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2005年以来，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研究随着四批试验区的设立，尤其在天津滨海新区试验区设立后迅速展开，相关理论问题基本都有所涉及。重庆、成都、武汉、长株潭四个试验区的设立，对之前的认识和研究成果提出挑战，相关理论研究有待深入。总体来看，当前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能适应迅速开展的改革试验实践，存在一些重要不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6—0019—05

改革试点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举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进行了两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试验)，对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六大前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同民生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成为改革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开始了第三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即2005年以来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置与试验。

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2005年6月和2006年6月分别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设立了重庆市、成都市两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又设立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个“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较早提出了设置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未获得专文批准，但深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在当前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中央和各界的充分肯定。自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获批首个试验区到2007年年底，全国共有18个省区市提出申报21个试验区。2005年申报4个，2006年申报6个，2007年申报11个。此外，全国各省市也在各自范围内设立了省级、地级、县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与长株潭两个试验区设立后，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近期将不再新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表明中国改革试点布局已基本完成。

一、研究概况

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展开的理论研究始于2005年，但直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获批之后才有大量研究论文出现。随着武汉与长株潭两个试验区的设立，全国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布局基本完成，2008年研究论文数量明显下降。通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2005—2008年论文公开发表数量见图1。2008年7月17日通过CNKI全文检索，在篇名中检索“综合配套改革”，并从检索结果中剔除探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问题的论文后，2005年至2008年的论文为214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38篇，无论全部期刊还是核心期刊，2007年都是最高的，所占比例分别达到58％和74％。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有15篇发表在深圳《开放导报》杂志上，占总篇数的39％，有13篇为天津研究人员发表，占34％。

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实践活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相关文献大量以新闻报道与评论、政府政策发布、领导讲话、地方经验总结与交流等形式出现。国家发改委体改司网站设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专题，对中央及各地综合配套改革相关政策、报道、总结进行集中发布。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om.cn)对综合配套改革有系统、跟踪的文献收集与发布，2008年6月站内搜索“综合配套改革”可检索到相关文献262篇。各试验区除了政府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之外，也有地方性刊物发表相关政策、观点、评论和经验总结，如上海的《浦东开发》、四川的《四川改革》、重庆的《新重庆》与《决策导刊》、天津的《港口经济》等。本文主要是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理论性研究文献的综述。

二、基于津沪深三地的研究

在成渝两地设立试验区之前，基于津沪深三地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相关的主要理论问题都已涉及。

其一，试验的背景。李罗力和陈文玲强调此次试验的背景是中国改革模式面临重大转型，如改革从以经济体制为核心向经济与社会全面深入变革转变，从普惠向存在利益调整的多数人受惠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等。郝寿义和高进田认为开展此项试验是日益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从浅层向“深水区”推进两方面的要求。

其二，试验的意义。李罗力认为开展此项试验对于改革顺利转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新阶段，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新的改革动力和改革思路具有重要意义。汪玉凯则认为浦东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意义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中央设立深圳特区对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其三，试验区的内涵与特征。郝寿义与高进田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内涵归纳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的带动与示范作用、综合配套改革层面的系统性和试验区层面的先试先行。他们认为试验区的特征主要有三：其一，改革的广度不同。从以往的经济体制变革主导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改革开放的深度不同。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试验将触及到一些体制内核问题；其三，改革开放的路径不同。以往主要是“政策优惠牵引、开放搞活拉动”，是一种“外来型”的发展模式，此次试验则强调“内源式”的现代化模式，不依赖于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侧重于自主创新的历程。袁易明认为此项改革试验具有更加注重社会发展(改革从效率导向转向公平导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更加注重协调性三个主要特征。

其四，试验的理论依据与空间扩散模型。王家庭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看作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认为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区域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空间结构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进一步基于空间扩散理论建立了改革试验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模型；郝寿义和张换兆也将制度创新及制度扩散作为改革试验的中心任务，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建立了以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制度供给及制度空间扩散模型。

其五，试验区的设置要求。杨建文与胡晓鹏探讨了试验区的设置要求，认为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经济基础和制度创新条件，应当在这些地区设置试验区。王家庭认为试验区的设置需要具备区位、资源禀赋、科技创新能力、投资环境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并重点论证了天津滨海新区设置试验区的条件已经成熟。

其六，试验重点展开的领域。李罗力和袁易明探讨了改革试验的主要领域，主要包括政府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创新型社会的体制和机制、建立法制社会、建立循环经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金融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八个方面。其中，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置于首要位置。

王淑莉、王振波与王丽艳对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作了专门研究；陈文玲讨论了津沪深三地的自由港建设问题；李竹兰与郝寿义探讨了改革试验的立法保障问题。

其七，对试验的建议。魏后凯、李罗力、王家庭、杨建文与胡晓鹏、袁易明等人对开展试验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落实先试先行权、加强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加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激励、加强立法保障明确试验区的法律地位、加强前期研究和后期总结、加强上下互动与区域联动等等。

其八，津沪深三地试验状况。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对津沪深三城论坛的综述总结了三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进展情况。杨建文与胡晓鹏也对三地试验情况与近期规划作了比较研究。左江平主要比较了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的试验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追踪》课题组对天津滨海新区改革试验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三、成渝试验区设立之后的研究

2007年6月重庆市与成都市获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针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文献迅速涌现，取得的主要进展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和意义形成共识。一般认为中国当前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求设立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探索破题之路，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探索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需要。

第二，明确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置在重庆市和成都市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两地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具有典型性；二是有助于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形成带动长江上游地区，乃至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三是两市具有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经验，成都市2003年启动的统筹城乡发展相关措施已初见成效，重庆则在三峡移民及安置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三，初步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目标与任务。杨伟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最高原则是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步过上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林凌强调应当把发展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第一要务，必须以统筹城乡改革为动力，大大提高整个试验区的经济实力。实行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和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张克俊与何飞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背景、目标、实施重点、发展模式、评价标准和中央政策等方面，同改革初期的深圳特区，以及新在浦东和滨海新区设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很大不同。欧阳君山强调了成渝试验区重在社会问题的特征，将其称为“社会特区”。

第四，初步明确了改革的主要领域和难点问题。杨伟民与林凌分别讨论了改革的主要领域，综合起来包括9个方面：(1)建立城乡统筹的行政管理体制；(2)规划体制；(3)基础设施投入与管理体制；(4)公共财政体制；(5)社会公共服务体系；(6)户籍制度；(7)社会保障体系；(8)产业发展机制；(9)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林凌认为当前亟待突破的两个领域是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四川省公安厅课题组重点考察了现有户籍制度的现状与弊端，提出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第五，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了探索。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课题组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领域着手，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规模经营、城市发展、社会和谐等六个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据以评价改革试验的成效。

第六，对统筹城乡改革试验进展的总结。李倩与谢必如、阎星与高洁分别对重庆市和成都市开展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情况做了初步总结。

四、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后的研究

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前，有少量研究针对中部地区，主要是武汉城市圈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杨云彦认为中部崛起对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应当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且论证了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地区的中心地位。余英杰也认为在武汉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实现中国东中西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探讨了武汉设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建立试验区后，两地关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城市圈”、“城市群”和“两型社会”。截止2008年7月17日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上篇名包含“两型社会”、“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关研究论文分别为73篇、50篇和66篇，篇名包含“综合配套改革”的研究论文为49篇，但主要是对地方改革或某些特殊领域改革实践的思考或评论，两地的学者较少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般性问题做专门研究。

近期少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主要来自天津、广东、海南的一些学者。迟福林和方栓喜对四批改革试验区进行了综合比较，进一步分析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背景、意义、内涵、重点和关键；高进田进一步认为基于制度创新的增长极理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王家庭和季凯文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评价指标和选择候选城市的标准作了专门研究。王家庭与张换兆在郝寿义与高进田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内涵，并重点分析了其与以往改革模式的不同之处。赵景来对学界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内涵与特征、主要任务与目标设定、对策等研究的观点作了概述和比较。鲁国强借鉴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基本思想分析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其实质是制度的变迁。刘力与林志玲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以往特区的差异、改革试验涉足“深水区”、综合配套改革的本质是解决科学发展问题和试点需要体现区域协调思想四个方面阐述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性质，并通过比较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和成都市的区域经济特征总结了改革试验区布局的条件与要求，据此提出试点区域的空间推进的三种不同模式。

五、近期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中国近期改革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2005年以来，相关研究的开展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导向和宣传作用。但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状况仍然相当薄弱，存在一些重要不足。

第一，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本内涵的认识还不明确。从2005年6月到2007年12月，先后四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准设立，理论界对改革试验区内涵的理解随着新试验区的设立而发展，尚未形成统一明确认识。上海浦东新区获批之

时，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涵的理解侧重于强调改革模式的重大转型，强调从依靠优惠政策转而依靠制度创新；天津滨海新区获批之后，研究文献对试验区的理解更强调其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作用；重庆市和成都市获批之后的研究着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这一主要任务；武汉和长株潭获批两型社会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城市圈”、“城市群”建设和“两型社会”成为新的关注中心。至此，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涵盖了改革转型、增长极、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城市圈(群)、两型社会等多重内涵，它们之间是何种联系，核心是什么亟待深入研究讨论。

第二，研究文献呈明显的地方性分布，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全局意义不相适应。现有文献作者和发表刊物主要分布于天津、深圳、上海、重庆、成都、武汉等获批设立试验区的省市，其中较多研究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解释带有明显的地方倾向，其他省市除少数论证本地区有必要设置试验区之外，对这一关系改革大局的论题缺乏广泛深入的关注。

第三，缺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风险与阻力的研究。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模式亟待实现重大突破的背景下推出的，与之前市场化导向的普惠型改革相比，改革的复杂程度更高，阻力和风险更大。现有文献缺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风险与阻力还缺乏足够的重视，缺乏专门的研究，更多地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作为本区域经济社会实现率先发展的重大机遇。

第五，缺乏运用现代前沿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实证分析。除少数研究之外，现有研究多是对改革试验的理解、描述、设想和经验总结，缺乏运用前沿理论与方法的深入分析，也缺少基于大量事实与数据较为严格的实证分析，这不利于按照科学发展的原则开展改革试验。

第六，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诸多理论问题亟待深入研究的情况下，研究热情正在迅速下降，成果剧减。如上所述，目前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背景、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期，更加深入的研究急需在改革试验迅速推进的同时展开。但随着改革试验区布局的基本确定，理论界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关注热情迅速降温，相关研究也越来越集中在统筹城乡、城市圈(群)建设、建设两型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对深层理论问题的关注迅速减少。2007年篇名含“综合配套改革”的研究论文135篇，其中核心期刊28篇。2008年上半年篇名含“综合配套改革”只有49篇，而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和“两型社会”为题的论文总数达189篇。并且，这2008年的这238篇论文中对一般性问题较深入的理论研究较少，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竟然为0。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关系全局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和调整。应当说，目前的理论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研究中的不足更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理论研究是对实践较为系统深入的认识，所反映出的问题往往代表了实践中较为普遍的认识。充分认识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有助于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起步阶段把握方向，加快进程，避免失误，这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关理论研究面临的紧迫任务。

(责任编辑　傅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