏曲音乐和民歌已经不能充分地完整地表现当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原有的戏曲音乐类型化的手法不能达到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的要求，原有的戏曲音乐的体裁更缺少表现当代的群众力量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使秧歌剧向前跨进了一步，走上了新歌剧的道路。”

1942年文艺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秧歌运动。早在文艺整风之前，延安文艺界曾存在关门提高、脱离群众的问题。当时延安文艺舞台演出的多半都是大戏、外国戏，如《日出》、《悭吝人》等，音乐工作者演出的则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等纯艺术作品，文艺接受群体主要是学生和机关干部。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这样的文艺作品因为不能反映现实的生活和表达人民的情感，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较大，不能充分发挥文艺作为对敌斗争武器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延安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掀起了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新秧歌运动就是延安文艺工作者为实践“讲话”精神，响应毛泽东“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的号召，密切结合广大群众所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文艺运动。

一、秧歌运动的兴起

秧歌是我国北方农村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它集歌舞形式于一体，生动活泼、风格独特、极富表现力，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艺术的结晶。秧歌活动最早与民间驱鬼避邪的傩仪有关，后经人民群众的创作发挥，逐渐脱离宗教祭祀、成为一种娱乐性的民间艺术形式。早在文艺整风之前，延安的一些剧团也曾扭过秧歌，还曾为文艺普及工作编过一些“小调剧”，但因是普及性创作，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为积极响应新文艺方针，开始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学习民间艺术，并在学习过程中创造性地改造和发展了秧歌这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将传统秧歌中封建迷信、男女调情等内容剔除，加入了工农商学兵等新社会人物形象，使传统的“骚情秧歌”转化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斗争秧歌”。

1942年9月23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秧歌舞简论》。文章指出，一般的秧歌，多在冬春农闲时节作为劳动之余的娱乐活动，但是边区的秧歌，除了娱乐功能外，已经成为一种参与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武器。丁玲还对秧歌剧与秧歌舞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剧，以诗歌为主体；后者是舞，以舞为主体。此文体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对于陕北民间秧歌的关注和重视，并显示了秧歌正逐渐成为人民表达思想和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讲话》精神鼓舞下，延安的新秧歌运动蓬勃发展起来。1943年元旦，为庆祝新年，开展拥军、拥政爱民活动，延安鲁艺组织的秧歌队率先走上街头，演出了小场子戏《拥军花鼓》《七枝花》《运盐》《跑早船》《推小车》等秧歌节目，这次演出是鲁艺文艺工作者为实践《讲话》精神，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不仅学习了民间秧歌表演形式，还推出了一批新秧歌作品。但此次演出还存留有民间秧歌中的小丑形象和男女调情等成分，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未脱离旧秧歌的窠臼。此后，鲁艺秧歌队经反复修改，去除了传统“骚情”秧歌中格调不高的内容，于1943年春节为延安市民奉献了一场具有崭新风貌的秧歌会。

二、秧歌运动的发展与高潮

1943年春节(2月4日)，为配合当时有两万余人参加的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会，延安各界艺术团体、秧歌队、宣传队齐集南门外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2月9日，鲁艺组成150余人的秧歌队走上延安街头，从此，秧歌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大秧歌队以镰刀、斧头领头，人物形象全是工、农、兵、机关干部、学生、少年儿童等，丑化的人物形象消失了。新秧歌的表演形式是在原有的民间形式上换了新的内容。”他们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演出了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还演出了《腰鼓》《旱船》《霸王鞭》《推小车》《挑花篮》《打花鼓》等文艺节目，内容均以庆祝废约、拥军、拥政、爱民以及生产运动为主题，反映了时代风貌，贴近了人民生活，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极大轰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观看了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连声说好。“毛主席连连点头，发笑，赞道：‘这还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共演出40余场，足迹遍布延安城内外。他们每天给延安农村演出五、六场秧歌，群众热情跟随并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群众热烈欢迎新秧歌剧的情景十分感人，当时鲁艺秧歌队走到哪里，人民群众就跟到哪里。为了观看秧歌，有的老百姓还常常怀揣着干粮从几十里外跑来看秧歌。延安城北门外有个文化沟，沟宽有二百多米左右，两面是山坡，当鲁艺秧歌队在文化沟演出时，观看的群众坐满、站满了整个山坡，笑声和掌声不断，场面十分热闹。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对秧歌队员说：“‘鲁艺家多亲

呢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开始作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继鲁艺秧歌队之后，延安各专业文艺团体和群众业余剧团纷纷组织秧歌队，创作了150余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秧歌节目，在延安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演出活动。这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秧歌运动，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

自此次春节秧歌盛会后，每年的元旦、春节以及重大宣传集会活动都要闹起火热的秧歌来。1943年底，为贯彻党的新文艺方针，延安各剧团在西北局宣传部号召下纷纷下乡，其中鲁艺去绥德分区，民众剧团去关中，西北文艺工作团去陇东，青艺和部艺去三边，平剧院去延属各县。这些艺术院团将新秧歌带到了乡下，宣传了党的新政策，推动了乡下秧歌的发展。

1944年，延安新秧歌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这一年，群众性秧歌运动盛况空前，高潮迭起。元旦期间，保安处秧歌队、行政学院、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军法处秧歌队为庆祝新年演出了丰富多彩的秧歌节目。春节期间，虽然延安五大专业文艺团体的秧歌队都下乡了，但延安各地的秧歌却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闹得更加红火。许多机关、学校、文艺院团和部队都纷纷组织起了秧歌队，创作排演新秧歌节目。自2月1日前后开始，陕甘宁边区群众秧歌队纷纷出动闹起了秧歌。如由西北局、边区抗联、边区文协三机关组成的延安南区宣传队、西北党校秧歌队、延安市民秧歌队、安塞群众秧歌队、马栏各机关秧歌队、延属分区秧歌队等，其中仅安塞群众组织的秧歌队就有30多个，规模宏大。延安市民秧歌队声势浩大，服装鲜艳，排演的节目形式多样，采用了眉户、河南坠子等民间曲调，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这些秧歌队的组成人员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商人、店员、市民，他们积极改造旧秧歌，创作排演新秧歌，表现了新事物，宣传了新政策，使秧歌真正成为团结群众、结合群众的普及性艺术形式。2月23日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演出的秧歌队及其节目有：保安处的《红军万岁》《冯光琪锄奸》，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的《好庄稼》，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学校的《刘生海转变》，西北局的《女状元》(即《一朵红花》)和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开荒》。这次汇演成为1944年间延安新秧歌运动中最为壮观和盛大的文艺景观，是自《讲话》发表以来，对“延安文艺运动新方向的一次检阅”，并充分说明“革命文艺已和广大群众逐渐密切结合起来”。‘

为团结群众、推行新政，西北局宣传部决定进一步普及新秧歌，推动秧歌运动的发展。1944年8月8目，边区文教会筹委会、西北局文委召开座谈会，讨论下乡办冬学及推动秧歌运动的相关工作。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应组织专业团体下乡，帮扶和推动群众的秧歌活动，组织成立乡下秧歌队，鼓励乡下群众自己创作短小精悍的新秧歌，使秧歌运动得到全面普及。自此，从1943年的“秧歌下乡”到1944年的“乡下秧歌”，秧歌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全部铺开了。在专业艺术团体的帮助下，乡下秧歌迅猛发展，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群众秧歌队和新秧歌作品。为此，边区文教大会专门对秧歌运动的普及工作做了检阅。11月6日，乡下秧歌第一次会演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其中关中分区刘志仁、汪庭有、王中泉的《跑红火》，三边分区杜芝栋的《破除迷信》，陇东分区黄润等的《减租》，延安市桥镇乡改编的《小姑贤》、《蛮婆算命》等秧歌节目，内容新颖、形式活泼，民族风味浓郁，深受观众喜爱。文教大会期间，群众秧歌代表还前往鲁艺参观，并作了有关群众秧歌经验和方法的报告。文教大会艺术组还介绍了群众秧歌典型南仓社火和镇靖城的秧歌活动，由马可、李清宇执笔的《刘志仁和南仓社火》，苏林执笔的《杜芝栋和镇靖城的秧歌活动》先后在《解放日报》发表。在表彰大会上，群众秧歌队的杰出领导人刘志仁获得了特别奖，在秧歌运动中表现突出的艾青获“模范工作者”称号。年底，绥德分区四十里铺基干队员秧歌队、陇东华清影子戏班演出了《改造二流子》、《移民》、《兄妹开荒》、《刘二起家》等秧歌剧，受到了群众欢迎。

此间，几支下乡剧团也为宣传新政和推广新秧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几支专业艺术宣传队从1943年底下乡到1944年春相继回到延安。下乡期间，这些文艺工作者积极实践《讲话》精神，虚心向工农兵群众学习，积极配合当地的新政宣传工作，创作排演各种秧歌节目，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如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分区的工作成绩就比较突出，工作团在绥德几个月时间里，先后在绥德、子洲、米脂、佳县、吴堡演出了《血泪仇》《妇纺》《夫妻逃难》等剧，演出次数多达70多场，所到之处的老百姓都看了“鲁艺家”的秧歌。他们还配合了绥德的减租运动，并根据实际斗争情况创作了《减租会》。《减租会》是运用陕北道情的曲调编写的，主要是宣传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其中的主要唱段就是著名的《翻身道情》。此外，鲁艺工作团还配合了子洲劳动英雄大会、米脂新年活动，佳县移民运动、吴堡生产运动等活动。秧歌队一边演出，一面学习邱鄂、道情等民间艺术，并收集了300多首秧歌小调，创作修改了不少新秧歌剧本，其中就包括五幕秧歌剧《惯匪周子山》。下乡剧团秧歌队的文艺演出活动，贯彻和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方针，“使艺术服从政治及民间形式改造这两个问题得到了实际解决”。

1945年，群众秧歌持续深入发展，秧歌盛会不断，秧歌-运动高潮迭起。1月13日，边区群英大会表彰了文艺界35名模范工作者，其中甲等奖16人，乙等奖19人，在秧歌运动中贡献突出的艾青、王大化、张水华、吴雪等人都获得了甲等奖。此外，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平剧研究院、枣园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文艺院团也获得了团体奖。此次颁奖体现了边区政府对秧歌运动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参与秧歌创作和演出的热情，进一步将秧歌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春节期间，延安交通工厂、被服工厂、纬华工厂联合组成秧歌队，延安市民秧歌队，北郊秧歌队，桥镇秧歌队，边区银行，光华印厂，延安西川口机关秧歌队，鲁艺青年队，鲁艺工作团、边区文协春节宣传队，绥德文工团和十三寨秧歌队等纷纷出动，演出了丰富多彩的秧歌节目，活跃了节日气氛，整个延安城锣鼓喧天，热闹非凡。2月23日，延安秧歌队到枣园给毛主席拜年，演出了具有劳动气息的《小放牛》《妇纺》等秧歌节目，毛主席讲话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九千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可见，秧歌已经成为新春时节群众集体拜年和联欢的主要形式。

除了以上联欢形式外，靖边镇八个秧歌队、绥德县吉镇区秧歌队、橹县以及延川县的秧歌队还举行了盛大的秧歌比赛大会。其中橹县和延川县的秧歌比赛规模较大，参赛秧歌队几十个，队员多达数百人。春节期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秧歌盛会层出不断，欢腾热闹的新秧歌反映了民主政权下人民群众饱满的生活热情和革命斗志。3月5目，桑夫在《解放日报》发表《乡下秧歌》一文，记述了春节期间秧歌盛会的热闹景象。1945年8月15目，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晚，延安市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秧歌游行活动，整个延安城灯火通明，一片欢腾，传达了抗战胜利的激动和喜悦。在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影Ⅱ向和带动下，新秧歌还传播到了重庆，并很快在全国解放区和各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

三、关于秧歌剧的报道和理论探讨

作为新秧歌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秧歌运动的报道、评论和理论探讨也助推了秧歌运动的发展。1944年春，随着秧歌运动新高潮的崛起，有关新秧歌的报道层出不断，其中仅林默涵一人就发表了《保安处的秧歌》《留政秧歌队》《延安市民秧歌队》《关于秧歌的三言两语》等4篇报道。此外，还有汶沙的《清凉山秧歌队的演出》、周前的《马栏的春节秧歌》、艾思奇的《群众自己的秧歌队》等文章，以及《南区宣传队》《西北党校的秧歌队》《延属分区秧歌队的演出》等短评和通讯。这些报道在宣传秧歌活动，总结秧歌创演经验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秧歌运动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方面，也涌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文章，如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周扬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张庚的《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周立波的《秧歌的艺术性》、冯牧的《对秧歌形式的一个看法》等。

在《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中，艾青对秧歌剧的内容和形式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在分析秧歌迅速崛起的原因时，艾青认为，“它体现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在新的政治环境和新的经济条件下，群众要求着自己的文化艺术：能很快地反映现实”。在内容上，“它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它以军政民团结，对敌斗争：组织劳动力，改造二流子，增加生产；破除迷信，提倡卫生为主题。”。在形式上，“吸收了民歌、民谚、旧秧歌剧、地方剧、话剧的成分”结合而成为新的群众性歌舞剧。在音乐上，艾青认为“全剧要有音乐的气氛”，“音乐的作用在使人物的语言、歌唱、动作、表情增加色调——使悲伤的更显得悲伤，快乐的时候更显得快乐。”秧歌剧中的歌曲主要来源于民间歌谣、小调，因为通过这些为老百姓所喜闻爱唱的调子，歌词中的宣传内容才易于被他们接受。此外，艾青还就秧歌剧的舞蹈、化妆、服装、道具、表现手法等作了全面的介绍。此文是艾青在总结秧歌运动经验基础上所写的，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切中要领，是秧歌运动中十分重要的理论文章。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是周扬在看了春节秧歌盛会后所写的一篇长文。文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秧歌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这“是实践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初步成果”。文章对延安春节秧歌运动盛况做了详细论述，指出新秧歌是“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是已经消灭了或至少削弱了封建剥削的新的农村条件之下的产物”，群众“已不只把它当作单单的娱乐来接受，而且当作一种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表现，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在内容上，新秧歌的主题和人物都在变，不再以恋爱为主题或表现单纯静止的农村生活，而是表现了新的时代生活和新的时代风貌，已经成为“人民的集体舞，人民的大合唱”。在形式上，它“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素”，“吸收话剧的手法和长处”，“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在作用与意义上，周扬认为秧歌剧能够迅速、简单、明了的反映群众生活斗争，它是建立大型民族新歌剧、新话剧的重要基础及推动力量。此外，文章还对秧歌剧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以后的秧歌运动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张庚的《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也是一篇总结秧歌运动经验的文章。文章就如何收集素材、结构剧本、刻画典型、运用语言、写词配曲、表演和学习社会等七个问题进行了总结。周立波在《秧歌的艺术性》一文中，首先肯定了秧歌运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其后介绍了新秧歌的艺术特征以及形式特点。他认为新秧歌应该短小精悍，富有民间色彩。在形式上应该做到剧情简单，风格明快，舞蹈优美，音乐好听，乐器协调。冯牧在《对秧歌形式的一个看法》一文中，提出新秧歌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提高，使之更加群众化，还主张秧歌剧创作应该吸取精华，勇于创新。这些文章对秧歌的内容、形式，创演经验，艺术风格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和中肯的评价，一些观点高屋建瓴，颇具理论含量。

在乡下秧歌蓬勃开展之际，为进一步推动乡下秧歌的发展和普及，延安文教会艺术组举行了秧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秧歌队队长、伞头，农民画家，延安大学的贺敬之、程钧昌、丁毅等人。在座谈会上，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店员等积极发言，对秧歌的创作、组织等问题发表了很多看法。他们主张秧歌是宣传手段，应内容第一；创作上主张集体创作，“照实情编”，情节简单，短小精悍。他们还就秧歌创作过程中的语言运用、细节描写以及故事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此次座谈会解决了群众秧歌运动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为乡下秧歌的创作、组织、表演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此外，延安新华书店等文化单位也不断刊登新秧歌剧本的广告，如延安新华书店、华北书店曾登出《秧歌小丛书》《新秧歌集》广告；延安北关文化沟印工合作社登出《张治国》、《军民联欢》《军爱民、民拥军》《牛永贵挂彩》等秧歌剧广告；延安华北书店登出《动员起来》《女状元》《变工好》《王有才归队》《组织起来》《刘生海转变》《钟万财起家》《冯光琪锄奸》《减租》等秧歌唱本广告。1944年9月10日，重庆也出版发行了“新华文艺丛书”《秧歌剧初集》，并刊出广告称：“秧歌剧是农民艺术形式，在西北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群众艺术运动中的重要艺术形式。本集收有王大化等著《兄妹开荒》，周戈著《一朵红花》，周而复、苏一平著《牛永贵挂彩》，都是在西北演出上百次的佳作。卷首并有周而复长篇序文，论述秧歌剧形式的特点和发展的道路。”文化出版行业对于秧歌剧的宣传和介绍扩大了秧歌运动的影响，使新秧歌剧作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为实现党的新文艺方针所取得的重大收获。秧歌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焕发出了绚丽夺目的光彩。它不仅从艺术实践上真正解决了文艺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还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