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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学科之死》

    时间:2021-01-12 07:52: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中西比较文学起步晚、起点低,正值发展上升期,遭遇了欧美学界一边倒的“比较文学将死”论,宣称比较文学终将消亡。然而,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一书中“打破语言界限和区域界限”的想法与中国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发展步伐不谋而合,即,将中国五千年文明与传统文化和比较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结合起来,打破民族、国家、语言和学科等领域的界限,找准自身的学科定位,破除“文化霸权主义”壁垒,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美好期许,使比较文学获得新生。

    关键词:斯皮瓦克;《学科之死》;中西比较文学;西方文化;跨文化;多元文化共生

    作者简介:陈玉洁(1989-),女,汉族,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安徽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研部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2

    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一句“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引起了学界轩然大波。比较文学,是跨文化和跨学科文学的比较研究,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2]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中国形成了中国学派,提出了中西比较研究、阐发研究等等,成绩斐然。然而,当巴斯奈特“学科将死”的论断不胫而走之后,比较文学学者纷纷表示“由于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以及跨文化领域的研究完全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因此有人称“比较文学不在纯粹”,不再是“原来意思上的比较文学”。这种说法无疑是当头一棒,尤其是中国比较文学起步晚,起点低,又正值发展上升阶段。

    那么,比较文学真的即将消亡了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1942-)在她的《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一书中以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视角分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局限性,批判这一学科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她在书中指出,比较文学是欧洲知识分子逃避“极权主义”政权的产物。[1]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文学的来源已经突破了欧洲民族文学的狭隘范围,比较文学学科的出路在于“未来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比较文学因资源枯竭而自我消亡,保留旧比较文学的精髓。比较文学应以开放的视野,考虑区域研究资源,尤其是欧美之外的资源。

    为此,斯皮瓦克提出了“星球化”(Planetarity)概念,她认为,世界各国文学想要自由、平等的交流,就需要一个去政治化的,尚未被西方中心意识所概念化的、未被划分的“自然”空间,而不是一个划分好了的政治空间。斯皮瓦克的“星球化”有别于传统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因为在她看来,“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西方中心主义。[1]斯皮瓦克试图用语系划分的方式打破“国家”界限。同时,想要打破这种竞争态势,还应将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历史、人类学、政治理论以及社会学结合起来。

    事实上,斯皮瓦克提出的打破语言界限和区域界限的想法与中国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发展不谋而合。[4] 即继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后,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她指出,多年以前,我国就提出了比较文学要打破帝国主义区域界线,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纳入世界比较文学的范畴之内,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和文化将是世界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孙景尧教授认为,如果比较文学不能跨出欧美国家界限,就不可能清晰的认识自我和他者,也必定会因自身研究的“资源萎缩”(dwindling resources)走向“自我灭亡”(self destructive).[3]因此,世界文学是否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束缚”成为了东西方能否平等对话的前提。

    书中斯皮瓦克引用了雅克·德里达的“观念不应凌驾于不同语言习惯之上”,指出这不适用于一些欧洲霸权语言,如法语、德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强调应与南半球各语言的协作。她说,我们应揭示以欧洲民族语言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的殖民性与区域研究的冷战思维,并通过了解它们,搭建沟通桥梁,保持持之以恒的态度不断调整完善。在都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理应将传统的语系与其他语系纳入比较视野中。[5]斯皮瓦克精通多门语言,因此《学科之死》文本由多国语言融合而成,同时她还不间断的创造新词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斯皮瓦克坚称,语言的霸权主义性质是阻碍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关键。不得不承认,打破东西方语言沟通的壁垒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非常艰难。由于东西方语系的截然不同,中国学者很难像欧美学者一样同时精通8门到10门欧洲国家语言,例如,灵活使用英语、法语、德语相互结合表达学术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比较文学与欧洲各个国家比较文学的沟通与交流。

    在斯皮瓦克看来,比较文学必须始终保持跨国界性。她承认全球化带来了巨大影响,她说:“即便在尼泊尔的小山村都有卫星天线,但只是单向的,这些边缘地区的文化沉淀与地方语言无法传递到拥有卫星的国家。”[5]斯皮瓦克对于边缘地区文化单向性的解读生动有趣,这恰恰也是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遭遇的瓶颈。长久以来,中国比较文学一直高呼“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希望能够加强与西方帝国文化之间的沟通,希望能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发声”,甚至站稳一席之地。不过,近几百年,中国人努力学习外国文化和外语语言,译介大量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阅读外国原著,用外语发表论文和出版学术作品、参加国际会议,大胆“发声”,效果显著,许多中国学者和研究者对外国的了解远胜于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这对全球文化的融合,化解全球文化受阻意义重大。

    我们再来谈一谈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定位。在港台地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部分大学开设,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教授大多出自英语系或外语系。大陆高校也纷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无一例外的是,老师多出自外语系。由此可见,想要从事比较文学的教学或科研,首先要在专业上直接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学、文字,甚至语言。而且近几年,比较文学专业的语言的种类也慢慢多样化,不再局限于英语一门,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的相关课程被逐渐纳入高校比较文学专业的范畴内。美学、心理学、戏曲等也日趋成为比较文学方向的后起之秀,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使这一学科不断发展壮大,内涵丰富且生机勃勃。

    另外,在当今中国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归属问题备受争议。学界和教育界将比较文学归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事实上,比较文学在未来一定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语言文学范畴,它会不断发展壮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广博知识和深厚造诣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冲突的时代,“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格局主義”成为阻碍世界文化和平共处的主要因素,如何使全球文化多元共生成了东西方学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乐黛云先生对此提出了“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的美好期待,她强调:“‘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相得益彰”。[5]这应该不仅是中国学者,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文人和学者在寻求多元文化共生道路上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1]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eath of Displin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陈淳.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6.

    [3]孙景尧.“垂死”之由、“新生”之路——评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J].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三期.

    [4]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J].社会科学.2005年第九期.

    [5]乐黛云.“学科之死”与学科之生[J].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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