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改革遭遇三大险阻
时间：2020-12-06 08:00: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十年电信改革在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也逐渐剥开了电信产业“肌体”深处的伤痕：价格大战、互联障碍、数字鸿沟、违规建设、技术分歧、异质替代等问题层出不穷。产生这些问题是产业发展自然阶段的正常现象、还是电信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许多资深的电信业界人士在理论与实践、市场与技术、管制与竞争等不同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至今仍胜负难分、真理未明。我认为从当前电信产业和电信市场的现状来看，中国的电信改革正在遭遇“三大险阻”，如果能够顺利逾越，中国电信业的未来前程可能是一片坦途。
险阻之一：经济增长与社会责任能否有机结合
信息产业部制定颁布的《中国信息产业“十五”计划纲要》对我国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基础性产业、战略性产业和先导性产业。在这样的产业属性中，电信业对经济增长（GDP）的贡献被突出强调，以电信业务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主要内容的直接贡献率指标受到空前的重视。近几年，该指标一直处于上升阶段，2003年底已经超过3%，但增长率下滑的趋势却也开始显现。政府部门和国有电信公司对上述现象的忧虑越来越严重，纷纷挖掘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的各种原因，力图采取对策扭转这一趋势，但实践效果却并不理想。
增长率下滑真的那么可怕吗？回答是否定的。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产业发展速度的阶段性变化一般意味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以及市场的结构性调整中可能孕育着新的发展动力。从电信业的现状来看，2003年全行业13.9%的增长率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左右，虽然仍然处于高速的发展阶段，但相对于3至5年前3倍的增长速度已经显著下降。从这点上，可以看出电信产业进入了转折性的发展阶段。
一个产业的增长、发展必然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在成长初期和短缺阶段可以维持高速增长，而在成熟期和供求平衡的阶段，速度当然会下滑。电信产业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规律，稍有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特性，区域市场的发育程度差异巨大，所以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中西部地区电信市场的快速扩张。
电信业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作用的空间十分巨大，并不局限于对物质财富生产的贡献。由于它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它能够借助通讯技术和电信业务，发挥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影响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传统产业现代化，促进公民素质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并改变社会就业状况，从而发挥出具有更大潜力的间接贡献。
简言之，电信产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其责任可以分解为如下三个方面：（1）合理利用全社会的各类资源；（2）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3）促进经济社会转型。
电信改革进展到今天，产业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日益突出，而自身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却不够鲜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盲目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导致资源利用率下降；电信基础设施和基础电信业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域的作用不够突出；电信市场的区域差异明显，扩大和加剧了数字鸿沟和经济鸿沟；作为资金技术密集行业，在对传统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的同时未能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增强公民素质和就业能力；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程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未能充分发挥先导产业的作用。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电信改革的目标有关，是优先塑造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突出价值创造能力的电信产业，还是重点打造兼顾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电信产业？不同的抉择决定了今后的不同走向。
在讨论电信业发展前景和改革方向的问题时，一直存在一个困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大问题，即电信业的发展速度是否应当超前和超前多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电信业引入竞争力量以前，供给短缺的现象十分突出，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关注。进入21世纪，国内电信市场开始进入“总量相对过剩”和“结构短缺并存”的新阶段，问题开始突出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我以为，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电信产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责任的优先选择。如果突出经济增长，那么应当维持超前的发展速度；如果强调社会责任，那么可以接受平稳的增长速度和较高的社会贡献。
电信改革下一步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电信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以推进电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避免重复建设以降低资源耗费，优化市场竞争以提高产出效益，加速普及渗透以促进社会转型。
险阻之二：市场引导与政府调控能否有效统一
电信市场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的问题，复杂之处在于电信业所特有的市场竞争结构。
电信业具有网络经济的主要特征，即规模经济、外部性和成本递减收益递增的规律。这种特性决定了在任何产权制度下，电信业都不是自由进入、充分竞争的行业，而是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可竞争行业。在这一行业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市场主导力量，供给方相对有限，需求方数量巨大而且十分分散，缺乏集体谈判和议价能力，政府部门（管制机构）作为第三方力量，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发挥调控作用，以弥补市场竞争和供求机制的不足。
从各国经验来看，政府在电信市场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选择性干预，即在市场缺陷明显的领域直接介入，采取审批、规定、分配、强制、处罚等具体行政手段来调控电信业务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形成相对均衡的供求格局。这些市场失灵的领域主要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电信资源分配、网络互联互通、电信普遍服务、电信业务资费、电信技术标准、服务质量要求等，上述领域的具体政策规定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施的电信管制政策的主要内容。
恰如市场机制存在失灵，政府调控也并非万能。西方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流派虽然赞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社会发挥有益的调控作用，但同时指出，政府干预存在严重的“效率陷阱”，即可能出现严重扭曲市场机制、影响市场均衡从而损害经济增长效率的可能性。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信息的非对称性、利益集团的干扰、职能失位（越位、错位、缺位）、力度不当（不足或者过分）等。这种理论运用到电信产业领域，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包括自由竞争下的管制放任理论（取消管制）、可竞争环境下的适度管制理论以及垄断竞争下的严格管制理论。每一种理论流派均有它自身可应用的环境要求，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并非依据了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各国仍然逐步走向统一。比如在市场竞争环境和产业发展阶段类似的美国和欧盟市场，美国正在由管制放任走向适度管制，欧盟则由成员国的严格管制转向欧盟统一市场的适度管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