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背后的文化角力

摘 要：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对各国反省自身制度建构起到过推动作用。在新制度主义研究时代，无论社会学或是行为主义等学派的研究，都开始重新审视制度建构、执行的差异根源于文化角力属性的原理。从研究方式上对比中西方差异，了解中国制度建设的文化范式，能使我们更加理解制度自省、自觉之后的制度自信根源。

关键词：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制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45-04

惯例和习俗是一切的主宰。[1]亚里士多德言：“同某些目的相符的性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 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寡头政体并维护着寡头政体；政体随人民性格的高下而有异，必须其性格较高而后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2]政治文化研究之父阿尔蒙德提出了从政治行为出发的研究范式，“一个政治体系就是一个‘行动’的体系，必须以行动来判断政治体系，而不是光凭法律或伦理规范。简言之，人们观察政治体系或个人，是通过观察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做，以及影响他们做的因素是什么才达到。”[3]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注重的是个人利益在制度中的实际获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士人的普遍政治公共理性心理，使政治变成社会性的认识对象，诸子百家提出的各式各样治国纲领，诸如“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以道临天下”、“无为而治”、“一统天下”以及这些纲领的混通、兼用等等，都体现了“公”或“众”的利益在以道德或伦理为结构的政治体系中的实现。因此，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存在着框架各异的政治实体制度。

（一）

西方重制度或重法性的观念与其文化传统中人性恶或观察世界的哲学方法论有关。西方政治学对个体精神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研究缘起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不同类型的国民性格，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作出过政治文化的分析，并提出“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4]亚里士多德则以经验研究的范式为基础，论述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并阐述了国民秉性等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不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与现代政治发展理论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有本质不同，古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专注于哲学式论证，现代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是以人类社会学的方法为基础的。

中世纪开始，政治文化在对政治制度进行研究时，开始汲取人类社会学的个体导出式研究方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了诸多影响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主观性因素，并将“体制结构、文化精神和自然环境”称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以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和论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文化机理。意大利的维柯认为，不同的社会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成长环境。无论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政治哲学还是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都延续了历史主义和民族文化论的视角，将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发展视为人类精神进化和不断自我发展的产物。当然，以现代政治科学中政治文化研究来衡量，启蒙运动及19世纪的政治文化研究还不具备“科学”要素。①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在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革命、国家、政党等）和现代社会发展成熟之后才确立的。

现代政治科学中最早提及“政治文化”一词的是18世纪德国学者赫尔德。[5]595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者们与许多德国社会科学家交流甚多，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关注点集中于权威政治领袖个人、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及英美民主制度抗独裁能力，特别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式，为政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科学”的条件。1956年8月阿尔蒙德（G.Almond）在美国《政治学杂志》首次科学地阐述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每一个政治体系皆镶嵌于某种对政治活动指向的特殊模式之中，我认为可把它叫做政治文化。”[6]之后，沃巴、丹尼斯·卡瓦纳、K·巴克和R·达尔通、K·希尔德布兰特、英格哈特等人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市民进行了大量关于政治态度与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查研究，梳理了政治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类型及特征。另外，欧洲学者也开展了许多针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发现了民族主义对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强有力影响，还有东亚受孔子儒家文化影响以及与受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影响的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说明了文化对政治行为形成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曾一度成为政治科学中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热门理论。欧美学者结合德、法、英、美、苏、日等国的政治经验，或从心理—文化角度解释，或从主观角度解释，或从客观依附于政治制度的角度解释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制度等政治体系结构的内涵与价值。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是以阿尔蒙德为首的学者，他们从心理或主观（psychological or subjective）角度，[7]以政治个体的主观因素、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及其政治生活成长背景、教育、社会媒介等为切入点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因果关系。当然，也有学者从客观（objective）的角度，解释政治文化是制度化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从观念、规范和价值体系各个方面影响政治过程及政治行为。国家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整合和引导社会成员的政治思维和行为，也可以通过政治文化的制度化过程将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主观习惯。这种观点以提出政治系统论的伊斯顿为代表。[8]最后，具启发性的研究是以卢西恩·派伊（白鲁恂）为代表的综合性政治文化研究。[9]起初派伊是以延续阿尔蒙德的研究路径为身份归属的，但1972年之后，他开始质疑个体推导整体的普遍性和科学性问题，提出代表整体属性的个体的质与量的选取及分布难以把握，而应将政治文化的范围限制于对政治制度有根本影响的文化特性之中。当然，还有西方学者始终强调行为的重要意义，费根和塔克两位政治学家认为不应仅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个体的心理世界，而应当将其与政治行为的重复性、典型性结合起来研究才更具有现实的政治实践价值。[10]

到了21世纪，出现新政治文化研究的潮流。由芝加哥大学的特里·克拉克（Terry N.Clark）教授牵头的FAUI（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项目，通过在全世界35个国家7000多座城市的22个命题的研究，将原来西方认同的政治文化三个理念的架构扩展为七个核心要素，形成了新政治文化的三步曲，②开创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新政治文化的解释方式是从类型的角度出发，对影响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作出解释，特别是社会、经济、体制层面的变迁因素。对于原来老式政治文化研究中采用的直接人类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有所变通，涵盖的范围和深度有所扩大。新政治文化不仅从内容上更新了研究的对象，即将后工业社会的国家、政党、阶层、个人、团体、族群等等作为全方位的研究范畴，将政治文化的研究从单纯的解放政治层面扩大到了生活政治层面，[12]而且尽可能排除来自意识形态、党派认知、政治诉求等方面的预判性干扰，坚持着社会学对社会结构客观、科学的分析研究方式，最后，运用先进科学的测量指标和数据分析模型，从各个层面进行可操作性的观察，并以政治生活中重要事件为基点，尽可能细致地解释政治文化的变化。当然，“大、全、细”的要求近乎完美的追求，也是新政治文化研究受到许多学者质疑的原因。其研究中历史逻辑和伦理逻辑的欠缺，很可能使其成为另一种事实的罗列，[12]甚至在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缺乏对比和统一的逻辑的情况下，会使得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线索缺少灵动性。

因此，在现代政治科学中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与西方政治学领域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有很大关联。这些以西方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为主的社会研究是以政治个体为出发点的，与传统政治学偏重历史、规范和制度分析的方法论不同，该范式偏重于客观性、经验性为基础的微观心理分析模式，解释政治态度对政治制度等政治体系的影响或决定性作用，最终以竞选式民主为目标。

（二）

中国政治传统中重精神或重道德的哲学伦理背景，是中国政治文化与制度研究以文化为核心的渊源。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西方政治文化术语，源于对西方政治学成果的介绍。[13]最初是王沪宁在其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对“政治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随后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设置研究机构并进行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推动了该研究的发展。总体来看，尽管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引入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时，对政治心理、信仰、情绪、习惯和态度等概念有所引用，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属目标却是与欧美学者不同的。无论是综合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三个层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公丕祥、李义生、朱日耀和郑敬高等），或者纯粹考量政治心理和意识层面的价值影响力（戚珩、刘泽华、葛荃、胡象明等），还是完全引用西方政治心理学、行为学研究范式分析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赵军等），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前苏联的研究范式仍有很大联系。前苏联学者对政治文化研究也有所察觉，不过，他们对于政治文化的属性的认知，从根本上与欧美学者不同，是一种建立在国家观和阶级属性基础上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14]与欧美学者从个体政治心态认知国家政治结构的过程不同，前苏联学者是以经济和阶级利益为基础，将政治文化视为上层建筑范畴的社会精神文化，其阶级性是第一位的，而且这种政治文化是可以纲领化、制度化的，可以用于引导社会和国家思想建设的，所以，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政治文化，应当是可以被规定或制定的。[15]中国学者也认同政治文化生成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认为政治文化虽然是积淀于民众心理层面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但是以政治制度为载体，并且应当是可以制度生成的，如同依附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传统政治文化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强调主体和制度对政治文化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这与西方研究中强调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主动反应性是不同的。

当代中国对政治制度变迁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以规范先决为条件的，从政治体制和制度改变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无先决预设性地对两个部分之间如何交互影响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多见。就笔者目前所能找到资料看，有的学者，从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国家功能观和政府职能观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观念层面的变化。从阐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涵盖的六项改革，③提出了相应的观念变化：国家功能观从单一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变；政府职能观从指挥命令向提供服务转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了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观和人才单位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观；改革传统官员的升迁降黜体制，改变了人们的选人用人的价值标准和选举观念。[16]也有从地理环境、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的构建方面进行理论阐述的；[17][18]还有许多学者认同，政治体制更多的是政治革命和理想的产物，是一种现代观念上的选择。但随着客观历史进程规律的自身发展，这种观念上的选择有许多已经僵化、过时，在反思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首先必须从客观维度上建立政治文化建构的新框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也是完善政治体制的重要途径。[19]这些学者主要还是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制度改革间关系互动的宏观层面进行概括性的分析和阐述。另外，针对具体政治形态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有涉及“中国政治文化对政府组织人员选拔的影响研究”，分析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威性”、“德治”理念以及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场”现象对人员选拔的影响，[20]其它相关的研究还有潘一禾的《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曾小华的《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等专著，在结合国外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尝试性地从外交制度或普通文化意义的角度，阐述了文化与制度的基本理论、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文化与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问题。

（三）

政治文化作为西方行为主义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之一，以主要的三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为基础分析各类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其研究方式的主体性及整体性思路曾经为政治学宏观与微观研究的衔接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在过去传统的研究描述中，有关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等精神类概念的理解具有意义的模糊性。在新科学理念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西方行为主义学者开始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探究社会人的行为动因，即引导和驱动人们产生各类政治行为的动因，由此产生了从个体或群体政治态度研究政治行为变化动因的问题。以阿尔蒙德为首的政治文化学者们，将政治文化中的偏向称为导向（orientation），以此对政治体系的理解增加了意义性和目的性。当然，阿尔蒙德所理解的“导向”，与特定的政治体系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超越于政治体系之外的可能。[3]基于他关于政治文化三种类型的分类，也界定了政治文化的三个导向，即认知导向、情感导向和评价导向。1961年，美国政治学家派尔在撰写《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时评价到：“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维度集合形式的展示。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史，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因而它深深植根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21]“在政治学中，人们既重新回到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研究，又不失个体心理研究的便利。”[22]9卢西恩·派伊（L.Pye）也认为，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代表着共同适应的结构或模式，赋予政治过程以可预见的意义和形式，身处其中的政治个体或群体必须根据其自己的历史背景习得政治知识和情感，并且将其融入于自己的个性之中。[22]7社会的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情感与集体的理性，以及领导人的风格与行为规范等都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23]前苏联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意义在于，其反映了阶级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吸收政治知识和见解，转化政治知识为政治信念，再将其在实践上予以实现，特别是让公民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和参加国家管理，最后将实践产生的政治思想物化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固定为政治制度。[24]苏联学者尼·米·凯泽洛夫更加侧重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他说：“政治文化是在利益的共同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公民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社会政治生活、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观点、信仰、价值、准则和传统的统一。”[15]台湾学者马启华在《政治理论》（政治学第二册）中也解释说，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个体对政治过程的意见、认知、信仰、情绪、态度、观念等心理定向和思想行为模式。因此，西方式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研究的要素集中于政治情绪、认知、心态、习惯及信仰等微观的心理学层面，对象也主要是政治个体——公民。

我国学界对政治文化所涵盖的内容看法不一。徐大同、高健、朱日耀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积淀的政治思想、理论、价值观念，[25]其应该含有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文化。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属于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26]戚珩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思想意识、政治价值评价与政治心理习俗的总和，其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包含着广泛的内容。[27]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通常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awareness）、政治价值观念（values）、政治信念（beliefs）、政治情感（feelings）、政治态度（attitudes）等形式表现出来。[28]当然，也有学者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体系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意识形态的可操作领域”，[29]将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行为、政治表达方式等列入了政治文化的范畴。总而言之，我国大部分学者比较认同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的内容。因此，不同国家在研究各地的政治文化时也会涉及不同的文化要素，而不同要素的组合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研究偏向和效果。

结语

总而言之，制度建构的差异根源于文化角力的属性。正如18世纪英国政治学家伯克认为的，个人的习惯性反应比自觉遵守的规则或道德信条更可靠。[5]81无论中国的孔孟，抑或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当代的民主先锋托克维尔、白哲特、戴西等也认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对政治体系的运行具有推动性作用。西方政治文化研究中以制度为核心的个体导出式思维方式，致使其研究带有浓烈的唯心主义色彩。与传统精英权威政治体系相映衬的东方政治文化传统，注重以文化（或精神）为核心的集体导出式思维方式，因而其研究中带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这样就形成了与西方政治文化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维度。无论是以制度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范式，还是以文化为中心的制度发展模式，在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中始终有一个关键性的连结点——“人”。人如何基于一定的哲学观分析世界，如何基于这样的分析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文化角力的根源。

注 释：

①这是因为：第一，无论表述如何，当时的研究总是把文化视

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实体。文化要么是具有绝对普适性的自 然法，要么是一种神秘的民族精神。以现代科学标准衡量，

这些抽象的精神实体都不可证真伪，因而不在科学研究的 范围内。第二，尽管法国思想家（ 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 运 用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但其与现代社会科 学所要求的调查分析方法仍有质的区别。此阶段的政治文 化研究依然带有强烈的哲学思辩性和价值规范性。

②这三部作品分别是：《都市革新》（克拉克.1994）；《工业社会

里的公民政治》（克拉克，雷姆佩尔.1997）与《新政治文化》

（克拉克.文森特·霍夫曼一马丁诺编）.

③六项改革包括：1.行政机构改革与行政职能转换；2.人

事干部制度改革；3.中央与地方关系（包括地方与地方、

地方与企事业单位之间关系）改革；4.行政决策体制改

革；5.行政区划体制改革；6.行政监督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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