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时间：2021-01-27 09:31: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是30年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由于工作机会使我可以接触一些高层信息。1988年、1989年时，我刚到全国人大不久，也参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后来我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参与了部分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之后我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包括全国人大一些制度、宪法的修改。我们曾经试图在深圳搞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深圳特区立法权的授予，和深圳人大的建立。所以，我说我是30年的参与者、经历者。
一、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
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
1978年是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在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反复强调，从文化大革命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发展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话至今仍然是经典。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年来支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这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确立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没有消失的意义。
此后，我们马上就进入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1979年修宪，县和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将县一级人大代表改为直选。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政治体制的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克服这些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1981年有一部名叫《苦恋》的电影，这是一个军队作家写的电影，写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画家，他很爱国，但是这个电影的背后问了一句，你爱这个国家，但是国家爱你吗?因为这层意思，这个电影被认为是灰暗、低调的电影，没有上映，这是当时带有文化、政治性的事件。
1978～1982年，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解放思想的活力，这是一个要求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时代。在这个时期，进行了30年来第一次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性的，不是思想观念性的。我们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最后总结在宪法里面的我认为有三条：
第一，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r差额选举。从人大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副职都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职在法律上也实行了差额选举。还实行了代表跟选民可以联名提名的制度，过去基本上是组织提名。北大和其他一些高校出现学生主动站出来竞选人大代表。北大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竞选人物，在图书馆和饭堂前面有一些演讲，赢得一些掌声。
第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增强人大常委会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立法机关，而且这个立法权在某种程度上比代表大会的还要大。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刑事、国家制度和重要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除此之外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部分修改全国人大的法律。二，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我们知道专门委员会对议会的作用，《国会政体》的作者威尔逊有一句话，专门委员会是行政中的国会，没有专门委员会议会不可以做事。
第三，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设置了常委会。1982年宪法里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地方建立了一个常设的议会。在西方很多单一制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它有立法权，这个权力是很大的，只要跟国家的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制定地方性法律。国家没有列的也可以做。当然我们习惯于中央集权的思维方式，总是看到上面领导有什么指示才立法，这不是宪法制度的安排。其实我们地方立法权比英国、日本、法国单一制的国家的自治权力要大得多。我去英国专门研究过英国地方自治的问题，英国到1999年才开始权力下放，原来地方没有议会，没有立法权。
第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就解决了领导人权力转移的问题。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国家怎么办啊?那年很多人排队买黑纱，整个国家都一片黯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交接制度，我们不可能有这30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1982年宪法固定和总结下来的。
接下来，由于自由、开放了，有些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比如穿喇叭裤、跳舞，聚集在一块，这些事情都出现了，包括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我们把这个叫做严打。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两种思想在交锋。1983年4月份，发生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争论。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顾问，他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报告，批评检讨我们过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大“左”了，后来遭到党内另外一些同志的反对。1984年，胡乔木针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做了一个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他先后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精简机构。1986年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讲民主，但不要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
以上是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其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现象，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观念的变革。比如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谈人性、人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挖掘人道主义的因素，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启蒙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