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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安全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意义

    时间:2021-02-17 07:54: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意识形态,是反映国家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形式,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中能够确保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境外宗教渗透,保持跨国民族关系正常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边疆治理;民族团结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7-0024-03

    国家意识形态,是反映本国家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形式,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要使其在社会思想领域占主导作用,而且要同时避免外来意识形态的侵入,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我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其根本利益也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分布在两万余公里的国境线上。一方面,因地理位置特殊,敌对势力偏好利用这样的地缘因素蛊惑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进行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等反华活动,消解或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对社会的稳定、民族团结和边疆的巩固构成重要威胁;另一方面,也因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制度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和受众对于理论本身的认识、理解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制约”[1]。随着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意识形态安全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其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战略中的意义也更加突出。

    一、意识形态安全能够确保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民族团结

    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边疆地区,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防线的重要领域,民族团结工作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问题。坚持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不仅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追求,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保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

    在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密切交往、友好相处、相互依存是我国各民族之间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既坚持统一国家一体性原则,又尊重各民族多元化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制度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统一,又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的自治权利,将国家富强与民族发展结合起来,真正维护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特征。这一实践过程也彰显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的稳定团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多元民族文化共存,民族融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民族团结态势的维续也面临新的挑战,使得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不同思想的相互碰撞。近些年来,国内外分裂势力利用各种媒体与非法出版物等对中国进行反动思想渗透,利用非法活动进行反动舆论宣传,对我国的民族团结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事实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容忽视,国家的分裂就意味着人民群众的蒙难。坚持反对分裂主义,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这正是民族团结的第一要义,也是民族团结的根本政治原则。”[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民族团结的根本保证,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巩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团结。

    二、意识形态安全能够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建设成为党的工作中心,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理念符合国情,且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下,中国也坚持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比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展“兴边富民行动”等,在调整民族经济产业结构,提高边疆经济综合实力方面都产生了显著效果。然而,进行区域的比较,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仍是中国边疆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由于边疆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造成了一些地区的发展落后,部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还亟待解决。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多数还是依靠农牧业和初级加工业,这就决定了边疆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艰巨性。边疆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经济悬殊容易使边疆地区人民无法感受到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惠及自己的利益,使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产生各种思想冲突与浮躁心理,同样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效益,一些边疆的干部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与价值观扭曲,造成了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的损失,导致一些反动思想趁机流入,对边疆地区经济造成危害,并由此恶性循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边疆地区把经济建设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与重点,夯实边疆地区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结合自身民族特点的基础上,构建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加快发展民族经济,引导并鼓励边疆群众尽快融入市场,跟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那么,只有在边疆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紧紧围绕着这些发展要求,才能真正对边疆经济建设起到指导作用。“意识形态一经产生,便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力量,论证自己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规范和控制人们的行为和行动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4]只有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才能更好地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意识形态安全能够维护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社会稳定

    意识形态作为本阶级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它强大的力量就在于能够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来深入民众内心,影响民众的行为,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生活。一个社会是否稳定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来调整和解决社会矛盾,意识形态的引导就此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不仅能够有效地对民众的思想行为进行指导,而且能够使民众成为意识形态的示范者和发展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行为规范上约束的同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这样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稳定有了保证,资产阶级颠覆社会主义的图谋也不会得逞。

    近年来,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国家边疆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民族群体性事件成为危害社会的重要现象。造成民族之间冲突和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民族之间由于利益分配、地理和历史等原因,再加上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民极易受到境外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煽动与鼓吹,从而引发了民族地区的矛盾。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上的差异,相互了解和尊重不够,极易造成民族之间的纠纷和误会。如果处理不好这些差异,就会造成民族间的歧视或者干涉,也会造成摩擦与冲突,酿成事端。

    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养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逐渐地使人们超越地域、血缘、民族、宗教的限制,充分地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凝聚力。还要依靠具体的措施,利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如大力宣传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让和平共处、共同繁荣成为民族相处的主旋律;制度完善的法律、法规,打击蓄意破坏民族关系、制造民族摩擦的行为等。此外,还要加快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边疆的人民,只有使人民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真正地认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

    四、意识形态安全能够防止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境外宗教渗透

    宗教是从原始社会就发展至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武断否认其在伦理道德、信仰理念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宗教依然还具有一套极为精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是它能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不断延续的重要保障。在特定的范围和情况下,宗教具备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和基本经验进行积极探索,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原则,包括: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对宗教界人士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五大宗教平等,政教分离等。这一原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族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和平等权。然而,在边疆治理中,却也避免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博弈。

    在历史过程中,宗教信仰多元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在处理宗教问题上,也不断地进行着探索。“文革”期间,宗教信仰受到限制。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恢复了人民群众宗教信仰自由,再加上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也为宗教在民族之间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时至今日,宗教作为边疆民族意识形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追其根源,除了与传统的延续相关之外,边疆地区广大农村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还比较落后,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单调,其成为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社会根源,这同时也为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通过互联网、广播、印刷宣传品、讲学或秘密传教等,境外宗教渗透到边疆地区,除了在意识形态影响边疆群众,还利用宗教传播扶持分裂势力,以达到其破坏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政治图谋。

    社会意识形态多元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国家的政党如果不想失去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当前,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宗教渗透已经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威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像边疆民族地区这样的思想阵地,正面的不去占领,非正面的就会去占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科学的、伪科学的就会去占领;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去占领,非主流的就会去占领。因此我们必须要牢牢地占领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阵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用科学的、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民族地区大众的头脑,打牢边疆地区的思想阵地,使所有公民都具备最起码的反宗教渗透意识,从而使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无立足之地。

    五、意识形态安全能够保持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跨国民族关系正常发展

    恩格斯说过:“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5]中国是一个边境较长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30多个少数民族跨国而居,有的跨境民族甚至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习俗、信仰等都是相同的。例如彝族、哈尼族、京族等跨居了中越两国,还有跨居中缅两国的独龙族、傈僳族和傣族等等,在国与国的边境上,两国的边民之间的接触交往是很频繁的,包括贸易上的往来、通婚、探亲访友等。

    “跨国民族是一种兼有国际关系和族际关系内涵,又兼有政治与文化内涵的特殊人们共同体和族群集团,这就客观决定了跨国民族的性质与特征,即多发性和不安定性。”[6]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跨国关系如果没有处理好,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外交与多边合作,甚至影响到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从而引发国际冲突,为国内外分裂势力制造可乘之机,破坏了国家的稳定发展和领土完整。当前中国的跨国民族关系整体呈现和谐稳定发展的局势,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形成恶势力威胁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比如“东突”组织分子,在国际上散布谣言,发表分裂言论,组织反华活动,目的就是挑起民族矛盾,危害祖国统一。

    跨国民族是连接国与国的桥梁,但是我国跨国民族聚居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该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人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边境贸易,促进跨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拉近了边疆与内陆之间的差距,有效避免了因为民族差异而引发的民族心理变化,粉碎了分裂势力以民族矛盾为借口,伺机损害国家利益的妄想。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依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发表了重要系列讲话,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肯定与支持。近些年来,国家也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断关注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对外开放,尊重并发展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历史的经验也启示我们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和一个国家国力、对外界的影响力大大相关,我们也要抓住改革开放这一发展机遇,利用跨国民族的优势特点,以发展跨国民族关系为契机,加强与改进对外开放与多边合作,把民族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这对加快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巩固国防,并形成良好国际周边环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云.边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一种解释——基于少数民族意见领袖的分析框架[J].前沿,2014(8):59-61.

    [2]安悦君.试论民族团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J].新疆社科论坛,2009(6):32-3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赵兴伟.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与经济保障[J].财经问题研究,2012(11):17-20.

    [5]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唐黎燕.浅谈我国跨国民族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J].黑龙江史志,2010(3):95-96.

    [7]杨云,侯宁,杨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民生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例[J].民族论坛,2013(11).

    [8]杨云,李玉娟,车辚.边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途径研究[J].新西部:理论版,2014(9).

    [9]杨云,纪大为,王晓艳.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探讨——以少数民族社会人际传播视野角度[J].新西部:理论版,2014(7).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y Security in the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Administrative

    YANG Yun, ZHANG Dan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he Marx doctrine, Kunming 650201, China)

    Abstract: Ideology is a reflection of fundamental national interests theory form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interest. Ideology security as an organic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could ensure national unityin the management of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prevent foreign religious infiltration, maintain transnational ethnic relationships develop normally.

    Key words: Ideology Security; Border management; national solidarity

    收稿日期:2015-01-04

    作者简介:杨云(1967-),男(傈僳族),云南武定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农问题研究;张丹(1989-),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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