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被查后，谁来补位
时间：2021-02-13 07:52: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补位的第一原则是不耽误具体工作：“工作分轻重缓急，与省级副职相比，市级主官和中央机构一把手位置更加重要。”
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官员已达31人，其中省部级官员7人，2011年选出的13名省委常委中，如今只剩下9人。
这只是全国“落马”官员中的一部分——十八大后被中纪委直接调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有48人。
这些官员被查后，留下了大量岗位空缺。但相对于他们被调查的突然，他们空出的职位得到填补的速度，要慢很多，迄今不足半数。
近日，吉林省原省委书记王儒林、湖南省原副省长盛茂林相继跨省入晋，履新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山西省委班子开始重建。
“领导干部补位就像下棋，每一步都要看到影响。有时要看到全局，有时需要往后看几步。”四川大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专家、党委副书记罗中枢说。
慎重补位
“领导干部补位就像下棋，每一步都要看到影响。有时要看到全局，有时需要往后看几步。”四川大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专家、党委副书记罗中枢说。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补位速度慢了。”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说。但他认为，这也显示出中央选官十分慎重。
在市委层级，随着广州、昆明新任市委书记先后到任，除今年8月28日刚刚被宣布调查的太原市市委书记陈川平外，广州、昆明、遵义、西宁市市委书记全部都得到了补位。西宁市市委副书记王建军，在原市委书记毛小兵被调查后20天，便被任命为西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是补任最快的一位。
与市委书记相比，七名“落马”副省长空出的岗位中，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和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留下的空缺，仍没被补齐。倪发科自2013年6月4日受中纪委调查，至今已有457天，是空缺最长的职位。
四川大学教授罗中枢解释说，补位的第一原则是不耽误具体工作：“工作分轻重缓急，与省级副职相比，市级主官和中央机构一把手位置更加重要。”
在中央机构层面，除国家质检总局原副书记、副局长杨刚和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外，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等人被调查后空出的职位，都已有官员补上。
罗中枢说，中央机构对官员的选择范围更广，补位官员可以来自地方，也可跨部门调任，例如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之前是江西省省委副书记。
党政系统的干部补位尚算及时，但12名来自政协系统的落马官员留下的空缺中，只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的职位被葛洪元补上。迄今为止，广西、辽宁、安徽、四川、山西、陕西等省政协副主席落马后并无补缺。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落马后，中央也暂无补位动作。
五名人大落马官员留下的空缺，也暂时无人填补。落马的山西、江西、四川省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都未被补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认为，补位快慢和该机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的责任性质有关。
另外，人大、政协副职官员的补位，程序和党委政府也有所不同。地方人大政协的副职领导，一般要经过全体会议选举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官员的补位速度偏慢。
补位关键，在于尽可能不影响国家整体的运行。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的职位，在落马后4天就得到了补位；在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被调查两天后，张毅就代行了国资委主任职务。
没人补位不代表没人干活
一般来说，官员补位有三条基本路径：上级副职下派；本级副手或下级正官直接升任；由其他地区或部门“空降”。
罗中枢表示，十八大后，中央任用干部更加谨慎。随着落马副省级官员的增多，官员补位开始给人一种“赶不上”的感觉。
2014年2月18日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落马后，5月30日海南省政府发布任命名单，陆俊华补位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不料，仅一个多月后，另一副省长谭力即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
至今，海南省未再有增补副省长一职的官方消息。在海南省政府网站“领导介绍”栏目中，目前只有五名副省长在列。除海南外，江西、安徽、山西受调查副省长所留下的空缺仍未被补齐。
罗中枢认为，副省长提拔时间拉长，有体制原因：“从厅局级提拔副省部级干部时，厅局级需要进一步的考察，考察本身需要时间。”
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说，注重干部基层经历，防止地方官员“下套”和糊弄，是从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中得到的基本经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落马”官员的活儿完全没人接替。
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落马后，他分管的工作已被分摊到了其他副省长：副省长李国梁负责招商引资和开发区规划与建设工作，分管省外事侨务办；副省长陈志荣接下了省地税局、省粮食局的分管工作；副省长王路接下了省统计局分管工作。
冀文林的继任者陆俊华，也并没有接下冀文林的所有工作。根据海南省政府网站，陆俊华负责原属冀文林分管的海洋渔业和国资，分管海洋渔业厅、省国资委、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看来，和领军的主政官员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任用方式不同，副职人数多，在班子中的工作更好协调补充，更灵活。
这种灵活性使补位官员能够更好发挥个人经历和特长：陆俊华曾在民航总局工作多年，因此在海南省副省长任上，负责分管省政府民航办；他也曾任国务院应急办公室主任，所以还负责分管省应急办。
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的继任者曾欣，甚至没有继任郭有明的任何具体分管职责。曾欣来自公安部，在副省长任上分管公安、消防，兼任湖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而此前郭有明分管的水利、农业、林业等领域工作被分给了梁惠玲、甘荣坤和王晓东三位副省长。
基层经验优先
从已有20余名补位者简历中可见，地方主政官员的基层经验尤其丰富，一些地市一把手的接任者来自基层并曾主政一方。
例如，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曾任昆明市副市长，曲靖市委书记；遵义市委书记王晓光是山东人，长期在贵阳市纪委任职，曾任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以及六盘水市委书记。
补位的中央机构官员，也拥有丰富基层经历。接任刘铁男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吴新雄，仕途起步于江阴市长江服装厂，有在江阴市、无锡市、南昌市的主政经历；国资委主任张毅曾是黑龙江省呼玛县林场工人，曾在黑龙江省塔河县、大兴安岭地委任 职。
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说，注重干部基层经历，防止地方官员“下套”和糊弄，是从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中得到的基本经验。
在补位省委、省政府干部中，一些干部也曾有意接受基层锻炼：接替内蒙古自治区常委、统战部部长的布小林，毕业后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法制局工作18年后，曾被派往阿拉善盟任盟委副书记、书记共四年。
但大部分省级副手职位上的补位者，仍成长于省级机关。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的继任者柯尊平，在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一职上，调到省政府任省长助理、副省长、省组织部长，并在李春城落马后升任省委副书记。
继任湖北省副省长的曾欣的履历则更为简单，毕业后他进入公安部，二十多年没有离开，升任公安部技术侦查局局长后，直接调任湖北省政府省长助理、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今年3月接替落马副省长郭有明。
罗中枢分析，机关干部典型的“家门、校门、机关门”的培养方式，在十八大后已被弱化：“现在厅局级、副部级的干部或者干部后备人选都要去基层，不只是挂职，而是实实在在的干。”
“因材施用”
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仕途一直在吉林发展，历任吉林省四平市、通化市、延边自治州、长春市多地一二把手，山西是他异地主政第一站。
“他是来救火的。”罗中枢说，王儒林的履历使中央相信，他有能力抓好山西贪腐问题。
新任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也是“救火队员”。2012年，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任学锋曾到广州与市长陈建华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双方“攀亲戚，找商机，谋合作”时，谁也没有预料到，两年后他们将成为同事。
这次补位的干部，大多“因材施用”。张毅此前曾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纪检工作经验长达18年。在中央“八项规定”背景下，“老纪检”张毅履新国资委主任，和中央对大型央企廉政问题的重视有关。
张希贤分析称，过去一些地方选拔干部看“圈子”，领导身边秘书、组织部门自己的干部和党委、团委办公厅干部更容易受到重用：“重用自己信任、熟悉、了解的人，把组织部门困在了狭小的圈子里，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进不了提拔名单。”
“以前要想‘卡’住官员升迁，民主推荐票数和年龄都可以一刀切。”罗中枢说，随着十八大后上级组织部门和同级党委权重的加大，干部选拔也更加注重能力。
罗中枢预测，今后，省部级以上干部选拔中，社会科学出身，有基层经历、海外背景、学历高，并且经历“对口”的干部们将有望获得更多机会。
摘自《南方周末》第159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