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山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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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共和国史，1 97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为标志，已持续五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现转折之势。在时隔良久之后的追述中，一代人的迷失、怀疑和“觉醒”，均藉此萌发。

对刚刚二十出头的共和国来说，如此危难局面并非首次遭遇，但其剧烈和影响的深远程度却又前所未见①。今天看来，创造“新”中国、 “在中国发现历史”和中国主导的未来，三条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当代史叙述路径，恰在此时狭路相逢，彼此想绕开都难。在这样的背景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段笛子演奏的悠扬旋律以弦乐衬底，随心率性而至，自言自语般响了起来。《文心雕龙·时序》有言：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法国哲学家贾克·阿达利（ Jacques Attali）则指出：“音乐是预言。它的风格体裁和经济的体制是先于社会其他层面的，因为音乐探究一个既定符码中所有的可能性，而且远比有形现实所能做到的更快……它不仅是事物的意象，也是日常生活的超越、未来的先驱者。”②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之所以在面世之初就产生沁人心脾、润物无声的魅力，在经过时间的淘洗后又仍不失其鲜亮的色彩，其奥妙也系乎于歌曲所传递的声情风貌与难测时局所构成的强烈反差。

说起这首歌曲，在很多当年听众的脑海中，恐怕都会立刻浮现出一只白底红字，题为《革命历史民歌五首》的小歌本，或是封套上印着延安宝塔山图样的密纹唱片《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但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创作改编主体的“陕西文艺工作者”具体包括哪些人7他们的集体协作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局面？歌曲的来源、背景及其所传达的情感，与时代的命运又曾有过怎样的联系？

延安与“西工团”

这首歌的曲作者刘烽那年刚过43岁。当时的他，身份还是西安市儿童剧团的团长，却已在“造反”浪潮中受到冲击，并无实际工作可做。凭借1964年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建立的联系，刘烽被一家印刷厂以“调去批斗”的名义暂且保护下来。多年后再度提起往事，他用带点陕西口音的普通话笑着说：“那时候，咱们就是‘靠边站’啦！③

这丝笑意里既包含着洒脱，也是满满的辛酸和无奈。当时的他，或许还无法预见到《革命历史民歌五首》会给“陕西文艺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荣耀;也不会想到，自己将会因为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而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赢得人们由衷的敬仰与感念。

1 928年，刘烽出生在西安，8岁时就追随长兄刘炽的脚步奔赴延安。两位少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人民抗日剧社” （后改名‘八路军抗战剧团’），逐渐成长为多才多艺而不畏艰险的文化战士。他们致力于将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策略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变成鲜活的歌声，使之在西北土地上生活着的无数战士与群众心里生根发芽。

1 940年，在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和绥德地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北文艺工作团”。1 947年，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西北野战兵团由总司令彭德怀和政委习仲勋指挥，经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扭转了西北战局。在此期间，因应战时需要“西工团”奉命调派前线并改称“一团” “二团”④。经过数度扩大和整编，到1 948年， “西工团”已成为活动范围覆盖广大西北地区的文艺团体。该团随军转战陕、甘、宁、青、晋等地，身为团员的刘烽也参与了其中大量戏剧和歌舞的音乐创作。1 949年5月， “西工团”一、二团合并，改称“西北人民歌舞剧团”，又于1 953年改编为专业的陕西省歌舞剧院。1 960年，为了支援西安市文化建设，刘烽参与新设西安市儿童剧团的创建工作，出任第一任团长兼作曲人员⑤。

最早，《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作为《革命历史民歌五首》中的一首而为广大受众所熟悉的。这组歌曲的歌词和简谱曾于1 972年2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者署名一栏写作“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但实际上，这些作品早在1 971年中期就开始筹划，同年1 2月25日就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听众播送过。后来，中国唱片社灌录了同名密纹唱片，1 958年成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则专门为此拍摄了纪录片，进而又被编入了中小学的音乐课本。可以说，歌曲的广泛流传与新中国文化生产体系的渐趋完备，也有着分不开的关联。

据刘烽回忆，参与集体创作的陕西文艺工作者以陕西省歌舞剧团（前身为1 940年在延安成立的西北文艺工作团）的人员为主体，除他以外，还包括徐锁、关鹤岩、李若冰、冯福宽、油达民等。而促成这次活动及这组作品的“中央指示”，实际上是一项特别的创作任务：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由中央组织人力来编写几首陕北民歌，作为革命歌曲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就精神生活的现实状况而言，需求也显得直接而迫切。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经过“文革”前期的“破除”和“批判”，此时仍具“合法”地位、可以公开播放与传唱的音乐作品，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包括《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和“语录歌”等在内的几首“革命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因词作者田汉被打成“叛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以器乐演奏曲的形式出现。音乐创作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凋敞似乎是亲历者们相当普遍的感受。刘烽本人也提到，当时有不少老同志反映说： “歌曲太少，当年在西北的时候好歌那么多，为什么不唱革命根据地流传的那些老歌呢》”⑥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的组长王敬之和音乐编辑王惊涛携带中央广播局军管会的公函，于1 971年5月22日抵达西安。他们肩负的职责就是采集民间素材加以改编，以期对改变“贫乏”的音乐气氛有所助益。

当时，上述参与创作的陕西文艺工作者中，有的已被打为“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关押在“牛棚”，或是在农场中接受“勞改”。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和交涉变成了“解放”他们的绝佳契机。随后，在地方广播局和文艺机构的协助下，他们赶赴延安，又吸收了身在当地的作家李若冰和作曲家梁文达，以十人小组的形式，开始着手访问当年曾为毛泽东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博物馆，收集民歌资料，为集体改编和创作做准备工作。

初夏时节，在俗称“老交际处”的延安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十人小组在贺义、航海、党音之等延安音乐工作者的协助下，很快就整理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工农齐武装》四首作品。其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词出自环县曲子镇农民孙万福之口。1 943年冬，孙万福作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之一，在位于延安杨家岭的西北局办公厅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出于翻身的喜悦和对领袖的感激，原本并不识字的孙万福以“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开头，即兴赋诗一首。诗句后来经过改写，就成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词⑦。《军民大生产》同样来自陇东地区。歌曲中反映热火朝天的集体劳作场面的劳动号子： “西里里里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呔”，经过音乐工作者们的编配，其生动情态尤显错落有致。《工农齐武装》的曲调取自陕北民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多次被填入反映土地革命内容的新词：比如“花儿遍地开/红军就要来/这几天就要打下黑龙寨”;又如“手提盒子枪/身背无烟钢/盒子子儿推上膛/打死贼连长”等。到了1 936年，红军为巩固和扩大苏区、打通抗日路线、将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统一起来，决定挥师东渡黄河，向盘踞山西的阎锡山部发起进攻。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为此又给上述曲调填上新词，成就了《东征》这首歌曲“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我们的铁红军。”⑥《翻身道情>一曲，则将唢呐这种乐器深情悠长与欢快昂扬兼而有之、收放自如的特点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革命传统与时代转折

按照最初的工作构想，已有的四首歌曲完全符合要求：曲调优美，而且也确实都属于革命时期已经广为传唱的作品。然而，创作组的李若冰却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一来，陕北民间音乐中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如信天游，还没能得到展示;二来，歌曲内容方面，红军战略转移到达陕北的历史画面还缺乏足够的表现。⑨

参与歌词创作的文学工作者李若冰，也是刘烽早在“抗日剧社”时期就熟识的老朋友。歌曲创作开始之前，他恰好沿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转战陕北的路线走了一圈。创作组进驻的时候，他才刚刚回到延安。他向来访的刘烽提议，“应当有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并认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就是中国革命有了落脚点”。他的提议同时也和创作组采访劳模杨步浩时获得的印象不谋而合：长久留存在杨步浩记忆中的，正是老百姓以高涨的热情欢迎中央红军的场面。这样一副热烈动人的画面，直接催生出歌中“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这句唱词。对刘烽而言，陕北高原无疑还承载着他本人少年时代在延安参加革命、追随人民解放事业的亲身经历。今天看来，通过将歌曲所表现的具体情境立足于”中央红军到陕北”的历史事件，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凝聚起厚重深远的历史情绪，又在多个层面上重现并呼应着民众在饱受压抑之感后企盼变革的情感诉求。

不过，若是没有巧妙的均衡和对歌曲总体的结构性统筹，很难想象这首歌曲还能呈现出上述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性的艺术效果。事后回顾创作思路时，刘烽介绍说： “合唱部分采用的是大写意手法，描绘了一个模糊的背景，好像万千民众的欢呼声在山谷中回荡。”随之响起的笛子乐段，悠远中透出曲折，仿佛一颗嫩芽佝偻着颈脊，艰难地抬起沉重的头颅。在他看来，这段笛子领奏“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到了群山起伏、天高云淡的西北黄土高原”。间奏部分，刘烽采用了从《百灵子过河》基音改编的快板，从而使之与胞兄刘炽创作改编的《翻身道情》和《胜利锣鼓》相映成趣。对照来听的话《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既有《兄妹开荒》“雄鸡高唱天下白”式的灵动，又不乏“风吹稻花香两岸”式的宽广。悲喜在歌声中凝成自觉的意志。乌云过后，晴天已经不远了。

1 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辑出版了《战地新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在第一集中就收入了全部五首“革命历史民歌”，并加以特別介绍。不仅如此，编者还以分类的方式，吸纳了另外两类作品：文革以来新创作的革命歌曲和重新填词、改词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尽管五首“革命历史民歌”在编者前言中位列最后一类，但它对”新创”的首倡之功却不容忽视。事实上，早在1 970年2月份， 《红旗》杂志就曾以《革命历史歌曲》为题“重新”发表过《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等五首作品。不过，一方面，这些歌曲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确乎只能作为“历史”歌曲被接受;另一方面， “战歌”、进行曲等艺术形式和曲风，在贴近生活实感和受欢迎的程度上，并没能超过这些“革命历史民歌”。

内陆与边疆：来自 民间的气韵

五首歌曲编创完成之后，在等待中央广播电台及文化领导小组审查期间，创作组成员和参与组织、编配的吕韧敏、仇德明、卞春光等人一样，心中既充满期待，又有一丝不安。不难想到， “五首民歌”的编创过程中存在着无数的未定因素，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有可能影响到这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然而，自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文艺工作者遵循“讲话”精神，沿着延安文艺开创的道路，对民间文化资源的蓄积和整理，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音乐出版社1 954年出版的《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中，就已经选录了后来成为《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灵感与素材来源的《女娃担水》《十八姐担水》《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大量优秀的民歌作品⑩。这样看来， ”五首民歌”的出世又是势在必然的结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广受好评的笛子前奏，就是刘烽根据平时学习民歌所获得的积累，自行创作的成果。歌曲整体上对生活实感的重视，齐唱、独唱、合唱等形式的交替使用，民族管弦乐队交响化编配的尝试等，均确凿无疑地表明，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密切结合中国社会具体经验的现代性实践，蕴藏着无比丰富的艺术潜能和创造力。

这次集体创作遵循的是“先有词，按词配曲”的原则，歌词的构思同样能体现出深藏在民间文化中丰盈的生命律动。歌词生动鲜活的表达方式，既蕴含着无尽的浪漫，又给听众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极大地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至于起到点题作用的那句唱词的由来，刘烽回忆说：“因为从小跟着红军闹革命，从剧团到‘鲁艺’，一直都在陕北，所以对于陕北的风土人情一直很是喜欢，以前条件不好，经常劳作。有时候出去劳作的时候就看到一片片的山丹丹，非常的壮观，也很漂亮，这是当时非常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看上去还是很美好的东西。我一下就想到了这个花，提议要不就最后两句有一句写山丹丹吧！可是山丹丹开花怎么样，总要有个形容词。结果大家说什么的都有，但是都觉的不够好，没有表达出内心的那种情感。最后关鹤岩想了一会儿，拍板说那就用‘红艳艳’吧！大家一听这个词好，这个词与前面的一句押韵，而且读出来朗朗上口。最主要的是比前面所有的词都生动，都新鲜。”⑪

有论者曾指出：“在中国革命歌曲中，与边疆地理密切相关的，是对于中国大地的辽阔性的全面建构。如果说， ‘边疆’是革命地理的起点，那‘辽阔性’则是中国空间变革的结果，一个没有终点的空间。”⑫事实上，无论中国历史上社会空间的变革不断予以提示的“辽阔性”，还是“内陆”与“边疆”相对位置的设定，都既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一系列“发源地”“边区” “根据地”等政治创造赖以生成的前提，也是革命主体因应时势对既有地理秩序和空间想象加以重构的结果。因此，延安时期奠定的对民间音乐传统的珍视和对丰饶的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也为刘烽本人遍及内陆与边疆的艺术步履充当着精神性的指引。

1 949年，刘烽曾随王震率领的解放军部队赶赴新疆。基于延安时期的文艺生活经历，王震原本希望音乐工作者们能够创作出一部新疆的《白毛女》，但因行程仓促，未能如愿。不过，这次新疆之行让刘烽接触到了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的瑰宝“木卡姆⑬。他的工作不仅促成了1 951年《十二木卡姆》的记谱、首次录音和整理，《新疆好》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也直接得益于此。在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期间，刘烽又主持了《少数民族乐器志》《中国岩画》《少数民族文学史》等著作的撰写和出版工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透过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历史流转的波澜起伏与雍容有度均历历在目。借助这首美丽的歌曲，共和国在举步维艰的时刻，一股少年的朝气与豪气突然溢满胸间。侧耳听来，这歌声中无疑也涌动着音乐工作者们默默耕耘的身影：在远坡的洼地里，一簇簇火焰跳动不息：一丛丛野生的百合，正将隐忍的激情注入即将到来的春天。

附记：

本文即将刊载之际，从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处得知刘烽先生于201 8年4月16日因病离世。笔者在深感哀痛与遗憾的同时，谨以此文向这位优秀的音乐家及其走过的不平凡道路致敬！

①参见北岛《断章》、阿城《听敌台》、鲍昆《黎明前的跃动》、 唐晓峰《难忘的1971》、韩少功《漫长的假期》等回忆文章中 的相关叙述，见于北岛、李陀主編《七十年代》，北京：三联 书店2009年版。

②[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 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③⑨引自笔者2016年12月21日对刘烽先生的采访。

④据2018年9月9日笔者对刘烽先生爱人刘燕平老师的采访录音整 理。

⑤据2016年12月29日笔者对刘燕平老师的采访整理，刘烽先生之子 刘勇老师在2017年3月7日与笔者的通信中给予了进一步的订正 和补充。

⑥转引自李慧君《（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创作纪实》， 《戏剧之家 （上半月）》2014年第6期，第95 96页。

⑦参见黄正林《‘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怎么来的？》， 《南方都 市报》，2015年12月31日。

⑧引自笔者2016年11月27日对刘炽先生之子刘欣欣老师的采访。

⑩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整理《陕 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北京：音乐出版社1954年版。

⑪刘烽《（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问世记》，《人民日报》2006年11 月11日。

⑫徐敏《歌唱的政治：中国革命歌曲中的地理、空间与社会动 员》，刊于《文艺研究》2011年第3期，第76页。

⑬赵征溶《让我们荡起双桨——追寻刘炽和他的旋律》，北京：人 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