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双语：被人忘却的遗产
时间：2021-01-10 08:00: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双语教育在移民神话中广为流传：解鞋带能使人们大获成功，为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斗争，是沉下去还是浮起来式的学英语规则。对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来说，用其它语言教英语是对神圣的传统的一种侮辱。即使没有特殊的教育，过去的移民声称他们依然能够昌盛；他们乐于在大熔炉中，努力掌握所在移民国家的语言，公立学校只教英语，阻止其它语言的教授，从而为他们走向新世界开辟了一条新路。
祖先的传说早已僵化。毋庸置疑，一些早期移民能够很快融入社会并且生存下来。但是，这种“融入”常常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移民的孩子能够很快地学好英语，移民的孙子最初能够完成高中学业，而他们的重孙最早在中产阶级家庭氛围长大。然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权法案制定以前，不管他们是否学会了英语，少数民族语言从来就没有进入主流的选择。
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熔炉神话对当时盛行的文化多样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管是移民还是当地的少数民族，都在努力保护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上，双语教育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一六六四年，不包括印第安语，在曼哈顿岛至少有十八种语言流通。尽管在十七世纪后期，英语在十三个殖民地占据霸主地位，德语、荷兰语、法语、瑞典语、爱尔兰语以及威尔士语在当时美国革命时期也经常会听到，西班牙语在很快被兼并的领土上占主导地位。双语不仅在工人中间，而且在受过教育的人中，特别是在纽约中部、宾西法尼亚州、新泽西及特拉华州都很流行。在十八世纪中期，对于外逃侍者的报纸广告，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会用双语和三种语言提到。
讲德语的美国人早在一六九四年在费城就开办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学校。有时候用双语有时候不是，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尽管期间试图把英语作为教育媒介而替代德语教育，德语学校教育一直还很流行。
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家本杰明· 富兰克林常常因为不能影响讲德语的选民而烦恼，在社会主办及赞助下，旨在传播基督知识而提出了英语培训方案。一切都进展顺利，讲德语的父母都要进行语言融化训练是所有这些学校的真正目的，而不是为了宗教教育。然而，他们却不愿意他们的孩子进行这方面的学习训练。很快宾西法尼亚州讲德语的美国选民就帮助富兰克林进入了殖民议会。作为一个编写小册子的作者，富兰克林就表达了与现代人对双语忧虑的相似观点。他预言在公共场合德语的大量使用很快将会成为：“对于议会来说很有必要，告诉立法者其他人是怎样讲的，德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我们的优势不能保证我们能够保留我们的语言，那么我们的政府就会岌岌可危。”
然而，在国家的创立者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却很少，双语不仅被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大陆议会还积极接受讲非英语语言的政治团体。在革命战争期间，还印制了很多德语和法语的官方文件。
没有官方语言的政策
由美国革命战争引起的抗英情绪产生了一系列方案如抛弃英语，支持把德语、法语，甚至希伯来语作为国家的语言。尽管传说国会坚持把德语作为官方语言，而没有认真考虑把其它语言作为选择。正如一位爱国者所评述：“保持语言的真实面目并且使英国人讲希腊语对我们来说很便利。”
正如英国一样，美国既没有自己的官方语言，也没有政府认定的组织规范言语。在一七八零年，约翰·亚当斯提议建立美国语言协会用来“精练、改正、提高和确立”被国会忽视的英语语言。美国宪法的制定者相信一个民主政府应该让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语言。他们确实没有兴趣提倡多样性，当时也没有文化的多样性这一概念。
详细说明和使“美国语言”标准化的工作留给了非官方即非政府组织作为仲裁。通过编写词典，诺亚·韦伯斯特努力把他称作的“联邦英语”和祖国的“堕落语言”区分开来。在一七八九年他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荣誉要求我们有一套自己的独立体系，要有自己的语言和政府”。地区和阶级语言的不同会导致一个新型国家的分裂，“因此，我们的政治和谐需要语言的一致性”。年轻的韦伯斯特充满自信地预测联邦英语的竞争对手会在一个半世纪后日渐削弱，北美会有上亿人讲着相同的语言。
的确从一七九零年到一八一五年，英语的拓展削弱了其它语言的发展。欧洲的军事冲突，移民的迁移受到了很大影响，加之一八一二年的战争阻塞了跨越大西洋的通道。没有新移民的补充，殖民地语言诸如德语、荷兰语及法语，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受到了很大削弱。教会学校也增加了对英语的重视和学习，然而，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到美国的大规模的移民潮，在十九世纪到达美国的德国人高达五百万之多。讲非英语的人数骤然增多，用本族语言对儿童进行学校教育是很自然的。当时仍然没有统一的语言流行，双语教育在受影响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够接受，其它地方则不能。
美国化的成就
随着十九世纪美国本土主义的复苏，在美国保护协会的领导下，双语教育逐渐衰落了。早期的移民反对派，诸如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无知”党，主要从政治或宗教上，很少从他们的母语上对德国人进行攻击。然而，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语言立法是反对天主教会学校的最好武器。在一八八九年，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伊州就颁布法令，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所有学校都要把英语作为惟一的教学语言，新教徒学校就成了无意识的牺牲品。
文化剥夺时代
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家乔治抗议学校只重视英语，从而成为早期双语教学的倡导者。其他的教育者逐渐地认识到强制同化的无益。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乔治提出的倡议学校应该建立而不是剥夺少数民族孩子的文化和教育。改革者应该探讨更多的有效方法使孩子适应学校教育，矫正他们的“语言缺陷”。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教育剥夺理论逐渐占据了人们的心理，拒绝对少数民族学生智力低下的帮助。只是指出环境影响的因素，强调父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下层阶级只是“安于现状”，而没有考虑未来，没有学习语言的技巧。社会学家汤姆斯宣称要想“在美国获得成功”，“文化低下”的孩子最需要的是掌握语言并且认识到社会主流的价值。学校的工作是改变他们的“文化”，也就是说，克服学生民族背景障碍，使他们完全融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为了满足外交官和大学生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方法论，现在为少说民族学生所用。“离开教室”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生的最普通形式，让学生离开普通教室，每周两到五次，每次四十五分钟的补偿教育。从严格意义的学术观点来看，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学习英语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双语教育的复兴
双语教育并没有在墨西哥美国人或波多黎哥人中复兴，而是在相对有特别待遇的少数民族中复兴了，如一九五九年革命爆发后逃到美国的古巴人，先期到达的是讲西班牙语的欧洲人，大部分都是专业阶层人士，他们为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而自豪，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富有经验技巧。很多人在古巴教过学，佛罗里达州帮助他们重新得到了认证。一九六一年大德县公立学校开展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建立“西班牙人讲西班牙语”课。两年后创立了完备的双语教育项目。在Coral Way 小学对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学生进行试验，它只是一个补偿性教育方法，目标是使这两组具有流利的双语能力，结果令人兴奋，从理论和语言能力上他们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学会了用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进行交流和合作。
美国联邦和州相继制定了双语法律，为了提高双语教学水平，改变“差生”的语言“智障”，从最初阶段联邦资助的双语教育被看作“助贫项目”，而不是语言教学的创新教育。然而，该项目的实施却对双语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三十年来，人们一直围绕着双语教学的意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