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社会发展与艺术创作的衍生
时间：2021-02-08 07:54: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211工程”三期“艺术理论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楚小庆（1975－ ），男，汉，山东聊城人，东南大学艺术学硕士，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艺术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210005）
摘 要： 以时间为线索，把书法的发展放到当时的大政治、大文化的背景中去分析魏晋书法的整体发展面貌，并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对当时书法的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做了概括性的描述，可对整个魏晋时期的书法有一个脉络性的把握。
关键词: 魏晋；书法艺术；历史；发展；意义
中图分类号：J292.23，J01文献标识码：A
Deriv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rtistic Creatio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ith Calligraphy as an Example
CHU Xiao-qin
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注:(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持续四百年之久的汉王朝寿终正寝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三国鼎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社会始终在紧张、恐惧、压抑、残酷的气氛中进行。权力更替的频繁、社会秩序的解体，伴随着旧礼教的崩溃、思想与信仰的自由等等，带来了继先秦之后的第二次社会大变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被日益巩固，小奴和工商奴隶由此沦为领主土地的农奴。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如此的社会大动荡造成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转折。两汉的经学一蹶不振，标志着新的体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贯穿了整个社会。王充《论衡》被重新阐释乃至流行，刘邵《人物志》的出现，佛经的翻译，先秦诸家又为人们所重视与探究，一种真正的“纯”哲学与“纯”文艺由此产生，并由二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注:(本文依照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中“人的主题”说。)
本文因题目篇幅所限，仅就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这一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他如哲学、文学、绘画等也在各自的门类上展现出前无古人、灿烂无比的光芒，使得整个魏晋时期的艺术世界更加辉煌。
一
公元2世纪末叶，东汉王朝先后经历了两次大乱——“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东京、西京地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正如所谓“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君”，天下分崩离析，军阀割据混战，东汉王朝在战旗猎猎、狼烟浩浩下颠沛流离、苟延残喘，“名教”统治已崩溃，统一格局不复存在。公元220年，曹丕建国称帝，刘备、孙权相继效仿，形成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东汉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损益，文化亦然。在书法一事中，与绘画一样，当时的体势皆与汉末一脉相承，整体格局朴实茂密，纯古憨厚，内蕴法度。庙堂巨制的《上尊号秦》《受禅表》碑刻，朝廷刊定经典的《三体石经》，军将纪功的《母丘俭纪功残碑》碑刻，势族官僚的碑表神坐如《曹真残碑》《王基残碑》《鲍寄神坐》《鲍捐神坐》，以及一些墓砖文字，不论是书家的精巧之作，还是出自下层写手的笔下，书写的体势不是篆书即是隶书，无一例外，约定俗成的习惯势力在发生作用。这一时期的刻石书迹基本上采用篆、隶，可谓承袭东汉的风尚，因循东汉的传统。三国时期非常知名的书法家邯郸淳、梁鹄、钟繇、韦诞皆是由汉入魏的士人，他们的书法风格同样是奠定于东汉。无论是篆书、隶书、行草书、正书，都是由东汉业已形成的流行形式中派生出的新潮流。换句话说，曹魏时期的书法的“新”（非碑刻书法）的信息都来源于上代，经探索、整理而发展创造的。当然，这种发展、创造是与魏晋君王多好书法有直接关系的。曹操父子，均有书名。曹操身为不可一世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书法艺术的先行和实践者。张彦远《法书要录》曰：“曹操尤工章书，雄逸绝伦”。曹操对书法的态度和兴趣，无疑推动了当时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亦工书。曹丕曾经“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曹植一生不得意，但他却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的书法张怀《书估》列为第三等，“庶几右军草书之价”。宋朝宣和内府藏有传世的曹植章草《鹞雀赋》一纸，宋人称赞他“胸中磊落，发于笔墨间者，固自不恶尔”。注:(黄伯思《东观余论》。)还有魏明帝曹睿、齐王曹芳等亦好书法，当政者的喜好和推动对书法本体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正因此，魏国的书家大多萃集都城洛阳，多是精专某体书法而名世，同时也兼通他体。颍川邯郸淳与梁鹄属于同时代人，师法曹喜，精通八体、六书。河东卫觊“好古人，鸟篆隶草，无所不善”。颍川胡昭与钟繇同出于有“行书之祖”之称的刘德升门下。胡与钟的书法有“胡肥而钟瘦”之谓。京兆韦诞书学邯郸淳。韦诞的大字楷书当时负有盛名，凡宫中宝器均有他一人题写。陈留苏林，清河张揖也是魏国知名书家。还有需要指出的是魏国书家群中有一些书家是当时古文字学的学者，是当时的“儒宗”。
这个时期的书法典型代表当推一代宗师的，应当是能与“二王”并称的钟繇。在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复杂政治环境中，钟繇把曹操视为英雄，帮其逐鹿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帝时拜为相国、太尉。钟繇作为一名重臣，其主要精力在政治上，业余时间留心翰墨，但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的声明远远要超过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并赢得了“楷书之祖”的美誉。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对钟繇的书法、师承、特点、擅长的书体介绍的最为详细：“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刘）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宏观来看钟繇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最主要的贡献，当是楷书。传世书迹有《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等等。其书作运笔的轻重缓急，结构的疏朗旷达，或正或偏，诚具方外之妙，高古淳朴，超妙入神，有所谓“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之趣”。钟繇书法对正书的形成有开创之功，并为正书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奠定了基础；他为行书立法，并使其得以迅速普及，在他的身边有很大一群追随者，王导、卫夫人、王羲之等。魏晋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旧书体在沿续中得以改造，新书体正蓬蓬勃勃地兴盛。而钟繇的书法建树，就是这个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他不仅是新体书法的立法者，而且是“魏晋风韵”的奠基人。
吴国的政治制度与魏大致相同。黄巾起义时并未受到冲击，社会比较稳定。孙权建立政权后，北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吴国碑刻有篆书《天发神谶碑》与《禅国山碑》传世。《天发神谶碑》字形略方，结体为篆法，且杂以隶书笔势。运笔方折，垂笔皆失，如利刀森森。《禅国寺碑》圆转方折，间杂隶法，亦为篆书中的代表作。隶书碑刻《谷朗碑》圆凝规整，含蓄古雅，但字形上还保留汉隶余绪。吴国书迹有一部分通过砖文和简牍流传至今，这些墨迹体态多种多样，构思奇特，有美术倾向。吴国书家中比较著名的是皇象，也只有他能代表吴时代的风格。传世作品《急就章》，点画简约，凝重含蓄，多存隶意。三国时期的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隶书风行了数百年之后其书体的演变方向指向了楷书和章草书体上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三国时期已经显现出了由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趋向。
二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皇，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司马炎灭吴，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被统一的西晋所代替。可是这种统一是短暂的，到了晋武帝子惠统治晚年，爆发了“八王之乱”，使得北方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
横跨魏晋的一个影响很大书学世家我们必须要提到那即是卫氏一门，卫氏是河东安邑的儒学望族，他们以儒学经术进身仕途，居朝秉势，或者左右州郡，操纵乡议，累世清贵。卫氏以书学显名，始于卫觊。羊欣说卫觊“草体微瘦，而笔法精熟。”注:(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梁庾肩吾在《书品》中列卫氏书家凡五：卫觊、卫宣、卫夫人等五个人中，卫夫人非卫氏宗族中人，但她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她有一个王羲之这样的学生。公元290年左右，卫恒被杀，卫氏一门书法有盛转衰。然而，无论怎么说，卫氏书法在曹魏至西晋，绵长几十年，其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卫氏书法在传承古法、古体和文字学书学研究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王书流派形成的重要因子。
西晋是旧道德崩溃的时代，以司马氏为首的集团荒淫无度，贪婪奢侈。这种“以奢靡相尚”的风气也引起了一些官僚的忧虑。一方面西晋士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和焦虑，他们尽情的享受生活为自己提供精神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使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人格和风度。遗世墨迹《平复帖》就是写于此时，书者陆机，东吴人。其书风和“二王”以来的所谓今草完全不同，但也不同于皇象的《急就章》与索靖的《月仪帖》。西晋还有一个重要的书家是索靖。他是汉代张芝姊之孙，传张芝草法，以章草名世。有《月仪帖》和《出师颂》传世。
西晋的碑刻很少，知道的只有《辟雍碑》。这可能是与曹操饬令禁碑、树碑之风有关，再加上政治环境恶劣，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没有物力和财力树碑立传。因此偏于一隅的敦煌写经和楼兰残纸也就成了这个时期的重要书法遗品。
在长达16年的之久的“八王之乱”后，公元4世纪初，司马睿赴建康镇抚南方。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王，次年即位，为晋元帝，延续晋之正统，史称东晋。
晋室南迁，建康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曹魏、西晋时期形成的书风也随之南下。由于时代的原因，曹魏、西晋时代的书法大族（包括钟、卫）至东晋时都门第衰落。这时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成为了当时的望族，东晋的书法门户被打开了。东晋是“门阀政治”的时代，皇室与高门氏族“共天下”，领导书法潮流的人物都是高门士族，名流书家无不出自士族，所以我们要想了解东晋的书法、书风、及其发展的面貌，必须从士族书家入手。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现象是：东晋士人的信札来往中，书法成了他们攀比的主要手段之一。
颍川庾亮长于行书，弟庾翼书法传少时与右军齐名，另外在庾肩吾《书品》中也有庾翼书法地位高于右军之说。高平郗氏书法始于郗鉴。《书断》曰：“草书卓绝，古而且劲。”
政治家谢安除了军事才能也极善书法。在此必须要提的是琅邪王氏的王右军即王羲之。钟、张之后，东晋士人写草书、行书已经蔚然成风，新的笔法已经成熟。王羲之吸收多家书写的样式，去质增华，拓展了书写的表现性，把东晋的妍丽之风推向了新的境界，成了钟、张之后的又一代宗师。在历代的书法理论中对他都做了极高的评价。由于王羲之的创新，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书法风格。这一点范文澜有过精辟的论述：“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了一种主要的艺术。魏钟繇始创真书，独辟新境，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取汉魏书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化钟繇的书法境界又自创新境。”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王羲之的传世作品很多比较著名的象《兰亭叙》《丧乱帖》《快雪时晴帖》《东方朔画赞》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东晋时代，再有一位完全能代表晋人一派风流神韵而书风比王羲之更放达者，即是王献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父子齐名，称为“二王”。王献之是以六朝风流名士的心态与情调来作书的，走笔如风，酣畅淋漓，活泼飞舞，一笔连数字。王献之有《中秋帖》《鸭头丸》《洛神赋十三行》传世。另外王氏一族王王旬《伯远帖》也能代表晋人书法的风貌，能够体现出晋书的“韵”味。
晋室东迁，虽有北伐之举，但士族依旧沉浸在纷华糜烂的生活中不能自拔，最后未能逃脱灭亡之灾。公元420年，东晋王朝在刀光剑影又充闻靡靡之音的历史舞台落下帷幕。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的对立开始了，而其书法的主流仍以“二王”一系新兴书风所笼罩，后代也是书家辈出，他们大都有书作传世，在中国书法史上光芒四射，奉为经典。
三
魏晋时期政治斗争十分残酷，许多的名士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了断台头，嵇康、谢灵运、范晔等这些在当时是第一流的诗人、学者、哲学家、艺术家。对于这时的士族们来说，不可能不产生忧恐与惊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外表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是更强烈地执著人生。他们寻求山水、放浪形骸，把精神寄托在饮酒作诗上，而内心却始终处在一种莫名的矛盾复杂状态中。士族们的心思、眼界、兴趣自然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而转向艺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形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对魏晋风度深入的了解与想往，正是艺术精神的一种旨向归依，也为我们现代书法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趋向有着不尽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