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丝绸之路：古代中国广西通向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

摘 要：为加强与南方周边邻国的经贸联系和交通，古代中国在借助南方水路交通的同时，不畏艰难险阻，劈山开路，开辟从广西通往东南亚的对外交通陆路，以增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联系，并利用这条陆路通道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交易，形成独具特色的山地丝绸之路文化。

关键词：丝绸之路；山地之路；广西东南亚经贸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6.06.01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6）06-0084-05

学术界认为，古丝绸之路主要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远及非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等[1]。事实上，除了以上四条丝绸之路外，历史上古代中国还通过广西、云南的陆路进入东南亚，再经东南亚进入欧美，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前半段在陆地上，多劈山为路，故亦可称为山地丝绸之路；后半段则通过海上航行，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东起中国南方的广西、云南，经东南亚后西至欧美，形成了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文化走廊。但学术界过去关注不够，特别是对前半段山地丝绸之路学术界少有人关注。

一、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及其路线

广西山地多，河流小而少，为加强经贸联系和交通，广西人在借助水路交通的同时，不畏艰难险阻，劈山开路，开辟广西对外的山地陆路交通道路。

广西的山地丝绸之路的开创最早可追溯到秦代。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派五十万秦军开通了五条进入岭南的道路，并经越城岭和萌渚岭的两条道路进入广西。徐亦亭先生认为，这两条驿道后来不仅成为中国古代进入广西的主要陆路通道，而且是中国古代由中原经广西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路通道[2]。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等郡。其所置象郡管辖范围包括了广西西南部和今天的越南中部、北部，秦王朝通过象郡便可進入今天的东南亚各国。这应是今日广西通往当今东南亚各国最初的山地丝绸之路的雏形。

汉代，马援在征交趾征側、征贰时，又由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3]，到达交趾。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南疆边境交趾的陆路通道，经此路可到今天的东南亚各国。

唐王朝建立后，加强了广西通往交趾的中国境内陆路建设，在广西通往交趾的陆路上修建了20个驿站，从邕州“西南陆行取马援路至瀼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禄州，又二百里至交州，天宝以陆行凡二十驿”[4]。据《新唐书》载，经这条驿道，从广西经交趾，“自驩州东二日行，至唐林州安远县，南行经古罗江，二日行至环王国之檀洞江，又四日至朱崖，又经单补镇，二日至环王国城，故汉日南郡地也。自驩州西南三日行，度雾温岭，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县，又经罗伦江及古朗洞之石蜜山，三日行至棠州文阳县。又经漦漦涧，四日行至文单国之算台县，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又一日行至内城，一曰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5]。即经中国的交趾可分别到当时的环王国（今越南广南）、文单国（今老挝万象东）、陆真腊、水真腊（今柬埔寨）、罗越国（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最远可到天竺，即今天的印度。出广西，由“安南经交趾大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又八十三里至傥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今缅甸），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度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朱羯嗢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5]。

宋代，交趾独立为国，称安南。广西是中国南疆边陲，成为中国内地与安南及东南亚国家经贸的重要陆路交通枢纽之一。当时从广西到安南有三条陆路可走。“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县，过乌皮、桃花二小江，至湳定江，亦名富良江，凡四日至其国都，乃郭逵师所出也。又自太平寨东南行，过丹特罗江，入其谅州，六日至其国都。若自右江温润寨入其过则迂矣”[6]。再由安南到占城“陆行半月程”[7]。经占城可达文单国（今老挝万象东）、陆真腊、水真腊（今柬埔寨）、罗越国（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这三条陆路交通要道成为古代中国广西通往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山地丝绸之路。

元王朝建立后，随着站赤制度的完善，基本上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解决占城的叛乱问题，元王朝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借道安南征伐占城。次年，为使道路通畅，“万户李邦宪、刘世英领军开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驿，每一寨一驿屯军三百镇守、巡逻，后又立堡，专提督寨驿公事”[8]。为解决安南的问题，元王朝还多次派遣使者经广西到安南，宣传和解释元朝的主张。据覃主元教授考证，元王朝使者出访安南的路线是从中原进入广西后，过全州，经灵川、永福、马平、宾州、邕州、江州、思明州、思凌州后进入安南的禄州，再过元朝设置在安南的驿站丘温驿、支陵驿、朝地驿、桥市驿，最后到达安南都城，再由安南到达文单国（今老挝万象东）、陆真腊、水真腊（今柬埔寨）、罗越国（今新加波）等东南亚国家。

明清时期，中国和安南的宗属国关系较为稳定，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陆路通道主要是利用中国与安南两国的朝贡道路通行。明代，安南到中国的朝贡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从凭祥过镇南关进入安南，经文渊州坡垒驿、脱朗州南新丽村、保禄县、安越县、慈山府、东岸县、嘉林县到安南国都[9]。二是从广西龙州入安南，经平而隘、七源州、文兰平茄社、武崖州山经、思农县平地、安越县、慈山府、东岸县、嘉林县，渡富良江到安南国都[9]。三是从广西思明府入安南，经禄平州、谅山府、安博洲、耗军峒、凤眼县、慈山府、东岸县、嘉林县，渡富良江到安南国都[9]。再由安南到东南亚国家。

清代广西进入安南的道路方向大致沿袭明代，但对安南进入广西的入关地点仅限为凭祥，所以，从广西凭祥入安南，一是经谅山府、鬼门关，渡昌江、富良江，到安南国都[10]；二是经文渊州、谅山府、安州、鬼门关、屯糜、茶山、昌江、市桥，到安南国都[11]；三是经文渊州、谅山府、莅仁驿、安州、鬼门关、支陵驿、先丽驿（即屯糜）、保禄县芹营驿（茶山）、寿昌驿、慈山府安悦县市桥驿、嘉林县吕瑰驿，到安南国都[12]。《清朝文献通考》亦载：“安南即交趾，与滇、粤接界，由广西至其国，道有三：从凭祥州入则经文渊、脱朗、谅山、温州、鬼门关、保禄县，凡七日，至安越县之市桥江；由思明府入则过摩天岭、思陵、禄平二州，又过车里江、安博州、耗军洞、凤眼县，凡八日至市桥江；自龙州入则由平而隘、七源州，四日至文兰平茄社，分二道：一从文兰过右陇县北山，经鬼门关，渡昌江，经世安、安勇二县，凡三日至市桥江。市桥江在安越县，境昌江之南，诸路总会处，五十里至慈山府嘉林县，渡富良江入交州。”[13]再由安南到达东南亚国家。

二、山地丝绸之路的作用与影响

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沟通了古代广西与东南亚之间的陆路交通，增强了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联系，而且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文化呈现出多元特征。

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南方通往东南亚的主要陆路干道之一。秦汉时期，中国就在岭南的崇山峻岭中开山劈岭，修建了通往交趾和东南亚的山地丝绸之路。隋唐之后，中国加强了通往交趾的陆路建设，在广西通往交趾的陆路上修建驿站，使广西通往交趾和东南亚的山地丝绸之路变得更为便利。宋代，安南独立，广西成为中国南疆边陲，广西到安南的山地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内地与安南及东南亚国家经贸的重要陆路交通枢纽之一。元代，随着站赤制度的完善，从广西通往东南亚的南方山地丝绸之路基本上形成了以驿站为交通干线的陆路交通网络。明清时期，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广西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从广西出境的山地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南方通往东南亚的重要干道，正如两广总督李鸿宾所说：安南“与（中国）东西两省内地向有陆路交易处所，货物通流，自利借资利用，与他国远隔重洋必须航海载运者情形不同”[14]612。广西巡抚陈用敷说：“镇南关系安南入贡正道。”[14]599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安南等附属国的朝贡等主要通过山地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增强了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联系。唐宋之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联系日益增强，许多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安南、占城等宗藩国，主要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与中国保持通使关系；安南、占城等藩属国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到中国请封、朝贡，这是古代中国周边国力不强的小国家或部落向实力雄厚的中国臣服的一种政治表现，中国封建王朝的使节亦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出使藩属国，加强与藩属国的联系，为其尽宗主国庇护的政治义务。

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早在汉代，中国就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从中国的交趾到达当时的环王国（今越南广南）、文单国（今老挝）、陆真腊、水真腊（今柬埔寨）、罗越国（今新加波）等东南亚国家。最远还可到天竺，即今天的印度。东南亚一些藩属国也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到中国朝贡和进行经贸交流。宋代，安南独立之后，除海上丝绸之路外，安南国还派遣使团沿南方山地丝绸之路到中国朝贡，所贡方物主要有金器、珠宝、象、犀角、沉香等[14]59。占城则以“方物、犀角、象牙来贡”即包括贡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孔雀、玳瑁等[7]。外国使臣到中国京城朝贡后，中国的中央王朝一般都会按其贡品比价的数倍回赐一些物品，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如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三月，其（占城）王悉利因陀盘遣使因陀玢李帝婆罗、（副使）白布罗低冬来朝，贡牯犀一株、象牙二株、白氎二十条、哥缦三十五条、绣哥缦一对、亲色哥缦十四合、并杂药物等。王妻波良僕瑁、男茶罗继占谋律秀瓊等又各贡犀角、象牙、龙脑、玳瑁、香药。其进奉使、副（使）又各进奉犀、象、方物。赐衣服、金带、银器、鞍马、被褥、巾屨有差”[7]。除了中央王朝的回赐外，沿途接贡的中国地方官员也对外国使臣给予赏赐。清代乾隆年间，安南使臣入關时，广西“左江道以花币赏入京进贡夷官，次赏护贡回国夷从，以牛、酒犒夷官、夷从与汉、土官兵。凡进贡夷官、夷从共二十一人。正使陪臣一人，赏镀金银花一对，重二两；大红云缎一端。副使陪臣二人，各赏镀金银花一对，重一两六钱；各大红云缎一端。通事官一人，赏银花一对，重一两二钱，大红云缎半端。行人四人，各赏银牌一面，重八钱，各红布一匹。从人十三人，各赏银牌一面，重五钱；各红布半匹。其护贡之夷官、夷从受赏出关，仍擂鼓放炮，唱开关”[15]。

为了促进中国与安南的民间贸易，两国政府在山地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开设了不少贸易关口与市场。清王朝在广西陆路的平而、由隘、水口开关与安南互市[16]。安南亦“于谅山镇属之花山地方添设铺店，招徕平而出口之商”[17]，特别是山地丝绸之路中的邕州左江永平寨博易场和湳江栅贸易点，成为重要的民间贸易市场。中国和安南两国的商人、边民时常在这里进行商业贸易。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载：“邕州左江永平寨，与交趾为境……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凡来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陆而来，所齎必贵细，惟盐粗重。然盐止可易布尔。以二十五斤为一箩，布以邕州武缘县所产狭幅者……又有湳江栅，与交趾苏茂洲为邻，亦时有少博易。”[18]

明清时期，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广西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从广西出境的山地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经贸交往的重要干道之一。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安南经这条山地丝绸之路朝贡的贡物主要有金香炉、花瓶、银盆、沉香、速香、降真香、白木香、中黑线香、白色土绢、犀角、象牙等[19]。此外，中国与安南两国有不少人，甚至连一些朝贡的使臣亦常私带货物，利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私下进行贸易。明成化年间，因安南“其国朝贡使人多挟私货营利”，明王朝明令“命禁安南国使臣多挟私货”[20]。中国的一些官员亦乘机走私，安南“北圻诸省多有清人自称公派越往者，牌票多门，真假难辨”[21]。于是清王朝规定，“内地出口商民腰牌，照江州、龙州两厅印给，是实无牌，即系私越，拿解惩办”[22]472。安南亦重申，应按乾隆年间议定的章程，“内地人民出口贸易，准领明江、龙州两处印照腰牌，取道由村隘行走，本国验照放行”[22]463，以打击走私行为。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的官道上，除了两国的朝贡贸易外，民间的边境贸易亦十分活跃，其所交易之物多为银、铜、铅、锡、丹砂、水银、翡翠、食盐等[23]。中国“内地赴安南贸易，多系广西之南宁、太平、镇安等府及广东之韶州、惠州、嘉应州民人”[14]600。“初时出口商货不过各色油斤纸札，铁锅等项粗重之物”“近则间有绸、布、茶、香稍为细重之物”[14]609。中越两国边民通过山地丝绸之路不断从事边境贸易活动。“由村隘陆路出口之商货源源不绝……其平而、水口两关，近年出口货物较通市之初日渐加多”[14]609。一些中国人甚至深入安南内地开店铺，在宣光省，“湖广人识金银铜铁器，到处结伙伴开庯店，鑿甑煮矿”[24]473。在宣兴，“广西、开化等府与富州土人常以岁八九十月合伙賫银来聚龙各村买木棉粒制作满貯，待腊节担回内地。其来者或五六十人，或百余”[24]479。一些人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走私。古代中国一直实行盐业专卖制度，严禁民间走私、买卖食盐。但官盐不仅贵，而且桂西少数民族地区道路崎岖，官盐运输、购买都较困难。故史籍上记载说：“向来广西盐引，因商人无力承办，以致民间有淡食之苦。”[25]所以，桂西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人因缺盐过去都有大脖子病。但“交趾滨海，产盐最多，且无私盐之禁，听夷人自卖”[26]。所以，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边民所食之食盐多靠与安南边民交换得来，这种交易早已有之，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凡来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陆而来，所齎必贵细，惟盐粗重。然盐止可易布尔。以二十五斤为一箩。”[18]清人谢启昆《广西通志》则记载说：“镇安府之归顺州及向武、都康等土州，向食交盐。”[25]

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历史上，交趾曾是中国的一个郡，宋代独立后始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所以，安南十分重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传授，其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殊域周咨录·安南》载：“本国（安南）自初开学校以来，都用中夏汉字，并不习夷字。”[14]446历史上，安南曾多次派使者通过广西山地丝绸之路到中国索要儒家典籍和其他书籍；元王朝亦先后对来朝贡的安南使者“赐历及颁改元诏书”[27]，“授时历一帙”[28]。由于安南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中国文化在安南较为流行。特别是安南最强盛的李朝时期，于公元1070年立文庙，“塑周公、孔子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辰享祀，令皇太子临学焉”[29]。公元1156年又另立孔庙。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三载：“李初，文庙合祀周公、孔子，至是，苏宪诚请别立孔子庙，帝从之，立庙升龙城南。”公元1253年“立国学院”[28]，亦称国子监，用汉文进行教学，“诏天下学者入国子院讲五经四书”[30]。安南历经李朝、陈朝、黎朝的尊孔子，崇儒学，兴科举，鼓励士大夫接触、了解中国的儒家经典和文化，促进了安南文化的发展。现在河内仍较好地保存着文庙和国子监，文庙内四处都可见到汉文对联、匾牌、碑文，八十二块汉文进士碑记录了从公元1442年到1779年的一千零三十六位进士的姓名、籍贯。越南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也都是用汉文编写。如《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安南志略》等都是用汉文编写的。一些地方志、族谱、墓碑也用汉文写。安南的律例、历法等多沿用中国的律例、历法。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两国民间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跨境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

结语

秦汉以来，古代中国为加强与南方周边邻国的交通和经贸联系，在借助南方水路交通的同时，不畏艰难险阻，劈山开路，开辟从广西通往东南亚的对外交通陆路，以增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联系，并利用这条陆路通道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交易，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形成了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独具特色的经济、政治和人文的密切联系。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不仅具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意义，而且可以拓展人们的外交视野与外交思维，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推进，加速中国与东盟各国自贸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共创21世纪丝绸之路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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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淑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