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反思与理论重构
时间：2021-02-17 07:58: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应该说，选择对蔡仪的《文学概论》作当下的再解读，并不是一个时髦而讨巧的选题。尤其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中，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思考都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思想观念和方法上都有巨大的突破。在喧嚣活跃的文学理论研究潮流中，去关注一个早已“陈旧”的对象，好像有些“不合时宜”。作为1961年高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之后所编写的两部统编教材（另一部为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之一，当往昔作为权威的身份逐渐逝去时，当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的规律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掘时，《文学概论》就像一个落魄的“贵族”，一个孤独落寞的老人，激情不再，留给我们只是渐行渐远的模糊背影和略感沉重的话语记忆。
但历史不会真正消失，当我们回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及其教材体系建构时，蔡仪的《文学理论》的“经典意味”犹如“血色黄昏”的浓重仍挥之不去地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如果说记忆是一种情感，而反思更是一种责任。对待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态度也应如此。近代以来，我国的文学理论是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对西方的借鉴的复合情境中发展前行的，每一步都见证了中国现当代文论建构的探索和努力。
应该说，中国的文艺理论是亘古就有的，中国的文艺（学）理论教材则是现代的产物。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过历史的辉煌，在近代却呈衰飒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旋，开始了中国现代的精神启蒙;传统的文学语言也在倡导白话文的现实声势中遭遇困境，传统诗话、词话等感悟式批评话语已难堪阐释文学理论的现代大任。中国传统文论的思想特点和批评形态与“现代”理论范畴和知识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别，似乎只能“遥望”现代社会科学。所以在当时性属“西学”的文学理论教材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作为对于“五四”新思潮一致的理论期待的回应，也真正开始了在取境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努力。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模式和主流話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介绍到国内，并逐渐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口号下，结合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吸收苏联教材优点而编写出来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教材。不错，《文学概论》是属于它的时代的。当我们回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中时，我们看到了一种昂然耸立的高度，一声凛然严正的回响。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想，作为被文化群体和理论精英们主动或被动认同的对象，《文学概论》无形中提供了时代的“权威”。我们姑且先不去讨论社会体制之内国家意志和权力形式潜隐然而是强大的话语控制，也暂时先不讨论以蔡仪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学术背景和心路历程，单以《文学概论》提供的不同于此前文论的体系建构和学理探索，它就确确实实的给了我们一份信心和感动。
这是在建构中国化文论中直面现实的执著、开创新局的努力。“它是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取镜西方的超越，它是对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资源的中国现代文艺（学）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它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初步完成”。
有趣的是，当我们仔细研读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中国大多数文学理论教材，我们都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几乎就是蔡仪《文学概论》的摹本和改写本。浓重的蔡氏痕迹，成为20世纪后期中国绝大部分文学理论教材的特色和标志。
所以，当我们理性看待中国现当代文论进程，我们完全无法忽略蔡仪的《文学概论》。作为理论“范式”，它呈现了中国文学理论（教材）一个时代的高峰。作为一种典范，它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论30多年的权威体系和话语立场。
二
然而，笔者选择对蔡仪《文学概论》进行再解读，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历史的车轮早已迈入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而言，社会心理和内容变化了，顺应甚至契合时代的变化，是更合理的选择;中西思想的对话交流、互证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已成常态。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已然站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新的改变和建构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
早在20世纪80年代，对蔡仪《文学概论》的理论检视就已经开始，一方面《文学概论》的话语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局限和缺失日益明显，同时西方20世纪文论的大量涌入，形形色色的理论派别和观点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给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由于其追求理论的自足性、理论的批评化、理论的多元化以及理论的先行性，把更大的理论空间引入了文学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产生了一种震撼。当中国文论界的“失语”和“众声喧哗”都昭示了我们文学理论学科化建设的虚弱和尴尬时;当我们在寻求外国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寻求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寻求当下的文学经验的理论化的努力时;我们必须一方面以自己的问题意识，以独立思考的学术立场和批判性的眼光去吸收借鉴西方文论，另一方面以当下的理论视野，以绵延的精神传承，以通变自若的历史襟怀去重新审视我们曾经的“经典”和“辉煌”。
显然，站在当下的立场重新阅读《文学概论》，发现其时代局限和理论缺失是如此的醒目。一个哲学和政治压力下的文学理论话语模式;一个在局促的理论框架内建立起来的中国化的范本;一份具有别样观赏意义的“经典”记忆;一份若隐若现的隐含在权力话语之后的理性精神的历史遗产。最真实的历史是当下，当我们再次解读蔡仪《文学概论》的时候，我们显然已离开了过去三十年的立场，回到了更宏阔、更理性的当下理论语境中。
所以笔者对《文学概论》的再解读，就是试图以当下的文艺学为宏观平台，去寻找和分析这本教材建构的特定的逻辑基础和思想方法，去发现这种思想方法背后的动力和压力。并通过对其理论框架的重新检视和思索，一方面辨析其合理性，肯定其历史存在的“完整性”;同时也尽可能从文学理论学科的自身规律出发，梳理其理论阐述的不足，总结其理论建构的错位与缺失。从而考量《文学概论》的价值内涵和历史地位，并挖掘出对当前文学理论建设有警醒和借鉴作用的内涵和意义。
三
再解读《文学概论》，我们既感动于蔡仪等文艺理论家为建构中国现当代文论的思想自信和学术努力，也感慨于动力和压力交融下文学理论体系的错位与缺失。可以说，对《文学概论》的反思，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论进行解构的过程，一个让经典复归平凡、展示弱点的过程。而当我们收回审视历史的目光，关注当下的文学理论，却也同样感到一丝艰辛和无奈。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解构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解构与建构是共存一体的。”解构什么？解开影响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思想束缚，破除阻碍当代文艺发展的理论迷信。建构什么？那就是建构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论形态。但建构又谈何容易。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先后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喧哗与骚动，90年代的沉潜积累、自我审视，一直到本世纪初“文化研究”背景中的理论思索，但建构的完美仍在理想中。
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从知识背景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文艺理论界面对的难题，指出：“我国当代文论的总体思维模式和理论格局则表现为单一的哲学思维和审美规范，削弱了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和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同时理论研究脱离文本分析，在自身的所谓“规定”中寻求自适，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之间是多维断裂的散状态，当代文论难以真正形成有说服力的话语规范和知识标准;当代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更多的是无个性的结构性雷同，缺乏真正的知识亮点和创新。所以欲走出当代文学理论困境，应当考察当代文论得以形成的知识背景，重返文学理论的知识根基、厘清文论的知识构建思路。
许明、汤学智的《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从如何建设文学理论的角度，同样分析了今天文学理论面临的困惑。而董学文在其《文艺学：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一文对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困难、欠缺和可能的走向作了系统的论述。
学者们的理论思考，对文论建设和教材建设具有更深的启示意义，更加迫切呼唤良性、符合文学规律的文论话语的重构。重构的目的就是讓中国现当代文论走出历史迷雾和理论尴尬，走向理论圆融和学科规范。
重建文学理论学科，当代学人已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他们的思考观点，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如：钱中文主张沟通中西、古今理论资源，在交往与对话中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董学文主张融汇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三大文论系统，进而创立自己的新学派;王一川主张文论面向文化、在文化的熔炉中寻求文学理论的新变;另外，李春青、曾庆元、等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的争鸣，陶东风、姚文放等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的检讨与反思。种种探讨，或立足于思想资源、或着眼于学科依据、或侧重于构建路径，就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方向，从学理层面推进了文论的体系建构。
四
缘于当下活跃的思想氛围，在反思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对于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我们应有了明晰而开放的原则和思路：
进一步寻求理论突破。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发展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实现的。乔纳森·卡勒说：“理论的主要效果是批驳‘常识’，即对意义、作品、文学、经验的常识”。卡勒的说法实际上强调了理论的原创和超越。确实，文学理论一方面是对文学实践的观照、对文学规律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研究中对传统理论的质疑、颠覆与创新，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震撼力的理论才是现实和历史的需要。文学理论的发展，应是不断理论突破的前行之路。文学理论作为科学，应有“接着讲”的自身研究规律。要求研究者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去真正解决文学理论学科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冲破以往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如：在突破传统认识论的基础上，寻求审美论和文化论交融的合理性;从主体意识的张扬寻求人生意义和文学意义的完满;从多元体系的建构到文论体系完善的意图实现。
寻求中西、古今交流、对话。20世纪中外文学理论在研究趋向上发生过两次方向相反的“错位”，错位使得双方在理论起点和话语视野上有较大的差异而难以展开真正的交流和对话。8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从内部研究走向文化研究，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亦从内部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之后，双方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了相对接近的话语背景和理论思考，开始走向了真正的对话。“交往与对话是双方的理论各自获得复苏与生存，进而走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其实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文论交流、对话至少包括了横向交流（对话）和纵向交流（对话）两个向度。中西对话是两个体系的“理解、鉴别、融合”，古今沟通则是在自身传统中寻根、扬弃、创新。这是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资源，也是建立以我为主的文论体系的必由之路。
寻求独立话语建构。独立话语的建构，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学自信和理论努力。一方面在面对自己丰富的文学资源和鲜明的文学特质时，能提出有独创性和启发性的文论概念、范畴;另一方面强化自己的话语立场和理论自信，在“西方理论霸权”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建立当代中国自己的文论体系。所以，所谓独立话语的建构，其内涵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钱中文、童庆炳等认为，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要与当代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与外国的新的文学现象。”
针对具体的建构路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终的思路都走向了明确本根、广泛借鉴、话语独立。张少康先生主张“以中国古代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曹顺庆先生则主张经过借鉴吸收外来资源的“杂语共生阶段”、最终“返回自己的家园”和“民族精神”中。南京师大的王春云则就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提出两大策略：一是夯实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根基;二是搭建世界视域内中华文论“一体两翼”的理论构架，并进一步强化理论原创意识。“一体”指的是当前的文艺发展现状，“两翼”指的是中国传统资源和外来资源。
应该说，当下文论的建构就理论资源而言是丰富的。但如何对外来资源加以借鉴、融合，对传统资源加以传承、创新，以适应当下中国文论的哲学精神和现实需求，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还需要中国学人们继续努力。这项工作是艰巨而宏大的，同样也是意义深远的。
